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后坠公众号）

年轻人们走在延边厚厚的冰面上，穿着加厚皮靴的脚在冰上跳跃。浩丰幻想咀嚼冰块，大萧仿佛脚踩引擎，娜娜已经开始舞蹈。冰面发出破碎的声音，就像年轻人的生活一样承担着风险；但他们知道这样做无妨，因为冰太厚，不可能破碎。

浩丰在震耳欲聋的音乐里独自一人。他拿起一块冰块，像往常那样，放进嘴里，用牙齿去碰撞。他或许被此刻的快乐感动。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心灵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柔软，心里藏着的一抔水在风里面泛起波浪，止不住地往外流，往外流，像是喝进去的酒，藏不住的秘密，忍不住想要说出来，说点什么，做点什么，有音乐、朋友和酒的时候，不就是应该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吗？

像这样的瞬间还有很多。娜娜在电梯里和浩丰靠在一起，弹琴时的哭泣，窗边的烟，睡着的人，悬崖边的冷静，林子里的熊，城市里的雕塑。年轻人什么都没做，只是在感受。电影在尝试模仿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观看这部电影和站在商场二楼观察一楼躲雨的游客并没有太大差别。每一个瞬间都清晰可见。

那座城市并不能说是漂亮的。彩色的灯光难免显得媚俗，一种尴尬的塑料质感潜伏在书店和景区，电影美术设计和当地并不发达的商业气息似乎显得格格不入。当三个年轻人开始在书店里奔跑，路人和观众都知道，这只有在电影里才能出现。城市里也并没有什么可逛的。凌晨还没有睡觉的年轻人只能绕着积雪的广场时钟般地走，在便利店买一瓶水一碗泡面。但城市给予人们想象的空间，并在最出乎意料的时候制造惊喜：动物园里的猴子和鹿科动物深夜未眠，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奔跑。无法活在当下的人看见的城市只有钢筋水泥那样的无趣，因为他们总在担心将来发生的事；活在当下的人便能在城市里三人一行，骑摩托车。

电影像一块冰慢慢化开的样子，我们看见轻盈的水滴了下来，也看见冰块融化时略显笨拙的情态。人物对城市和生活的感知赋予影像呼吸般的温柔质感，但穿插其中的人物小传增加了多余的戏剧感。摄影机过度关注表演，好像在指导人物行为，超越了其记录的义务。当前面两个人“躺平”在雪地里时，镜头近乎急迫地转向第三个人，使得本该是自发的动作却承受了某种被迫的威势。摄影机在运动中透露出困惑，仿佛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新加坡导演第一次来到北疆边界的寒冷小镇，这里通用至少两种语言；三个来自不同省份的年轻人，每晚都喝酒。在这些阻塞的地方，电影暗示了它一开始想要成为的模样。

逃犯的新闻不时出现，就像冰上的一道裂痕，提醒三人在延吉之外、他们之外，才是真正的现实。始终都是要回归的。

说到底，他们五个人，不过都是异乡客罢了。

【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首映】

导演和三位演员一起上场。观众对明星抱有不知来源的期待，但看到演员谈论银幕中自己扮演的角色始终觉得很奇怪，仿佛是在提醒你刚刚看到的都不是真实的，而是一种解读和二次诠释。在这种场合，明星往往喜怒不形于色，是工作，也出于疲惫。也许，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如果我真的想回答，我们不应该在这，而应该在一间出租房里，有三个杯子一瓶清酒。演员只活在他们的电影里——幸运的是，能够被留下的也只有他们的电影。

六个月前我也去了延吉。民俗园里没看到打糕的本地人，穿着朝鲜族衣服拍照差点被冻死。那时的一切都被冻在冰里，我的脸，我的不服气，我想要离开的表现，和我的不得不前进。

我看到一片巨大的空地，四周被大树环绕。我想那原本是一片湖。我一直往前走，心跳得越来越快，对着自己自言自语，讲一些“树看起来像异鬼临城”“这才算活着”的胡话。直到身后有人再喊我，我才回过头。我说，下次我会走得更远。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里的冰太厚了，是绝不可能破碎的。那，就像是一个“燃冬”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