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甫拉托夫是个作家。但是他进不了作家协会，也没法发表作品。必须要有报社肯采用他的作品，他才有可能进作家协会。在此之前他只能当一个报社记者，每天写一些荒唐的主流报道。但是他又写不了这些东西，只能靠装疯卖傻度日。报社上司质问他，为什么你总是写一些阴阳怪气的东西呢？

达维德是个画家。他的作品过于先锋不被认可。他没处卖画也没法办展，只能靠走私倒卖违禁品生活。报社要求多甫拉托夫在国庆日之前写一篇歌颂石油工人的“正经”诗歌。多甫拉托夫写好之后给达维德看，达维德说这是什么东西，你怎么能做这么可耻的事情？你要是缺钱我们去偷车都比这个强。

多甫拉托夫在被要求采访工人诗人时认识了库兹涅佐夫。他是个正经的诗人，被树立成工人诗人的典范，但其实根本没人真的欣赏他的诗。他不符合要求的作品也一样无法发表。多甫拉托夫拉他进入了自己混迹的失意艺术家小团体。库兹涅佐夫是个习惯于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解决问题的简单的人。在自己又一首关于战争中死去的被遗忘孩子和上帝的诗被无理由的拒绝发表之后，他当场打断了编辑的鼻子。不得不说和另一个在编辑部割腕的作家相比，这招要高明的多。

布罗茨基，终于说到了布罗茨基。他是这一代作家诗人中的天才，是他们中的精神领袖。一直被当局盯着。他发表作品，可一直被威胁被谈话被流放。但他反复说他不想走。他觉得流亡者可怜。更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国家里语言是唯一幸存之物，而他们这代人可能是俄语文学最后的希望。而他一旦走了就不可能再回来，只能永远流亡在异乡。当然历史早就发生过了，我们知道他最后被剥夺国籍赶出了红苏。他只能走。

这张海报，是故事的最后，多甫拉托夫和他无处容身的穷艺术家朋友们饮酒散场，在凄惨的国庆节之际，挤在一辆车回家。多甫拉托夫没处可坐，自愿坐在车上。朋友们说，他个子虽大，人很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