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华，或上村明子，一直到影片的最后，都没有出现。

六十年前，她是被父母遗弃在中国的孩子，六十年后，她是被日本社会遗忘的边缘人——如果她的养母不来寻找她，她就如此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日本社会了。

从遗弃到遗忘，这几乎是归国的战后日本遗孤的普遍命运。

天下所有孩子的哭声都是一样的。六十年前，陈奶奶尽管背负着国恨家仇，但听到了孩子哭声的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收养了这个女孩，并将她养育成人。

十年前，养女归国。

五年前，养女失联。

2005年，年过古稀的陈奶奶彷佛又听到了六十年前的哭声，于是，她不远千里来到奈良，寻访养女的下落。

从成长背景来看，4000多个日本遗孤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亲情纽带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中国的烙印。

从陈丽华寄给陈奶奶的信看，始终是报喜不报忧，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孩子表达亲情的方式。

又比如小泽的父亲，归国生活多年后，最后又选择回到中国生活，因为在“异国”，他才会过得比较自在——在某种意义上，“异国”才是他的故乡。

那么，这些已经“异化”为中国人的日本人，为什么会在中日建交（1972年）后，陆续回到日本呢？

与寻根、认亲等深层次情感需求比起来，很多人的选择归国的原因特别简单——和其他“移民”没有本质的区别——就是追求美好的生活。

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日两国的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的，最明显的差距就是收入差距，那时候，日本人的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若干倍。

战后遗孤归国，说得直白一点，很多人的第一诉求就是“赚更多的钱”。

实际情况是，他们回到“故国”，语言不通，教育背景、成长背景迥异，他们要在日本立足，找到比较体面的工作是很困难的。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要么回到“家乡”当农民，要么到处打零工，有时候还要靠社会福利接济。

而他们的日本“亲人”，至亲大多已经不在，堂亲表亲之类，本就与他们隔了一层，往往还会防着他们可能要分财产，自然而然也就疏远他们了。

归国的他们，往往只有名义上的国民身份和家族身份。在日本社会中，他们多半是“举目无亲”的。

他们难以融入日本社会，甚至，遗孤二代、三代，也可能面临类似的处境。

小泽是遗孤二代，她在日本成长、工作，但因为中日混血的身份和带着一点中国口音，她仍然被前男友的父母视为“中国人”，而且，他们拒绝接纳她。

被边缘化的他们，往往选择关起门来过中国人的生活。他们在家做中国饺子，利用从中国带来卫星电视接收器，在家看中国电视节目。

他们的孤独，他们与主流社会的疏离，很少被看见。

有时候，中国反而能够带给他们更强烈的“归属感”。当中国人来做客，他们迫不及待地“献艺”——“手动”表演京剧《智取威虎山》。

影片中，养母陈奶奶、遗孤二代小泽、退休警察一雄组成了寻人三人组。

陈奶奶爱女儿爱得深切，也爱得豁达。

每次有一点线索，小泽总是着急忙慌的，陈奶奶反而比较平静，只是配合好每一个步骤。

车上，一雄接到前辈的电话，对方称上村明子已经于几年前去世。小泽闻讯，啜泣不止，泪如雨下。而陈奶奶在后座已经熟睡。

从影片中看，陈奶奶到最后都不知道女儿已经去世的消息。

但真的如此吗？在我看来，知天命的陈奶奶早已不是局中人，她一直自困局中，只是为了让寻人三人组继续可以抱团取暖。

陈奶奶终将回国，寻人三人组终将解散，小泽可能会找一份新的工作，继续在日本打拼，一雄也将重回空巢老人的孤寂，但他们一起经历的寻人之旅，也将铭刻在他们的生命中。

影片的最后，三人在祭典上寻人无果后，沿着路边缓缓前行。时间彷佛慢了下来，观众可以跟着他们的脚步体验到一种彼此照应的暖意。

短短几天或十几天的相处，他们已经成为一个颇有默契的“组合”——这个“组合”在一个悲剧事件中“组建”，却跨越历史、国籍、年龄，找回各自的“人间值得”。

乌龙放生、戏剧性地飙俄语、肉店奇遇、和当地的孩子们玩耍、装病调虎离山，等等，陈奶奶可爱得停不下来。

当小泽为相机没装胶卷而错失所有的美好瞬间而伤心时，陈奶奶却轻描淡写地安慰她，（照片）都装在我的脑子里了。

语言不通的陈奶奶和一雄尴尬地坐在长椅上的时候，陈奶奶以交换照片打破了沉默，又以一起做手工建立友谊和默契。

鹏飞通过诸多有趣、温馨的细节，塑造了可爱又睿智的陈奶奶，又以幽默的方式举重若轻地“化解”了这段沉重的历史或寻亲之旅。

在陈丽华写给母亲的信中，“一切都好”是不变的主题。而陈奶奶寻找女儿的过程，却一步一步地粉碎了这个主题。

在小泽和一雄的帮助下，陈奶奶造访了女儿可能去过的地方、找到了女儿的聋哑人朋友、拜访了女儿的前房东也是女儿工作过的小食店的老板娘。女儿做过的炸面包圈，陈奶奶也带了一点回家，细细品尝。

抓住女儿留下的一点点痕迹，陈奶奶都试图走进她悲苦的内心。

天下所有孩子的哭声都是一样的，而心中有爱的母亲，永远都能够听到自己孩子的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