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8-09-16
苏七七 • 一切安好:电影论文与论文电影
《万事快调》另有一个译名叫《一切安好》。一切当然不可能安好，戈达尔的内心总是风起云涌，他的政治情怀不是一个政治理想那么简单，而有逻辑与道德的严格要求，这些要求把他推得向左向左再向左。让他成了一个标杆。——这个标杆在今天看来，几乎有点陈旧和好笑。但是重温1972年的《万事快调》，他依旧还是能用他的才华来震憾你，让你在形式上被他制服，然后忽然想到，革命其实还是问题，左和右也还是问题。它们都不曾消失。
电影拍得完全象一个论文。先是1968，一个肉联厂的工人们把厂长扣押在办公室里当人质，一个美国女记者苏珊与一个法国导演也被困在其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是西方导演们记得最牢的毛主席语录，贝托鲁奇在《戏梦人生》里引用过，塞尔乔•莱昂内在《革命往事》里也引用过，戈达尔一样也引用了这句话），但是电影里的阶级斗争场面，在中国观众眼里看来实在温和得很，工人们让厂长在厕所间奔波以体会限时方便的痛苦，厂长情急之中砸了块玻璃解决问题——是不是我们看过听过的太多？简直象个小幽默。但是当然，资产阶级的万恶与无产阶级的痛苦不因为曾经的“叙事方式”过于单一，就真的变成了艺术的一部分，而已经不在现实之中。——戈达尔把这部分内容放在一个平面里来拍，细节与场景依旧有强烈的讽刺度与感染力。然后1968年的革命很快过去了，1972，重新歌舞升平，就象导演如今拍的广告片一样。苏珊很痛苦，她想要离开。
在碟片的花絮里，有一封戈达尔写给简•方达的信。他说，要用方达在越南拍的照片（方达是著名的反战人士）作为电影在戛纳电影节的宣传海报。电影中的苏珊走向哪里？全世界的苏珊能做些什么？也许简•方达的所作所为，刚好给了戈达尔一个答案。但是这个答案依然不是一个生活之中的答案。知识分子的内心纠结，恰如戈达尔的这封长信般辗转反复，对“意义”念兹在兹地纠缠不休。
“意义”这个词太贵重。没有对“意义”的在意，虚无与庸俗容易入侵个体生活，但如果是外来的“意义”，又让人心生警惕，不知道这个意义会对个体生活进行怎样的预支。对于戈达尔，这么一个资产者的儿子来说，成为左派是他树立起自我的一个反向度的向度，他的“意义”追索是自内而外的，是知识分子式的逻辑推导，并最终成为一种伦理需求。而他最厉害的地方，当然在于他简截有力的镜头、剪切与声画对位——每一个细节拆分出来，都可以进行一点“意义”的探讨。然而他最难得的地方，又在于他的“论文”里其实并不抛弃生活，每一个人在他的镜头下都还是每一个具体的人，观点，感情，可以沟通理解共鸣。苏珊心情郁闷，和男友吵架，她故意掀翻了一个茶壶盖，然后踢了男朋友一脚。——但是这个细节，拍得多么“优雅”——是属于简•方达这样的左派的。戈达尔的把握多么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