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今年三月中美阿拉斯加會談翻譯官意外的焦點中，我們對於國際會議或者跨國機構中的翻譯員的職責、工作方式與要求、素養等方面有了深刻的了解，所以當看見電影阿依達的救援行動（Quo Vadis, Aida?，2020）開場會議中，女主角阿依達（或艾達）居中翻譯時的語調、情緒、表情、肢體都過分的表現出主觀與主導性的時候，我們知道這一場屋內談判對他（及其家人、民族）而言特別的切身——是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由於是生死存亡之際，面對這樣一方武裝霸權的侵略，聯合國這樣國際組織的理性就顯得緩急非所益——秀才遇到兵。這樣國際組織失能的情形，讓我想起另一部電影三不管地帶（Ničija zemlja，2001）。

2、最近幾天G7會議結束，發表公報中的外交問題上將西巴爾幹的重要性位列第四，次於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之下。這個地方一直以來都是引爆區域動盪的火藥庫。片中僅從塞爾維亞軍人的口中側面透露出這場一九九五年軍事報復事件的導因，他說：「這裡連一個穆斯林的軍人都沒有嗎，難道當初對我們開槍的是鬼嗎？」之所以這麼隱晦的提及，是因為電影無意於爬梳史實並議論史事，其主軸仍在透過戲劇緊湊的安排，和悲劇衝擊，激盪出人類對和平理想的祈求。

3、對於大屠殺，不論是亞美尼亞、猶太人、圖西族人，或者是南京大屠殺，都是人類破壞性的表現——破壞性也是人類的天性，只是他屬於一種原始求存的動物性的擴張與上綱，是人沒有或喪失人性時的非文明舉動。我想，一個好的人性的作為，就是回頭看，去反省，然後不貳過——這一點上，日本尚未做到（我們可以發現觸及戰爭歷史題材的日本電影，經常在事實未清楚梳理之前就以「原諒上一代錯誤」的呼籲來作結，更遑論其教科書的編纂不盡客觀。）

4、我還是想講一點關於「特權」。特權和貪汙一樣，是現代社會中無法杜絕的，況且在某些時刻也是人性的一種困局，如管仲是貪，富擬公室，他有不可擺脫的三級貧戶的恐懼，但是他至少協助齊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所以齊國人感念他；電影中女主角也是想方設法，藉由自己的身分之便去護佑家人，而我們作為觀眾的，甚至於希望他能成功，是吧？當聯合國部隊中的年輕士兵「正直的」向塞爾維亞的軍人指出有穆斯人青年假扮女性想逃跑，結果被其他聯合國士兵給揍了一頓，這也讓我們叫好，對吧？所以很多情況不是形式主義的角度去看，而是要從本質上去看，包括世界推尊的民主——想想看，「民選」的宗教國族主義領袖莫迪，如何造成了世界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的災難，卻依然穩坐印度的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