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8-24
空山 • 命运速递:专访李非：一个乡村青年如何成为姜文的编剧，以及他的魔幻前半生
姜文坐在观众席的山顶上，他站起来俯视整个影厅，“这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没有加任何定语和限定条件，这句话出现在《命运速递》的首映礼上。
《命运速递》的导演叫李非，就坐在我们面前。
餐桌上有一小堆细小如米粒的纸球，几分钟前，它们还是属于餐巾纸的一部分。李非用一根手指把纸球们分开，渐渐排出一个圆形，看起来像某种仪式。
他比几年前瘦了太多，摘掉眼镜，以一种不太正确但极为舒适的姿势垮着肩膀，白色T恤上印着卢浮宫名画《阿拉达的下葬》，左臂上纷繁复杂的纹身引人注目。
李非出生在一个重要年份，1978，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岁。
他的父亲生于1949，与新中国同岁。
李非继承了父亲的爱好，喜欢摄影、绘画、音乐和文学，也延续了父亲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
他从偏远的山西小城而来，在北京漂泊十年。
现在，他以《命运速递》导演的身份接受毒舌电影的采访，这是他在4年前完成的导演处女作，一部备受赞誉的多线叙事喜剧片，终于在5月25日（周五）与观众见面。
除此之外，他身上还有另一个崭新发亮的标签——姜文的编剧、《邪不压正》的核心主创之一。
在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这个年近40的山西人又一次攀上了人生的高峰。
这一次，他很难坠落。
黄色录像带：计划释放身体，结果荡涤灵魂
李非17岁的时候，正在念艺校，学习画画。
某一天，他和一哥们想租几盘黄片儿，并做了还算周密的计划。
观影地点选在哥们他爸的水泥厂办公室，因为房间里有一台电视机。时间定在工人们下班后的晚上。
片源来自当地的一间录像带租赁店。为了租下播放设备，李非的哥们偷偷押上了自家的户口本。
他们拿着店主推荐的4盒录像带抵达工厂办公室，连好设备，拉上窗帘，按下播放。
“卧槽，上当了！”
李非的哥们只看了两眼，就知道自己被骗了，在沮丧中沉沉睡去。
李非则一直看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一夜未眠。现在的他已经忘记了那部带点软色情的无聊电影，只记得另外三部——《阿甘正传》、《低俗小说》和《霸王别姬》。
画风突变的录像带之夜发生在1995，而前一年就是“电影史上最辉煌的一年”1994，那一年全世界诞生了40多部流传至今的影史经典。
在山西某座小城的水泥厂，在一夜之间，李非通过电视机和录像带，看到了三部影史顶级电影。
从这天起，混迹录像厅的他开始看“真正的电影”，录像店的老板成了他的看片指导，“他很有品味，给我推荐《搏击俱乐部》、北野武……太多了。后来我就想，山西一个小城市的小租碟店里，藏着一个非常高级的影迷。”
但拍电影这事，他当时没琢磨过，也不曾预料自己会成为姜文的编剧。
写小说还债：你可能也是受了点刺激
2008年，李非来北京做生意，失败，但不想返乡。
因为被朋友套路，他身上还背着10万块钱的债。这段经历，和《命运速递》中的主人公方南十分相似。
2009年，他加入艾青之子的工作室，有幸参加了“大仙儿饭局”，第一次见到了姜文、王朔、洪晃。
“曾经的很多偶像变成了朋友，特别晃范儿。”直到今天，李非回忆起这些，语气里仍然带着惊讶和喜悦。
不久，他前往震区做调查，参与采访撰稿，文章被发表在博客，浏览量极高。
某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问他：你的文笔不错啊，没有琢磨过写东西？
对呀，干嘛不写呢？
31岁的李非开始了写小说的试炼。白天去国贸的公司做设计总监，晚上坐地铁倒公交，回草场地十几平米的房子里写小说。
2010年元旦左右，李非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他找了一家打印店，把十多万字的稿子印成一本书，装在包里，在回家路上，每隔几分钟，就拿出来看一看、翻一翻，他不太相信自己做了这么件事。
夏天到了，李非毅然辞职，搬到三元桥，开始写第二本小说，“快写疯了”。
当时的他已经没有任何积蓄，还被人疯狂打电话追债。
某一个下雨天，李非终于接通了来自山西的讨债电话。
对方扬言，无论你在哪我也能找到你，别撕破脸。
李非说：王总，没事，你的钱很快能还上
对方：找到赚钱的门路了？
李非：我在写小说。
对方：你这多少也受了点刺激吧？
李非：小说出版，要卖得好的话就能还你了。
李非的父亲在2001年去世，当时他25岁，要照顾弟弟和母亲，他希望在父亲去世十年的时候完成小说。
2011年秋天，他做到了，小说名叫《好像一无所有》。
他也仍然一无所有，只有仅剩的3000块。
按照老家的习俗，李非和弟弟要返乡，给父亲办十周年的仪式，在小乡村这是一件大事，要被围观、点评。
李非买不起太贵的东西，他安慰自己、欺骗别人：“我爸那个人都不在意这些”。
把父亲的灵请回家，待一晚上，第二天要再送回去，路上需要吹打队伍，穿过整个村庄。
李非请不起真人乐队，他听了别人的建议，租了一辆三轮和一组音箱。
那一天，村民们夹道围观，载着音箱的三轮在前，李非捧着父亲的遗像，带领20多号亲戚在后。走着走着，音箱突然没声了。队伍停下，修了片刻，声音出现，大家继续前进。
没走一百米，声音又消失了。队伍再度停下，众目睽睽，讥笑纷纷，李非崩溃了，他把父亲的照片交给弟弟，冲到前面，扯掉了音箱的线“滚！我不要音乐了好吗？”
小三轮扬长而去，一群人寂静无声地穿过村庄到达墓地，李非把自己的两本小说烧给父亲，哭到无法自控。
11月份，李非回到北京，写完两本小说的他整个人已经空了，口袋也空了，但转机从此发生。
他到了一家更大的广告公司做设计总监，薪水不菲。
不久老家的一个集团要做视觉系统，李非接了这个活，突然拿到了十几万，还了债，压在自己身上几年的重担奇迹般地卸下来。
更巧妙的是，有一次左小祖咒请他吃饭，席间，在出版社工作的昆鸟听闻李非写小说，希望拜读。李非回到家给对方发了电子版。
第二天早上，昆鸟给李非打电话，他熬夜看完了小说，并答应李非“我一定要帮你把书出版了！”
前后只有一个月，李非的小说成了真正的书。他拥有了作家的身份。
几乎成为宁浩的演员：我就是不让你演戏
生活突然变得顺风顺水，奇妙的事情接连发生。
2010年冬天，李非在经过王府井百货，突然被一个小女孩拦住“先生能不能拍张照片？宁浩新电影招募演员。”
李非被小姑娘恳求，拍了一段视频“宁浩导演我知道，我们都是老乡，《疯狂的石头》挺牛X的，《疯狂的赛车》也……不错，希望他拍出更多好电影吧！”
李非完全没有在意这件事，但一两周后接到通知，得知自己进入了第二轮，于是又去演了个小品，直接进了第三轮名单，20个人要进行三周的封闭训练。
当时李非已经32岁，当演员，对他来说是人生大事。
反复思考之后，他去找老板提辞职。
经过几个回合，李非告诉了老板实情：我要去当演员了，宁浩找我去当演员。
老板手里夹着烟，大概愣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噢噢噢，行行行，如果不行公司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李非去找了宁浩，他第一次离电影这么近。
后来他才知道，宁浩在2万人中选择了他，他也是唯一一个从大街上被选出来的演员。
宁浩当时已经完成了《无人区》，但暂时无法公映。他计划拍一部民国背景的喜剧，希望找一些生活质感厚实的演员。
《命运速递》的男主角赵炳锐，当时也在名单之中。
集训结束，大家到KTV唱歌喝酒，宁浩对李非说：你是咱们这里头演得最好的，但我就不让你丫演戏。
李非问了好几遍为什么，宁浩只回答：就不让你演。
当时已经是2011年的春天，这部招募演员的电影突然无法成行，宁浩转而启动了《黄金大劫案》，没有适合李非的角色。
但影片读本会的时候，宁浩邀请李非前去，希望他给剧本提意见。宁浩对李非有别的期待。
虽然电影没拍成了，但李非和赵炳锐成为朋友。
这是一个热情、仗义的河南小伙，把李非引荐给了王小帅，两人合作了《闯入者》的剧本，提名了金马最佳原著剧本奖。李非又成为了一个编剧，起点不低。
命运速递：300万投资，抓住就不松手的一次机会
赵炳锐经常接到自己不喜欢的角色，李非也不是总有好项目在做。
“我们自己拍电影吧，你当导演和编剧，我当制片和主演！”
赵炳锐说出了豪言壮志，两人觉得能干，但都没底气找行业内的投资。
赵炳锐动身回河南找钱，结果只找到了一个人，郑里明，在电视台做过一些项目的制片人。
李非写了一个几百字的故事梗概，郑里明据此做了一个PPT，开始满世界拉投资。到后来，李非都忘了这事了。
2013年冬天，赵炳锐突然接到郑里明的电话，深圳一家做刷子的公司可能要投资。
最后，对方给了300万，260万拍摄，40万宣发，极低成本。
李非心里想，能拍就行，多少钱办多少钱的事，他知道很多人几十万就拍了电影。为了抓住这个机会，2014年春天李非用一个月的时间火速完成了剧本。
虽然投资少，但第一次拍电影他还是希望找到几个知名演员。
“屌丝男士”大鹏看了剧本，非常喜欢，也愿意饰演其中的角色，专门在搜狐总部附近请李非吃饭。可惜当时他正在筹备《屌丝男士》电影版，也就是后来的《煎饼侠》，大鹏对李非说：你帮我弄弄电影剧本吧，太难弄了！
李非还找了范伟老师，希望他演老板的角色，范伟说：嗯，挺好的，这个团队我记住了，如果他们有第二部片子我一定参加。
结果找来找去，最大的咖只有一位顾长卫。李非请吃饭，顾长卫买的单。听说找自己演戏，这位中国最好的摄影师一直问“你觉得我行吗？”
事实证明，很行。
影片在6月4日开机，只拍了29天。距离杀青一周的时候，制片突然找到李非，260万快花完了。
李非的第一反应是你大爷！后期怎么办？
他咬着牙拍完了最后的雨戏和海上的戏，并花了3天重新拍摄餐厅的戏份。
杀青那天在北戴河，李非希望晚上大家在海边一起烧烤。结果制片订了一个离沙滩两公里的餐厅，大家连一滴海水都看不到。
电影就这么拍完了。
后期的所有环节，他们都争取到了最低报价。钱，赵炳锐出一半，李非出一半。
毫无意外，李非又恢复到穷困潦倒的状态，只剩几千块，房子快到期。作家也当了，编剧也当了，导演也当了，最后还是一个穷光蛋。
他听朋友说，有一个FIRST青年电影展，于是投了自己的影片，没想到获得四项提名，赵炳锐还拿到了最佳男演员奖。
那一年，姜文任FIRST评委主席，编剧严歌苓是评委之一，这是李非生命中两个重要的人物。
严歌苓在重返柏林之前，把李非推荐给了北京文化的创始人娄晓曦，他因此解决了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
严歌苓对他说：你别谢我，谢谢你自己的才华。
李非和姜文因FIRST影展，在西宁已经认识，但第一次正式见面是在姜文北京的工作室。见到李非，姜文的第一句话是：你以前都给谁做编剧啊？
他看中了李非。
邪不压正：被姜文逼着一场戏写100稿
《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姜文的第六部导演作品，无疑也是2018年最受期待的国产片之一。
李非为这个项目工作了400多个日夜，24小时候命。直到采访的那天，他还在盯预告片，审通稿。
最初何冀平写了一稿剧本，后来姜文和李非共同创作，拍摄到四分之一时，《一步之遥》的女编剧孙悦加入。
姜文非常尊重编剧，带他们进组，商量每一处改动。在剧组，李非和孙悦永远住在姜文隔壁的房间，随时准备着熬大夜改剧本。
姜文有一个坚定的创作理念，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
这样的要求，需要编剧穷尽无数可能，就像“蝴蝶效应”，每一次人物做出不同的选择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最多的一次，李非把一场戏写了近100稿，每一稿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每天开拍，现场所有的部门都在等，等姜文和编剧给出最后一稿。
作为男主角，彭于晏都演懵了，他经常跟李非说：非哥，我说实话，我现在不知道我在演什么，我特别好奇这个片子最后剪出来是什么样。
李非的压力也极大，达到姜文的要求太难了，焦虑是常态。姜文总跟他讲，我们要平地起高楼，最后要的是楼尖。
在反反复复的修改中，姜文让李非学到了如何用尽方法寻找生活的真实面目，至少他们都在接近这个目标。
姜文为李非的剧本感到骄傲，预告片剪出来的时候，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听吧，但凡你能听到能看到的台词，都是他写的。
李非对姜文有着巨大的感激之情，在《邪不压正》之后，《命运速递》终于迎来了上映的机会，行业和市场已经向他敞开了大门。
但正如严歌苓所说，他不必感谢谁，而是应感谢自己的才华，或许还可以加一个坚韧。
更多内容：关于李非、《命运速递》、姜文和《邪不压正》
Q：姜文很喜欢《命运速递》，那他有没有说这部电影的缺点？
李非：能够感受到这真的是他喜欢的那一个方向的东西，但处女作确实能看到一些别人的影子，不管是致敬也好，还是……比方说昆汀、科恩兄弟，包括那些黑色幽默和非线性叙事，确实总会被人觉得你是在……可能心里没有，但潜意识里会有。毕竟从一个影迷到一个导演拍电影，可能都难避开这个东西。
往后拍的话，确实是拍出来属于自己的东西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姜文一直鼓励我的。
Q：现在这个版本的声音、调色重新做过了吗？
李非：这个片子卖给了剧角映画，声音、画面、音效全部重做了。
以前在FIRST放过一次，那次我看到中间差点走了，本身做的糙，放映出来边角都是暗的，声音听不清楚。那一场结束，梅雪风跟我对谈，我都有点羞愧，不知道说什么。（问记者）你看调整过的版本了吗？还行吗？
Q：我那场效果不错。
李非：那还挺好的。
Q：影片中有一个镜头，羊肉串的钎子突然弯曲，很有超现实的感觉，为什么做这样的设计？
李非：这个跟赵炳锐有关系，剧本里本来没有母亲的剧情，我们撺掇电影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在他家，给我们做面吃呢，接到电话，他妈妈去世了，写剧本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放进去了。我在片尾专门写了一句话“谨以此片献给赵炳锐的妈妈”。
说到钎子，简单点、孩子气点说，可能是某种神迹，某种奇异的现象。
因为我有过经验，我父亲去世的早，有一天我在海边跑啊跑啊跑，突然看到我爸在很远处拿椅子坐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幻觉，但我觉得这些是有可能啊。
为了拍这个，当时还费了很大劲，找了特效公司，当时条件也不行，是我没拍好。
Q：怎么请到了顾长卫导演客串？
李非：很简单，就觉得总得有个人震一下场，炳锐跟顾老师熟。他其实不是演员，但觉得劲儿挺合适的。就吃了顿饭，好像顾老师买的单。
很奇怪，他一直问“你觉得我行吗？”“你确定我行吗？”我说肯定行，他就答应了，就关注词多不多，去了现场就发现词有点多，我说那您自己改一改，因为他也是大导演，懂这个。
但还是多，背不下来，就拿了本书，把词插里边，对着念。河南话也是我们一句一句教的，有观众说他是读书的大哥，其实是背不下来词（笑）。
Q：顾长卫导演有拿片酬吗？
李非：一分钱也没拿。我们还琢磨要不包个红包，但又想别把事弄俗了。
Q：影片中有一个同性恋角色，引起了一些争议，你怎么看？
李非：这个我真的要重点说一下，豆瓣上，这么说吧，这个片子目前本来评分的人就不多，凡是打一星的都跟这三个字有关系。
我想说我真的一点都没有歧视！虽然我不是，但我有很多同性恋的朋友，有男的也有女的。我甚至（对同性恋）都没有任何感觉，只是取向不同，跟我没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这个同性恋角色是电影里最可爱、最干净、最纯粹的角色，非常简单，就是想找一份爱，虽然老失恋。我个人真的这么认为，他可以屡次碰壁，依然去追求，明知道自己这个身份，依然敢于去争取，我觉得挺好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去理解，是因为这个角色在电梯里被打了吗，还是怎么…
Q：你怎么看现在的“政治正确”，和一些舆论？
李非：当然首先，应该是法律来维护这个秩序。我本人对任何道德审判和道德绑架都是排斥的。
形成某种舆论也问题不大，但真正上升到一个群体性的、别人都不能说任何别的言论的话，跟那种文革、宗教狂热，跟某种偏执化相似的，集体不容有个体化的声音出现，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
Q：你有没有想过拍这样的题材，不是被体制所迫害，而是被一种社会道德潮流所迫害？
李非：当然有想过，因为比方说《命运速递》不太涉及到社会层面，如果有机会，想做点所谓吧有点社会关照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的我跟我周围的环境，和几十年前我父亲在老家和周围的环境，没有太大的区别，都面临一个个体和世界的相处吧，通常是格格不入的。
我特别感兴趣，一个外在的世界是如何把一个人进行瓦解、进行裹挟、进行改变、进行某种催眠的，或者说最后真的彻底把他改变。有些人可能不放弃，但他会付出代价。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像《堂吉诃德》，像《肖申克的救赎》，像《鬼子来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Q：你会经常和姜文聊这些吗？
李非：当然，姜老那个人绝对不会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天，他经常说：我拍电影可不是奔着家长里短去的。他最痛恨的就是所谓的家长里短。
你要跟他认识的话，每次聊天都能听到很多金句，他真的是那样。
Q：我感觉姜文有点怨，希望开民智，但可能民智不为所动，他生活中是这样的人吗？
李非：我们经常聊，比方说《一步之遥》，他就说“我再也不干这种包饺子喂猪的事了。”
我觉得他为什么来找我合作，他还有王朔，包括那位艺术家，包括我，骨子里面其实是反叛的，是怀疑主义的，是悲观主义的，对那些人们确信的、笃定的、甚至群体性趋之若鹜的所有东西，都是持怀疑态度的。
谈不上愤青，这涉及到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上真有一种真理是颠扑不破的、不容侵犯的，那你会迅速站到真理对面。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去突破的，而这才是所谓的自由吧。
Q：有人会觉得姜文在媒体前、公众前也在扮演“姜文”，你怎么看？
李非：这个他聊过，拍一电影也好，写一故事也好，他的原话是“通过人物来找自己”，找内心里面最深的东西。
我不认为找自己就是自恋、自负、自大，古往今来，大艺术家不都是在找自己吗？找自己就是某种接近真相的过程，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Q：他是不是喜欢康德？
李非：他很少会提到这些名字，但是我觉得他自己在践行这件事，通过思考、通过电影，这是每一个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Q：媒体圈一直说姜文很难采，你怎么看？
李非：人与人之间，我来找你跟你聊天，实际想通过你来证明我的某种观点。
我觉得，他更愿意把他想表达的东西放在他的电影里、人物上。他可能不是特别愿意评价自己的电影，不太乐意跟媒体、记者通过聊天沟通。
第一他本人就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人，第二他朋友很多，但不是每天呼朋唤友，绝对不是，我觉得他，如果不是因为电影本身的商业属性，他可能选择不接受任何采访，不做电影之外的任何沟通。
Q：《一步之遥》很多观众看不懂，《邪不压正》呢？
李非：我们写《邪不压正》的时候，姜老跟我说过一句，“非老，咱们至少得让人看懂啊，看懂啊，别人说了我的电影只要能看懂就行。”
最后的时候我们俩聊，我问“你觉得能看懂吗？”他说“嗨，能看懂多少算多少吧。”
Q：《让子弹飞》很爽，这也是《邪不压正》的直观气质吗？
李非：是，非常爽，嗨！
电影语言本身爽，节奏、视听、台词、表演方式、剪接方式、音乐……整个电影语言创造出来的爽。从意识形态来说，真相以及民众所认知的真相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也是姜文电影一直在探讨的。
他觉得世界可能就是扑朔迷离的，不愿意把东西弄得那么清晰，这真的涉及到创作观和世界观。对他，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共同的认知是，事情其实是说不清楚的。
我们就在干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试图通过电影给大家创造一个世界，挺拧巴的。
Q：你每天都要在现场调整剧本吗？
李非：必须的呀。每个演员都没有完整剧本，都在演局部，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甚至有的情节我们也不知道。
我印象最深的是，姜文和彭于晏在片中最后一场重戏，那天晚上我和老姜俩人在房间里说，片中俩人都是穷途末路，咱俩现在是不是也有点穷途末路了，编不下去了？
写到那吧，这俩人的关系，又得连戏，又得达到不俗的状况，又不想要好莱坞套路化的解决方法，种种压力，聊到两点多，最后还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
他说，先睡吧，睡个好觉，醒来就有了，醒来就有了，我们总是醒来就有了（笑）。
Q：你享受这种感觉吗？
李非：在写的时候，焦虑，每天特别焦虑，因为要达到他的要求很难。最后完成了，尤其是整个拍完了，回想起来，第一真的非常享受，第二觉得真的学到了很多，因为他真的是个很伟大的导演、很伟大的演员，同时他本人也是编剧。
Q：跟他学到的东西真的能帮助到自己吗，用到自己的电影中？
李非：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自己也做导演，跟他做编剧一年半，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每场戏，或者每一个人物，都随时存在很多可能性的。
跟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如果是纯粹编的话，你是编不过生活的，生活也不受你的控制。
我觉得姜文导演让我学到了想尽办法去寻找情节，最后的时候，希望真实的面目自己出来。我说的也有点抽象，这场戏，这几个人物，本来应该在这个时间、空间想说的话、要做的事就出现了。
Q：接下来的作品有计划吗，也是非线性叙事吗？
李非：已经在筹备了，叫《两只老虎》，线性叙事的，大概下半年就开拍了，也是一个黑色幽默的故事。可能演员就有一些大咖了（笑），这个其实对我来说不重要，关键是投资大了之后，资方对这个就有要求了。
Q：现在你最想在电影里表达的是什么？
李非：我觉得生活就是挺荒诞的，生活更巧，只是我还没有能力真的去还原，能挖掘出生活里面真正的那个荒诞感觉，如果真的能做到，那真的挺牛的。
撰文：空山
采访：法兰西胶片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毒眸 原标题：全网最全爆料！《邪不压正》编剧拍出一部姜文怒赞的电影
后记：2018年5月采访的李非。当初差点因为这篇稿子猝死，时间特别紧，两个半小时的采访，自己扒词整理，成稿超过8千字，素材超过2万字。
非常抵触把李非的前半生按线性叙事的方法潦草完，一直在思考怎么剪辑故事，迫切地希望这篇稿子的节奏、叙事与《命运速递》形成互文。
一是追求现实趣味性，一是锻炼自己。
线性是最简单的，已经做过很多次。
以前写过克里斯·帕拉特，用的是双线叙事，一条发布会现场，一条他的人生经历，虽然那篇稿子也一般，但觉得方向是对的、尝试是好的。
渴望在叙事把控上更进一步，雕琢词句是叙事不足时的下乘。
但当时完全没有能力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两万字素材剪好，试过几个开头，但后面总排不好。等到自暴自弃用线性时，离交稿只有几个小时了。写到凌晨2点多才睡，6点多起来继续写，到了公司仍然晕头转向地敲着键盘在猝死边缘游荡。
交稿后，主编似乎没那么生气了，觉得写得不错。发了之后，一些同行纷纷表示自己没法写了。其实是采访之功、是素材庞大之功，我只是做了加工。
当时刚发了稿，就看到巴芮写的《逃离美发厅》，内心极为震动，大部分是因为那些人物的遭遇，小部分因为作者的叙事能力。长叹一声。
关于李非，他有着旺盛的表达欲和极强的表达能力，或许因为是个导演，他的叙述是有画面、声音和温度的，可惜我不能完美传达。期待他的新作品。
《命运速递》的导演叫李非，就坐在我们面前。
餐桌上有一小堆细小如米粒的纸球，几分钟前，它们还是属于餐巾纸的一部分。李非用一根手指把纸球们分开，渐渐排出一个圆形，看起来像某种仪式。
他比几年前瘦了太多，摘掉眼镜，以一种不太正确但极为舒适的姿势垮着肩膀，白色T恤上印着卢浮宫名画《阿拉达的下葬》，左臂上纷繁复杂的纹身引人注目。
李非出生在一个重要年份，1978，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岁。
他的父亲生于1949，与新中国同岁。
李非继承了父亲的爱好，喜欢摄影、绘画、音乐和文学，也延续了父亲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
他从偏远的山西小城而来，在北京漂泊十年。
现在，他以《命运速递》导演的身份接受毒舌电影的采访，这是他在4年前完成的导演处女作，一部备受赞誉的多线叙事喜剧片，终于在5月25日（周五）与观众见面。
除此之外，他身上还有另一个崭新发亮的标签——姜文的编剧、《邪不压正》的核心主创之一。
在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这个年近40的山西人又一次攀上了人生的高峰。
这一次，他很难坠落。
黄色录像带：计划释放身体，结果荡涤灵魂
李非17岁的时候，正在念艺校，学习画画。
某一天，他和一哥们想租几盘黄片儿，并做了还算周密的计划。
观影地点选在哥们他爸的水泥厂办公室，因为房间里有一台电视机。时间定在工人们下班后的晚上。
片源来自当地的一间录像带租赁店。为了租下播放设备，李非的哥们偷偷押上了自家的户口本。
他们拿着店主推荐的4盒录像带抵达工厂办公室，连好设备，拉上窗帘，按下播放。
“卧槽，上当了！”
李非的哥们只看了两眼，就知道自己被骗了，在沮丧中沉沉睡去。
李非则一直看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一夜未眠。现在的他已经忘记了那部带点软色情的无聊电影，只记得另外三部——《阿甘正传》、《低俗小说》和《霸王别姬》。
画风突变的录像带之夜发生在1995，而前一年就是“电影史上最辉煌的一年”1994，那一年全世界诞生了40多部流传至今的影史经典。
在山西某座小城的水泥厂，在一夜之间，李非通过电视机和录像带，看到了三部影史顶级电影。
从这天起，混迹录像厅的他开始看“真正的电影”，录像店的老板成了他的看片指导，“他很有品味，给我推荐《搏击俱乐部》、北野武……太多了。后来我就想，山西一个小城市的小租碟店里，藏着一个非常高级的影迷。”
但拍电影这事，他当时没琢磨过，也不曾预料自己会成为姜文的编剧。
写小说还债：你可能也是受了点刺激
2008年，李非来北京做生意，失败，但不想返乡。
因为被朋友套路，他身上还背着10万块钱的债。这段经历，和《命运速递》中的主人公方南十分相似。
2009年，他加入艾青之子的工作室，有幸参加了“大仙儿饭局”，第一次见到了姜文、王朔、洪晃。
“曾经的很多偶像变成了朋友，特别晃范儿。”直到今天，李非回忆起这些，语气里仍然带着惊讶和喜悦。
不久，他前往震区做调查，参与采访撰稿，文章被发表在博客，浏览量极高。
某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问他：你的文笔不错啊，没有琢磨过写东西？
对呀，干嘛不写呢？
31岁的李非开始了写小说的试炼。白天去国贸的公司做设计总监，晚上坐地铁倒公交，回草场地十几平米的房子里写小说。
2010年元旦左右，李非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他找了一家打印店，把十多万字的稿子印成一本书，装在包里，在回家路上，每隔几分钟，就拿出来看一看、翻一翻，他不太相信自己做了这么件事。
夏天到了，李非毅然辞职，搬到三元桥，开始写第二本小说，“快写疯了”。
当时的他已经没有任何积蓄，还被人疯狂打电话追债。
某一个下雨天，李非终于接通了来自山西的讨债电话。
对方扬言，无论你在哪我也能找到你，别撕破脸。
李非说：王总，没事，你的钱很快能还上
对方：找到赚钱的门路了？
李非：我在写小说。
对方：你这多少也受了点刺激吧？
李非：小说出版，要卖得好的话就能还你了。
李非的父亲在2001年去世，当时他25岁，要照顾弟弟和母亲，他希望在父亲去世十年的时候完成小说。
2011年秋天，他做到了，小说名叫《好像一无所有》。
他也仍然一无所有，只有仅剩的3000块。
按照老家的习俗，李非和弟弟要返乡，给父亲办十周年的仪式，在小乡村这是一件大事，要被围观、点评。
李非买不起太贵的东西，他安慰自己、欺骗别人：“我爸那个人都不在意这些”。
把父亲的灵请回家，待一晚上，第二天要再送回去，路上需要吹打队伍，穿过整个村庄。
李非请不起真人乐队，他听了别人的建议，租了一辆三轮和一组音箱。
那一天，村民们夹道围观，载着音箱的三轮在前，李非捧着父亲的遗像，带领20多号亲戚在后。走着走着，音箱突然没声了。队伍停下，修了片刻，声音出现，大家继续前进。
没走一百米，声音又消失了。队伍再度停下，众目睽睽，讥笑纷纷，李非崩溃了，他把父亲的照片交给弟弟，冲到前面，扯掉了音箱的线“滚！我不要音乐了好吗？”
小三轮扬长而去，一群人寂静无声地穿过村庄到达墓地，李非把自己的两本小说烧给父亲，哭到无法自控。
11月份，李非回到北京，写完两本小说的他整个人已经空了，口袋也空了，但转机从此发生。
他到了一家更大的广告公司做设计总监，薪水不菲。
不久老家的一个集团要做视觉系统，李非接了这个活，突然拿到了十几万，还了债，压在自己身上几年的重担奇迹般地卸下来。
更巧妙的是，有一次左小祖咒请他吃饭，席间，在出版社工作的昆鸟听闻李非写小说，希望拜读。李非回到家给对方发了电子版。
第二天早上，昆鸟给李非打电话，他熬夜看完了小说，并答应李非“我一定要帮你把书出版了！”
前后只有一个月，李非的小说成了真正的书。他拥有了作家的身份。
几乎成为宁浩的演员：我就是不让你演戏
生活突然变得顺风顺水，奇妙的事情接连发生。
2010年冬天，李非在经过王府井百货，突然被一个小女孩拦住“先生能不能拍张照片？宁浩新电影招募演员。”
李非被小姑娘恳求，拍了一段视频“宁浩导演我知道，我们都是老乡，《疯狂的石头》挺牛X的，《疯狂的赛车》也……不错，希望他拍出更多好电影吧！”
李非完全没有在意这件事，但一两周后接到通知，得知自己进入了第二轮，于是又去演了个小品，直接进了第三轮名单，20个人要进行三周的封闭训练。
当时李非已经32岁，当演员，对他来说是人生大事。
反复思考之后，他去找老板提辞职。
经过几个回合，李非告诉了老板实情：我要去当演员了，宁浩找我去当演员。
老板手里夹着烟，大概愣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噢噢噢，行行行，如果不行公司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李非去找了宁浩，他第一次离电影这么近。
后来他才知道，宁浩在2万人中选择了他，他也是唯一一个从大街上被选出来的演员。
宁浩当时已经完成了《无人区》，但暂时无法公映。他计划拍一部民国背景的喜剧，希望找一些生活质感厚实的演员。
《命运速递》的男主角赵炳锐，当时也在名单之中。
集训结束，大家到KTV唱歌喝酒，宁浩对李非说：你是咱们这里头演得最好的，但我就不让你丫演戏。
李非问了好几遍为什么，宁浩只回答：就不让你演。
当时已经是2011年的春天，这部招募演员的电影突然无法成行，宁浩转而启动了《黄金大劫案》，没有适合李非的角色。
但影片读本会的时候，宁浩邀请李非前去，希望他给剧本提意见。宁浩对李非有别的期待。
虽然电影没拍成了，但李非和赵炳锐成为朋友。
这是一个热情、仗义的河南小伙，把李非引荐给了王小帅，两人合作了《闯入者》的剧本，提名了金马最佳原著剧本奖。李非又成为了一个编剧，起点不低。
命运速递：300万投资，抓住就不松手的一次机会
赵炳锐经常接到自己不喜欢的角色，李非也不是总有好项目在做。
“我们自己拍电影吧，你当导演和编剧，我当制片和主演！”
赵炳锐说出了豪言壮志，两人觉得能干，但都没底气找行业内的投资。
赵炳锐动身回河南找钱，结果只找到了一个人，郑里明，在电视台做过一些项目的制片人。
李非写了一个几百字的故事梗概，郑里明据此做了一个PPT，开始满世界拉投资。到后来，李非都忘了这事了。
2013年冬天，赵炳锐突然接到郑里明的电话，深圳一家做刷子的公司可能要投资。
最后，对方给了300万，260万拍摄，40万宣发，极低成本。
李非心里想，能拍就行，多少钱办多少钱的事，他知道很多人几十万就拍了电影。为了抓住这个机会，2014年春天李非用一个月的时间火速完成了剧本。
虽然投资少，但第一次拍电影他还是希望找到几个知名演员。
“屌丝男士”大鹏看了剧本，非常喜欢，也愿意饰演其中的角色，专门在搜狐总部附近请李非吃饭。可惜当时他正在筹备《屌丝男士》电影版，也就是后来的《煎饼侠》，大鹏对李非说：你帮我弄弄电影剧本吧，太难弄了！
李非还找了范伟老师，希望他演老板的角色，范伟说：嗯，挺好的，这个团队我记住了，如果他们有第二部片子我一定参加。
结果找来找去，最大的咖只有一位顾长卫。李非请吃饭，顾长卫买的单。听说找自己演戏，这位中国最好的摄影师一直问“你觉得我行吗？”
事实证明，很行。
影片在6月4日开机，只拍了29天。距离杀青一周的时候，制片突然找到李非，260万快花完了。
李非的第一反应是你大爷！后期怎么办？
他咬着牙拍完了最后的雨戏和海上的戏，并花了3天重新拍摄餐厅的戏份。
杀青那天在北戴河，李非希望晚上大家在海边一起烧烤。结果制片订了一个离沙滩两公里的餐厅，大家连一滴海水都看不到。
电影就这么拍完了。
后期的所有环节，他们都争取到了最低报价。钱，赵炳锐出一半，李非出一半。
毫无意外，李非又恢复到穷困潦倒的状态，只剩几千块，房子快到期。作家也当了，编剧也当了，导演也当了，最后还是一个穷光蛋。
他听朋友说，有一个FIRST青年电影展，于是投了自己的影片，没想到获得四项提名，赵炳锐还拿到了最佳男演员奖。
那一年，姜文任FIRST评委主席，编剧严歌苓是评委之一，这是李非生命中两个重要的人物。
严歌苓在重返柏林之前，把李非推荐给了北京文化的创始人娄晓曦，他因此解决了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
严歌苓对他说：你别谢我，谢谢你自己的才华。
李非和姜文因FIRST影展，在西宁已经认识，但第一次正式见面是在姜文北京的工作室。见到李非，姜文的第一句话是：你以前都给谁做编剧啊？
他看中了李非。
邪不压正：被姜文逼着一场戏写100稿
《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姜文的第六部导演作品，无疑也是2018年最受期待的国产片之一。
李非为这个项目工作了400多个日夜，24小时候命。直到采访的那天，他还在盯预告片，审通稿。
最初何冀平写了一稿剧本，后来姜文和李非共同创作，拍摄到四分之一时，《一步之遥》的女编剧孙悦加入。
姜文非常尊重编剧，带他们进组，商量每一处改动。在剧组，李非和孙悦永远住在姜文隔壁的房间，随时准备着熬大夜改剧本。
姜文有一个坚定的创作理念，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
这样的要求，需要编剧穷尽无数可能，就像“蝴蝶效应”，每一次人物做出不同的选择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最多的一次，李非把一场戏写了近100稿，每一稿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每天开拍，现场所有的部门都在等，等姜文和编剧给出最后一稿。
作为男主角，彭于晏都演懵了，他经常跟李非说：非哥，我说实话，我现在不知道我在演什么，我特别好奇这个片子最后剪出来是什么样。
李非的压力也极大，达到姜文的要求太难了，焦虑是常态。姜文总跟他讲，我们要平地起高楼，最后要的是楼尖。
在反反复复的修改中，姜文让李非学到了如何用尽方法寻找生活的真实面目，至少他们都在接近这个目标。
姜文为李非的剧本感到骄傲，预告片剪出来的时候，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听吧，但凡你能听到能看到的台词，都是他写的。
李非对姜文有着巨大的感激之情，在《邪不压正》之后，《命运速递》终于迎来了上映的机会，行业和市场已经向他敞开了大门。
但正如严歌苓所说，他不必感谢谁，而是应感谢自己的才华，或许还可以加一个坚韧。
更多内容：关于李非、《命运速递》、姜文和《邪不压正》
Q：姜文很喜欢《命运速递》，那他有没有说这部电影的缺点？
李非：能够感受到这真的是他喜欢的那一个方向的东西，但处女作确实能看到一些别人的影子，不管是致敬也好，还是……比方说昆汀、科恩兄弟，包括那些黑色幽默和非线性叙事，确实总会被人觉得你是在……可能心里没有，但潜意识里会有。毕竟从一个影迷到一个导演拍电影，可能都难避开这个东西。
往后拍的话，确实是拍出来属于自己的东西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姜文一直鼓励我的。
Q：现在这个版本的声音、调色重新做过了吗？
李非：这个片子卖给了剧角映画，声音、画面、音效全部重做了。
以前在FIRST放过一次，那次我看到中间差点走了，本身做的糙，放映出来边角都是暗的，声音听不清楚。那一场结束，梅雪风跟我对谈，我都有点羞愧，不知道说什么。（问记者）你看调整过的版本了吗？还行吗？
Q：我那场效果不错。
李非：那还挺好的。
Q：影片中有一个镜头，羊肉串的钎子突然弯曲，很有超现实的感觉，为什么做这样的设计？
李非：这个跟赵炳锐有关系，剧本里本来没有母亲的剧情，我们撺掇电影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在他家，给我们做面吃呢，接到电话，他妈妈去世了，写剧本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放进去了。我在片尾专门写了一句话“谨以此片献给赵炳锐的妈妈”。
说到钎子，简单点、孩子气点说，可能是某种神迹，某种奇异的现象。
因为我有过经验，我父亲去世的早，有一天我在海边跑啊跑啊跑，突然看到我爸在很远处拿椅子坐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幻觉，但我觉得这些是有可能啊。
为了拍这个，当时还费了很大劲，找了特效公司，当时条件也不行，是我没拍好。
Q：怎么请到了顾长卫导演客串？
李非：很简单，就觉得总得有个人震一下场，炳锐跟顾老师熟。他其实不是演员，但觉得劲儿挺合适的。就吃了顿饭，好像顾老师买的单。
很奇怪，他一直问“你觉得我行吗？”“你确定我行吗？”我说肯定行，他就答应了，就关注词多不多，去了现场就发现词有点多，我说那您自己改一改，因为他也是大导演，懂这个。
但还是多，背不下来，就拿了本书，把词插里边，对着念。河南话也是我们一句一句教的，有观众说他是读书的大哥，其实是背不下来词（笑）。
Q：顾长卫导演有拿片酬吗？
李非：一分钱也没拿。我们还琢磨要不包个红包，但又想别把事弄俗了。
Q：影片中有一个同性恋角色，引起了一些争议，你怎么看？
李非：这个我真的要重点说一下，豆瓣上，这么说吧，这个片子目前本来评分的人就不多，凡是打一星的都跟这三个字有关系。
我想说我真的一点都没有歧视！虽然我不是，但我有很多同性恋的朋友，有男的也有女的。我甚至（对同性恋）都没有任何感觉，只是取向不同，跟我没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这个同性恋角色是电影里最可爱、最干净、最纯粹的角色，非常简单，就是想找一份爱，虽然老失恋。我个人真的这么认为，他可以屡次碰壁，依然去追求，明知道自己这个身份，依然敢于去争取，我觉得挺好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去理解，是因为这个角色在电梯里被打了吗，还是怎么…
Q：你怎么看现在的“政治正确”，和一些舆论？
李非：当然首先，应该是法律来维护这个秩序。我本人对任何道德审判和道德绑架都是排斥的。
形成某种舆论也问题不大，但真正上升到一个群体性的、别人都不能说任何别的言论的话，跟那种文革、宗教狂热，跟某种偏执化相似的，集体不容有个体化的声音出现，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
Q：你有没有想过拍这样的题材，不是被体制所迫害，而是被一种社会道德潮流所迫害？
李非：当然有想过，因为比方说《命运速递》不太涉及到社会层面，如果有机会，想做点所谓吧有点社会关照的东西。
我觉得现在的我跟我周围的环境，和几十年前我父亲在老家和周围的环境，没有太大的区别，都面临一个个体和世界的相处吧，通常是格格不入的。
我特别感兴趣，一个外在的世界是如何把一个人进行瓦解、进行裹挟、进行改变、进行某种催眠的，或者说最后真的彻底把他改变。有些人可能不放弃，但他会付出代价。
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像《堂吉诃德》，像《肖申克的救赎》，像《鬼子来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Q：你会经常和姜文聊这些吗？
李非：当然，姜老那个人绝对不会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天，他经常说：我拍电影可不是奔着家长里短去的。他最痛恨的就是所谓的家长里短。
你要跟他认识的话，每次聊天都能听到很多金句，他真的是那样。
Q：我感觉姜文有点怨，希望开民智，但可能民智不为所动，他生活中是这样的人吗？
李非：我们经常聊，比方说《一步之遥》，他就说“我再也不干这种包饺子喂猪的事了。”
我觉得他为什么来找我合作，他还有王朔，包括那位艺术家，包括我，骨子里面其实是反叛的，是怀疑主义的，是悲观主义的，对那些人们确信的、笃定的、甚至群体性趋之若鹜的所有东西，都是持怀疑态度的。
谈不上愤青，这涉及到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上真有一种真理是颠扑不破的、不容侵犯的，那你会迅速站到真理对面。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去突破的，而这才是所谓的自由吧。
Q：有人会觉得姜文在媒体前、公众前也在扮演“姜文”，你怎么看？
李非：这个他聊过，拍一电影也好，写一故事也好，他的原话是“通过人物来找自己”，找内心里面最深的东西。
我不认为找自己就是自恋、自负、自大，古往今来，大艺术家不都是在找自己吗？找自己就是某种接近真相的过程，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Q：他是不是喜欢康德？
李非：他很少会提到这些名字，但是我觉得他自己在践行这件事，通过思考、通过电影，这是每一个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Q：媒体圈一直说姜文很难采，你怎么看？
李非：人与人之间，我来找你跟你聊天，实际想通过你来证明我的某种观点。
我觉得，他更愿意把他想表达的东西放在他的电影里、人物上。他可能不是特别愿意评价自己的电影，不太乐意跟媒体、记者通过聊天沟通。
第一他本人就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人，第二他朋友很多，但不是每天呼朋唤友，绝对不是，我觉得他，如果不是因为电影本身的商业属性，他可能选择不接受任何采访，不做电影之外的任何沟通。
Q：《一步之遥》很多观众看不懂，《邪不压正》呢？
李非：我们写《邪不压正》的时候，姜老跟我说过一句，“非老，咱们至少得让人看懂啊，看懂啊，别人说了我的电影只要能看懂就行。”
最后的时候我们俩聊，我问“你觉得能看懂吗？”他说“嗨，能看懂多少算多少吧。”
Q：《让子弹飞》很爽，这也是《邪不压正》的直观气质吗？
李非：是，非常爽，嗨！
电影语言本身爽，节奏、视听、台词、表演方式、剪接方式、音乐……整个电影语言创造出来的爽。从意识形态来说，真相以及民众所认知的真相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也是姜文电影一直在探讨的。
他觉得世界可能就是扑朔迷离的，不愿意把东西弄得那么清晰，这真的涉及到创作观和世界观。对他，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共同的认知是，事情其实是说不清楚的。
我们就在干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试图通过电影给大家创造一个世界，挺拧巴的。
Q：你每天都要在现场调整剧本吗？
李非：必须的呀。每个演员都没有完整剧本，都在演局部，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甚至有的情节我们也不知道。
我印象最深的是，姜文和彭于晏在片中最后一场重戏，那天晚上我和老姜俩人在房间里说，片中俩人都是穷途末路，咱俩现在是不是也有点穷途末路了，编不下去了？
写到那吧，这俩人的关系，又得连戏，又得达到不俗的状况，又不想要好莱坞套路化的解决方法，种种压力，聊到两点多，最后还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
他说，先睡吧，睡个好觉，醒来就有了，醒来就有了，我们总是醒来就有了（笑）。
Q：你享受这种感觉吗？
李非：在写的时候，焦虑，每天特别焦虑，因为要达到他的要求很难。最后完成了，尤其是整个拍完了，回想起来，第一真的非常享受，第二觉得真的学到了很多，因为他真的是个很伟大的导演、很伟大的演员，同时他本人也是编剧。
Q：跟他学到的东西真的能帮助到自己吗，用到自己的电影中？
李非：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自己也做导演，跟他做编剧一年半，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每场戏，或者每一个人物，都随时存在很多可能性的。
跟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如果是纯粹编的话，你是编不过生活的，生活也不受你的控制。
我觉得姜文导演让我学到了想尽办法去寻找情节，最后的时候，希望真实的面目自己出来。我说的也有点抽象，这场戏，这几个人物，本来应该在这个时间、空间想说的话、要做的事就出现了。
Q：接下来的作品有计划吗，也是非线性叙事吗？
李非：已经在筹备了，叫《两只老虎》，线性叙事的，大概下半年就开拍了，也是一个黑色幽默的故事。可能演员就有一些大咖了（笑），这个其实对我来说不重要，关键是投资大了之后，资方对这个就有要求了。
Q：现在你最想在电影里表达的是什么？
李非：我觉得生活就是挺荒诞的，生活更巧，只是我还没有能力真的去还原，能挖掘出生活里面真正的那个荒诞感觉，如果真的能做到，那真的挺牛的。
撰文：空山
采访：法兰西胶片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毒眸 原标题：全网最全爆料！《邪不压正》编剧拍出一部姜文怒赞的电影
后记：2018年5月采访的李非。当初差点因为这篇稿子猝死，时间特别紧，两个半小时的采访，自己扒词整理，成稿超过8千字，素材超过2万字。
非常抵触把李非的前半生按线性叙事的方法潦草完，一直在思考怎么剪辑故事，迫切地希望这篇稿子的节奏、叙事与《命运速递》形成互文。
一是追求现实趣味性，一是锻炼自己。
线性是最简单的，已经做过很多次。
以前写过克里斯·帕拉特，用的是双线叙事，一条发布会现场，一条他的人生经历，虽然那篇稿子也一般，但觉得方向是对的、尝试是好的。
渴望在叙事把控上更进一步，雕琢词句是叙事不足时的下乘。
但当时完全没有能力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两万字素材剪好，试过几个开头，但后面总排不好。等到自暴自弃用线性时，离交稿只有几个小时了。写到凌晨2点多才睡，6点多起来继续写，到了公司仍然晕头转向地敲着键盘在猝死边缘游荡。
交稿后，主编似乎没那么生气了，觉得写得不错。发了之后，一些同行纷纷表示自己没法写了。其实是采访之功、是素材庞大之功，我只是做了加工。
当时刚发了稿，就看到巴芮写的《逃离美发厅》，内心极为震动，大部分是因为那些人物的遭遇，小部分因为作者的叙事能力。长叹一声。
关于李非，他有着旺盛的表达欲和极强的表达能力，或许因为是个导演，他的叙述是有画面、声音和温度的，可惜我不能完美传达。期待他的新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