更新时间:2018-11-15
昀卿 • 都灵之马:都灵之马的意义
引： 1889年1月3日，都灵，弗里德里希·尼采步出Via Carlo Alberto街六号的门廊，或许只是为了散步，或许是为了去邮局收信。也许是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也许是在离他挺远的地方，一个马夫正在与他桀骜的马周旋。纵使马夫如何生拉硬拽，马依然拒绝前行，以至于这个不知名叫Giuseppe、Carlo还是Ettore的马夫失去了耐心，扬起皮鞭猛抽起来。尼采拨开人群，上前去制止了正在气头上的马夫，结束了这残忍的场面。身材魁梧、满面胡须的尼采突然跃上马车，用手环住马脖子痛哭起来。他的邻居送他回了家。之后两天他沉默地躺在沙发椅上一动不动，直到他呢喃出生命中最后一句——"Mutter, ich bin dumm."（“妈妈，我真蠢。”）之后他还活了十年，温和但精神错乱，一直由母亲和姐妹照顾。
至于那匹马，我们就无从而知了。
看过《都灵之马》，能想起三个人，耶稣、瓦格纳和塔可夫斯基。当一个人将话语的把手从艺术家的群落松开时，他所能做的最具道德之事是把这种死亡呈现给他的怀疑，显然贝拉·塔尔完成了他的艺术死亡。都灵之马至今被看作关于尼采最优秀的影片，而在电影语言的递进下，观众所见的尼采之于世人正同马夫之于我们，难以理会又沉晌悲哀，在此之前的《当尼采哭泣》与之相比更像一部商业类型片，是一种科普化的尼采，而尼采之于影像表达，似乎贝拉·塔尔最后的都灵之马是第一步。
在长镜头和极简物事的反复叙事构建下，都灵之马的世界（时间同场景）开始成为一个庞大的隐喻集合，作为封镜之作，贝拉·塔尔的隐喻开始从艺术片常有的刻意转向深沉，而这种指代似乎是尼采的作风，事物本身不事体系，缺乏含义，思维系统容易被这种横七竖八的体系所污染，那么叙事的真实，或言此部电影，如奥卡姆的剃刀所剪，用悲剧阐释尼采悲剧，又以此悲剧性解释现代人的悲剧。
悲剧的内核是崇高，所以在荒凉慢速的长镜头下，瓦格纳式的旋律渐渐响起，大提琴晦暗的阵鸣给生活琐事的侧影蒙上了一层预言般的结果，不过这种揭示并非突然的直接的，从“第一日”的生存开始，我们听见的和只能听见的就是这种悲剧的无终旋律，以至于在有时类似于静止的镜头下，于毫无意义的生存必要之事的表达中，旋律恒定地前进，从马的眼睛到女儿打水，从煮水烧土豆到于破败的室内望向窗外。在所有无意义的元素下又似乎再现了价值，在盯视下确实无事发生，可几近于跟踪一般的对“生存”的体现，隐喻的价值又浮现了，黑白电影特有的光线捕捉使我们开始意识，开始考虑，这如同一幅幅庞大的古典绘画，我们能鲜明体会两者的关系，在静态慢速的叙事中，古典美在其间躁动，如当用餐不断重复时，显然是《吃土豆的人》的写照，而环境本身又像对米勒绘画的仿效，在暴风落叶之间，生存的意义在不断深化，而观众所考虑之事大于了画面，基于生存的思考开始了。
电影通过这种意味很鲜明地指向哲学思索，在父女同都灵之马这六天的生活侧写中，共有两次造访，一次是驾着两匹白马的吉普赛人，他们的预言与戏谑都是来自独立于风暴之外的世界，或者说根植于一场古典的叙事传统，在其被父女赶走后，女儿言上帝会惩罚你们，兼女儿所读之圣经：“由于在圣地，只允许行敬拜主之仪式，其他不符圣地神祗之事皆予禁止，自从圣地被震惊教团的极大不幸之事所侵扰，因此，祭献主之仪式皆不可行，直到通过忏悔之仪式消解前述之不义，主教授语教众“主与你们同在”。昼转为夜，夜至止尽。”女儿的虔诚是生存的依托，或者是在无意义中的一种宗教依靠，另一次到访之人是来要白兰地的酗酒客人，而他的话似乎更指向尼采：“一切都毁了。为什么会毁了？因为一切都成了废墟，一切都被侵蚀了，但是我得说是他们糟蹋了一切，因为这可不是那种与所谓无罪的人类援助有关的天灾，正相反，这是人们自己的抉择，关于自身的抉择；当然，上帝肯定促进了抉择，不，我敢说上帝参与了抉择；任何他参与的抉择，都是你能想到的最恐怖之造物。”事实上他的全部话语可以完成对电影的隐喻解释，而马夫的回答也是关键所在：别扯了，都是废话。父女两人都并非反上帝的人，而两个人的生存都在马的注视下，虽马的必然死亡而淡化生存需要。可他们的生存尝试似乎都是基督徒的行径，但反讽之处在于，在创世纪的模型下的叙事是相反的，上帝在第一天创造的光亮，在第五日消失殆尽，在第三天创造的海洋水源，在第四天水井干涸，期冀是相反的，又是在马的绝望下而后诞生的，这些痛苦，或者说常人面临的痛苦似乎是无法超越的，而此煎熬可以用来理解父亲告诉女儿蛀虫咬食木头的声音时两人的熟睡，一切都在消耗殆尽，而在驾上马车逃离之时，他们原路返回，在荒野之外的孤独的干枯老树，这里似乎在隐喻某种不可跨越的界碑，在乡土和异域之间，在生和死之间，马选择了死，父亲和女儿也在期待，死亡或者上帝。
贝拉·塔尔曾说：尼采之于本片，等同于这匹马，和我们自身。因此电影持续到了第六天结尾，第七天的故事始终没有降临，这是开放的，在上帝观念遭到破解和毁灭的现代，第七天究竟是诞生日还是末日值得深思。
虽然在反复长镜头的切换和叙事中，我们的反感增加，可我们不可否认，C’est la vie，在耶稣、瓦格纳、塔可夫斯基之间，我们能够看到贝拉·塔尔在生存或死亡，上帝或尼采之间找到的一种平衡，似乎造访的“酒神”能够给现代带来艺术的永恒，可有一块界碑是我们跨越不了的，这份生命的庄重思考是都灵之马的意义，这是尼采怀疑和发疯之后的马的命运，如果归于死亡，人类何去何从，我们彻底地现代化后，在尼采死后的世纪间重创世界后，宗教衰亡，艺术自由，而宗教是父母，艺术是孩子，艺术诉诸于哲学，献祭于死亡，以此观之，都灵之马是现代的人类，是我们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