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7-01-30
mimidao • 一切安好:知识分子个人生活和时代社会整体状况的双重书写
这部影片的收看完全是冲着左派的题材去收看的。只是没想到这部电影的内涵如此之丰富，以至于每个演员、导演、时间点都需要在仔细的琢磨一下。让我们从导演开始吧：
戈达尔
让-吕克·戈达尔1930年12月3日在巴黎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则出身于瑞士的银行世家。他少年时代在瑞士度过，10岁时成为瑞士公民，而后返回法国在里昂接受教育，1949年回到巴黎，在索邦大学学习人种学，不久他活跃于在拉丁区的电影俱乐部中。在那里他和安德烈·巴赞成为朋友，经其介绍，陆续结识了《电影手册》编辑部的弗朗索瓦·特吕弗、雅克·里维特和埃里克·侯麦，戈达尔进入了《电影手册》，以汉斯·卢卡斯的笔名开始发表评论文章。
在《电影手册》几位主要的编辑中，不仅在之后的进程中产生了“作者论”这样重要的电影理论，而且也促动和催生了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极大和极广的“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同时印证了该运动是世界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转折（“新浪潮”一词是弗朗索瓦·吉鲁在《快报》上首先提出的：用来指1957年到1958年间的年轻导演，后专指1959年兴起的法国导演，这其中的作品包括较早的《死刑台与电梯》、《上帝创造女人》、《广岛之恋》，也包括《表兄弟》、《四百下》、《精疲力尽》等一批同时获得国际声誉的影片）。早在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在其《摄影机——自来水笔，新先锋派的诞生》的一文中提出“电影将慢慢地从视觉的、为图像而图像的、直接的、故事的、具体的专制统治下摆脱出来，以便成为一种与书面语言同样灵活、同样精细的书写方法。”与上述观念等同的是《电影手册》的作者们的观点，如戈达尔所说的，“过去在当影评人的时候，我自认为是一个电影工作者，今天我仍然自认为是影评人，某方面来说，我的确是的，而且比过去还像，我虽然以拍电影替代了写影评，但是却在影片中包含着批评的方向……”1951年，戈达尔中断了与其富裕家庭的关系，被迫自谋生计。两年后，戈达尔旅行南美之后回到瑞士，曾做过建筑工人和其他工作，他的首部短片《混凝土效果》便以他曾参与修建一座水坝的实际经历而拍摄制作的。1957年，他制作了他第一部法语短片《所有的男孩都叫帕特里克》，又和特吕弗一起制作了向美国导演马克·塞纳特致意的短片《洪水的故事》，又制作了向法国导演让·考克多致意的短片《夏洛特和她的朱尔斯》，直至影片《精疲力尽》一举闻名世界。
当戈达尔以法国新浪潮一员的身份出现时，谁也没有料到这场提倡"作者导演"的革命最终只剩下一位不断标新立异的斗士。"我不会拍符合大众口味的电影"，戈达尔的确如他所说，从来没有成功地从头到尾说完整一个故事。在那些影片本身不断地被引证的叙述模式中，那些随意发表时论又将记录片与故事乃至社会学思考拼贴在一起的"写实"的镜头里，戈达尔引领着观众（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混乱的叙述折磨得恼羞成怒的那些人）去寻找问题所在，而不是观看人物的内在逻辑性与事件的合理性。如果说电影还有什么没探索过，那么由于戈达尔的存在而结论注定是否定的。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朗格洛瓦认为整个电影史应该用"戈达尔前"和"戈达尔后"来划分。阿拉贡干脆地评价戈达尔的电影为"今天的艺术就是让.吕克.戈达尔的艺术，因为除了戈达尔就再也无人能够更好地描写混乱的社会了 ……"
让 皮埃尔·高兰 吉加·维尔托夫小组
戈达尔与法国青年中的毛派分子开始过从甚密，并与青年领袖让-皮埃尔·高兰合作，组建名为"吉加·维尔托夫小组"的制片团体，以《电影传单》直接参与了对五月斗争的表现和传播；在风暴平息后，又以《一部平淡无奇的影片》回顾评论五月事件。随后，小组制作了一系列以毛派立场干预政治的影片，以声音和影像的对抗和互析关系为武器，在虚构与真实、剧情与记录、直接表态与影像组织之间形成一条事关文化政治的独特线路。然而到七十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建构日趋稳定，革命成为遭放逐的神话，解放成为物质丰饶的代称，在一个失去基础的环境中，法共日益关心如何进入政府，青年造反的毛派运动分崩离析。至此，"吉加·维尔托夫小组"不得不宣告解散，1972年戈达尔和高兰合作了一部商业性的电影，这就是由当时的国际影星伊夫·蒙当和简·方达主演的这部电影。
1968年 法国 五月风暴
1968年5月13日 法国学生、工人举行总罢工总罢课
戴高乐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后，推行了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使法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获得提高。但独立发展核力量耗资巨大，遭到左翼和右翼的反对，总统的独断专行引起人们的不满，政府反对罢工的立法导致工人的反抗，削减小农户的政策也激起农民的抗争。由于经济情况不好，失业人数多达50万，青年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威胁。1968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以青年学生为前导，法国掀起了五月风暴。 ..
3月，巴黎大学农泰尔分院出现了学生运动，要求改革学校的教育制度。5月3日，为抗议大学当局开除学生运动领导人，巴黎大学学生罢课并占领了大学校舍。警察封闭了农泰尔分院，驱散了巴黎大学的群众集会。为抗议警察的暴行，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在巴黎，学生筑起街垒同警察对峙。5月中旬斗争进入高潮。5月12日，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学生的斗争，要求每周40小时工作制，保证每月200美元的工资。5月13日，学生、工人联合举行总罢工总罢课，巴黎20多万人涌上街头，高呼反政府的口号，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5月14日至18日戴高乐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局势大大恶化，学生占领学校，工人占领工厂，水陆空交通停顿，工厂停工，商店关门，整个巴黎陷于瘫痪。罢课罢工还席卷了法国90多个省，农民也要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和降低税收。 ..
戴高乐匆匆回国，以军队为后盾，同工会和企业主代表谈判，于5月25日达成协议。政府基本上满足了工人和职员提高工资的要求，要求工人复工。政府允诺改组，国民教育部长辞职，实行教育改革。5月30日，戴高乐宣布解散议会进行新的选举。此日，几十万人在巴黎街头游行示威支持总统的政策。次日，戴高乐改组了政府。6月12日，政府宣布禁止游行示威。6月16日，警察进驻巴黎大学，拘捕了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五月风暴逐渐平息。6月举行议会选举，戴高乐派获胜。戴高乐为了避免“五月危机”的重演而进行了改革。国民议会于10月10日通过了建立大学自治和安排大学生参与高等教学方面的法律。局面逐渐恢复正常。
关于这部电影
一对从事传媒业的知识分子的感情生活和发生在1972年五月的一家香肠制造厂的罢工事件，他们和工厂经理一起被工人堵在办公室里两天两夜。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和听到经理、共产党工会代表、"新左翼"领导人、普通工人讲述他们的见解；看到工厂的作业流程；看到蒙当拍摄广告的工作，听到他讲述自己从68年起的经历和失落；看到方达作为美国广播公司驻法国代表的播音工作，也听到她的失败和烦躁；看到青年激进分子的一次超市抢劫和警察的暴力镇压；看到法国社会各阶层的"标准像"；也看到蒙当和方达共同生活中的争吵与困境。甚至他们的爱情生活也构成了时代的转喻：二人相识相爱于68年五月时对一次罢工的参与，又在72年五月的这次罢工中发现个人生活的破裂。总的来说，这是在"六十年代之终结"之后的西方社会中，对知识分子的个人生活和时代社会的整体状况的一次双重书写，是对参与的无能和表达与再现的失败的一次痛苦反省。对戈达尔，这是他对自己此前电影实践的总结，也是为此后新的探索所设立的可能起点。
立场
我始终不能很好的理解戈达尔的立场，如果按照一般论述他是一个左派导演的话，那么它影像中的革命是那么的脆弱和不可理喻。我甚至怀疑所谓的革命阐述者的动机，当这位革命阐述者在家乐福叫卖着他的书籍时，人民要他解释他的革命主张时他说“你只需带回去阅读，无须分析”难道左派的革命论述竟是这样的不可分析？
戈达尔
让-吕克·戈达尔1930年12月3日在巴黎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则出身于瑞士的银行世家。他少年时代在瑞士度过，10岁时成为瑞士公民，而后返回法国在里昂接受教育，1949年回到巴黎，在索邦大学学习人种学，不久他活跃于在拉丁区的电影俱乐部中。在那里他和安德烈·巴赞成为朋友，经其介绍，陆续结识了《电影手册》编辑部的弗朗索瓦·特吕弗、雅克·里维特和埃里克·侯麦，戈达尔进入了《电影手册》，以汉斯·卢卡斯的笔名开始发表评论文章。
在《电影手册》几位主要的编辑中，不仅在之后的进程中产生了“作者论”这样重要的电影理论，而且也促动和催生了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极大和极广的“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同时印证了该运动是世界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转折（“新浪潮”一词是弗朗索瓦·吉鲁在《快报》上首先提出的：用来指1957年到1958年间的年轻导演，后专指1959年兴起的法国导演，这其中的作品包括较早的《死刑台与电梯》、《上帝创造女人》、《广岛之恋》，也包括《表兄弟》、《四百下》、《精疲力尽》等一批同时获得国际声誉的影片）。早在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在其《摄影机——自来水笔，新先锋派的诞生》的一文中提出“电影将慢慢地从视觉的、为图像而图像的、直接的、故事的、具体的专制统治下摆脱出来，以便成为一种与书面语言同样灵活、同样精细的书写方法。”与上述观念等同的是《电影手册》的作者们的观点，如戈达尔所说的，“过去在当影评人的时候，我自认为是一个电影工作者，今天我仍然自认为是影评人，某方面来说，我的确是的，而且比过去还像，我虽然以拍电影替代了写影评，但是却在影片中包含着批评的方向……”1951年，戈达尔中断了与其富裕家庭的关系，被迫自谋生计。两年后，戈达尔旅行南美之后回到瑞士，曾做过建筑工人和其他工作，他的首部短片《混凝土效果》便以他曾参与修建一座水坝的实际经历而拍摄制作的。1957年，他制作了他第一部法语短片《所有的男孩都叫帕特里克》，又和特吕弗一起制作了向美国导演马克·塞纳特致意的短片《洪水的故事》，又制作了向法国导演让·考克多致意的短片《夏洛特和她的朱尔斯》，直至影片《精疲力尽》一举闻名世界。
当戈达尔以法国新浪潮一员的身份出现时，谁也没有料到这场提倡"作者导演"的革命最终只剩下一位不断标新立异的斗士。"我不会拍符合大众口味的电影"，戈达尔的确如他所说，从来没有成功地从头到尾说完整一个故事。在那些影片本身不断地被引证的叙述模式中，那些随意发表时论又将记录片与故事乃至社会学思考拼贴在一起的"写实"的镜头里，戈达尔引领着观众（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混乱的叙述折磨得恼羞成怒的那些人）去寻找问题所在，而不是观看人物的内在逻辑性与事件的合理性。如果说电影还有什么没探索过，那么由于戈达尔的存在而结论注定是否定的。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朗格洛瓦认为整个电影史应该用"戈达尔前"和"戈达尔后"来划分。阿拉贡干脆地评价戈达尔的电影为"今天的艺术就是让.吕克.戈达尔的艺术，因为除了戈达尔就再也无人能够更好地描写混乱的社会了 ……"
让 皮埃尔·高兰 吉加·维尔托夫小组
戈达尔与法国青年中的毛派分子开始过从甚密，并与青年领袖让-皮埃尔·高兰合作，组建名为"吉加·维尔托夫小组"的制片团体，以《电影传单》直接参与了对五月斗争的表现和传播；在风暴平息后，又以《一部平淡无奇的影片》回顾评论五月事件。随后，小组制作了一系列以毛派立场干预政治的影片，以声音和影像的对抗和互析关系为武器，在虚构与真实、剧情与记录、直接表态与影像组织之间形成一条事关文化政治的独特线路。然而到七十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建构日趋稳定，革命成为遭放逐的神话，解放成为物质丰饶的代称，在一个失去基础的环境中，法共日益关心如何进入政府，青年造反的毛派运动分崩离析。至此，"吉加·维尔托夫小组"不得不宣告解散，1972年戈达尔和高兰合作了一部商业性的电影，这就是由当时的国际影星伊夫·蒙当和简·方达主演的这部电影。
1968年 法国 五月风暴
1968年5月13日 法国学生、工人举行总罢工总罢课
戴高乐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后，推行了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使法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获得提高。但独立发展核力量耗资巨大，遭到左翼和右翼的反对，总统的独断专行引起人们的不满，政府反对罢工的立法导致工人的反抗，削减小农户的政策也激起农民的抗争。由于经济情况不好，失业人数多达50万，青年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威胁。1968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以青年学生为前导，法国掀起了五月风暴。 ..
3月，巴黎大学农泰尔分院出现了学生运动，要求改革学校的教育制度。5月3日，为抗议大学当局开除学生运动领导人，巴黎大学学生罢课并占领了大学校舍。警察封闭了农泰尔分院，驱散了巴黎大学的群众集会。为抗议警察的暴行，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在巴黎，学生筑起街垒同警察对峙。5月中旬斗争进入高潮。5月12日，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学生的斗争，要求每周40小时工作制，保证每月200美元的工资。5月13日，学生、工人联合举行总罢工总罢课，巴黎20多万人涌上街头，高呼反政府的口号，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5月14日至18日戴高乐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局势大大恶化，学生占领学校，工人占领工厂，水陆空交通停顿，工厂停工，商店关门，整个巴黎陷于瘫痪。罢课罢工还席卷了法国90多个省，农民也要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和降低税收。 ..
戴高乐匆匆回国，以军队为后盾，同工会和企业主代表谈判，于5月25日达成协议。政府基本上满足了工人和职员提高工资的要求，要求工人复工。政府允诺改组，国民教育部长辞职，实行教育改革。5月30日，戴高乐宣布解散议会进行新的选举。此日，几十万人在巴黎街头游行示威支持总统的政策。次日，戴高乐改组了政府。6月12日，政府宣布禁止游行示威。6月16日，警察进驻巴黎大学，拘捕了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五月风暴逐渐平息。6月举行议会选举，戴高乐派获胜。戴高乐为了避免“五月危机”的重演而进行了改革。国民议会于10月10日通过了建立大学自治和安排大学生参与高等教学方面的法律。局面逐渐恢复正常。
关于这部电影
一对从事传媒业的知识分子的感情生活和发生在1972年五月的一家香肠制造厂的罢工事件，他们和工厂经理一起被工人堵在办公室里两天两夜。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和听到经理、共产党工会代表、"新左翼"领导人、普通工人讲述他们的见解；看到工厂的作业流程；看到蒙当拍摄广告的工作，听到他讲述自己从68年起的经历和失落；看到方达作为美国广播公司驻法国代表的播音工作，也听到她的失败和烦躁；看到青年激进分子的一次超市抢劫和警察的暴力镇压；看到法国社会各阶层的"标准像"；也看到蒙当和方达共同生活中的争吵与困境。甚至他们的爱情生活也构成了时代的转喻：二人相识相爱于68年五月时对一次罢工的参与，又在72年五月的这次罢工中发现个人生活的破裂。总的来说，这是在"六十年代之终结"之后的西方社会中，对知识分子的个人生活和时代社会的整体状况的一次双重书写，是对参与的无能和表达与再现的失败的一次痛苦反省。对戈达尔，这是他对自己此前电影实践的总结，也是为此后新的探索所设立的可能起点。
立场
我始终不能很好的理解戈达尔的立场，如果按照一般论述他是一个左派导演的话，那么它影像中的革命是那么的脆弱和不可理喻。我甚至怀疑所谓的革命阐述者的动机，当这位革命阐述者在家乐福叫卖着他的书籍时，人民要他解释他的革命主张时他说“你只需带回去阅读，无须分析”难道左派的革命论述竟是这样的不可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