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4-02
非虚构 • 小巷名流:导演说
影片是根据中篇小说《文君街传奇》改编的。原著提供的人物和情节比较丰富，时间跨度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82年十几年的社会生活。三户人家的故事沿着两条线发展。一条是司马寿仙、牛三、卓春娟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的劫难和相濡以沫的感情；另一条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丁香与小仙、牛三的爱情婚姻关系。小说文笔细腻、幽默风趣，地方乡土色彩浓郁，情节曲折，颇有点四川人摆龙门阵的味道。不过，小说的前后部分有明显断裂，不仅最生动的主人公司马寿仙的性格缺乏发展，就连再现“文化大革命”这个主要的情节线也被拉扯到一般化的爱情婚姻关系当中。影片的改编者和导演没有拘泥于原著的情节、结构，而是紧紧抓住原著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的真实心态，来描画“文化大革命”。
此前，多部以“文化大革命”为题材的影片基本是再现悲剧性的生活真实。《小巷名流》更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再现中达到历史思辨的深度。以某刊物的编辑高风亲临小镇帮助司马寿仙修改小说稿为情节线索，结构成以司马寿仙向高风介绍小说生活原型的“过去时”和以高风指点司马寿仙如何写作构成“现在时”。两个时空穿插交错，形成对“文化大革命”与“现今”生活的不同视点和看法。通过“过去时”和“现在时”的连接，把小镇生活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过去”到“现在”是发展是变化，“过去”和“现在”又是鲜明的对照和延续。乍一看司马寿仙和高风的交谈不过是对小说如何写的议论，其实内里却表露出他们各自对“文化大革命”种种世相的不同看法。高风一再要求小说要“加强党的领导”、“突出斗争精神”，要“主题鲜明”，他的要求不仅使对“文化大革命”颇有清醒认识的司马寿仙越来越感到迷惘，也更让观众在啼笑皆非当中，看到高编辑之类的人物，虽然也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人，但至今头脑依旧昏昏，仍然用教条、盲目、形而上学的方法，甚至是“左”的思想去观察社会、规范生活。两个人物的思想对照传达出的嘲讽意趣贯穿影片始终，构成影片的整体情调。
“文化大革命”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是一桩波及城乡触及每个人的庄严“革命”，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在极左思潮、个人迷信的热浪中是很虔诚、很认真地从事这场革命的。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评判这段历史的时候，人们除了身心遭到的创伤外，更多的是在醒悟中感到那时候的荒诞、可笑和扭曲、变形。这种感受的本身就潜藏着一个足以支撑影片的喜剧冲突。影片跳出了对“文化大革命”此情此景的描绘，在重温对中国冷峻的审视中捕捉到了荒诞不经的内核，采用讽刺、幽默、揶揄、夸张的手法把最严肃的事，用最不严肃的形式表现出来。把在当时看来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人物心理集中在特定的情境之中，浓缩、放大成一幅幅尖锐、畸形的画面，给予内庄外谐的嘲弄。《小巷名流》与此类题材的影片相比，无论是思想还是风格都大相迥异。在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的交织当中，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入木三分，发人深省，是一部构思新颖的讽刺喜剧影片。
《小巷名流》创造了一个新鲜、丰满的审美形象司马寿仙。他是一个人们常常在乡间小镇看到的小文人。识文断字，能写会画，聪明机灵，在当地可算得上是一位“大”知识分子了。他靠自己的本事扎花圈，代人写挽联度日。这么一个地地道道的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竟成了“牛鬼蛇神”，成了封建余孽。这本身就够荒唐可笑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此类事比比皆是，司马的遭遇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影片没有给他设置格外悲惨、奇特的命运，赋予他的是生动的行为细节、语言神态，为观众提供了追忆和联想“文化大革命”当时情境的空间。司马寿仙喜欢舞文弄墨，有那么点文人的酸气，自命清高，还爱耍点小聪明吹个小牛皮；同时他又有中国文人的传统气质：善良、正直，富有同情心。这些性格特征集于一身便包含着惹人发笑的喜剧性。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虽惊慌不安，却又能机敏判断，随机应付动乱的局面。他口袋里装着两个造反派组织的袖标——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派掌权——哪派来了他就掏出哪派的袖标，挺会赶“造反”的时髦。他还会觍着脸和造反派拉近乎，自称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咱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造反派头头何癞子来了喊一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立即嘎嘣脆地接上去：“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批斗会上，当人们举手等待点名上台“坦白”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司马寿仙已经抢先跑上主席台站定，接着便连珠炮地背诵起来：“东风吹传捷报，胜利凯歌冲云霄，我们葵花镇，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他把“三年困难时期，每月粮食定量19斤，明明吃不完，我却涂改了粮证”作为罪行交待，又把参加了周县长的地主父亲的追悼会上纲成自己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还交出了“巴不得文攻武卫多打几回，好多卖几个花圈”的“黑心”。司马寿仙的这些举动是油腔滑调还是吓昏了头的胡言乱语？观众自会体察其味，但是无论如何谁也不会觉得这个人物不真实。观众分明在司马寿仙虔诚地追随“革命”的行为中，看到了一个小人物在非常时期无可奈何的生存本领和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影片正是透过主人公这些可笑亦可怜、认真又荒唐的行径，折射出极左思潮席卷下的不正常的几近疯狂的社会情绪。
影片的创作者注重通过艺术形象来认识、判断“文化大革命”生活。同时，又在人物身上注入了创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意识，赋予了司马寿仙双层的人格内涵：既是处在运动当中、处在极左思潮冲击下的人性扭曲，又是处于某种超脱状态的清醒意识。他一方面惶恐不安，忙于应付多变的世道，另一方面他对世道又流露出冷嘲和蔑视。他让人感到既滑稽又痛苦，既是常态的又是变态的。影片发挥了幽默喜剧需具备的浓缩和强烈的艺术效果，为人物经营了别出心裁的情节场面。司马寿仙在学习班里“假死”是一段富有戏剧性的情节。送饭来的儿子发现其父司马躺在床上纹丝不动，儿子急得大哭。父亲猛地坐起来，抓住小仙打了两记耳光，说：“你哭什么？没有阶级立场！”随即双手扶住小仙的肩膀，小声地忠告：“就是我真死了，你也要咬住牙，不能哭！要狠狠地骂，狠狠地批。要同老子划清界限！”然后重新僵直地躺下装死，让小仙演习划清界限，站稳立场。这段很夸张的人物举动放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政治环境中，一点恶作剧的味道也没有。父亲认真地训导儿子说假话，演习违心的举止，正表现出父子间正常的感情被践踏被扭曲，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辛辣嘲讽和谴责！当儿子理解了父亲的用意后，司马寿仙含着热泪心痛地搂住儿子哽咽难抑。这一段戏把正剧、喜剧、闹剧、悲剧的因素融合在一起，可笑的背后隐藏着苦涩和辛酸。这不就是“文化大革命”给人民造成的灭绝人性的灾难吗？
影片始终把揭露“文化大革命”的荒诞放在人物性格的中心点上。在学习班里，造反派质问司马寿仙讲故事“放毒”的罪行，他脑子灵，随机应变，立刻讲了一个“指鹿为马”的故事。造反派们团团围拢他，一个个听得入神，但并不解其意。这个故事恰好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可笑、荒谬、盲目的象征和暗喻。司马寿仙为对付心怀叵测的何癞子编造的花名册竟然歪打正着，不仅救了受冤枉的卓春娟，而且挑起两个造反派头头的矛盾。这一段闹剧式的情节收到了艺术上的多重效果。
《小巷名流》的人物对话令人叫绝，它把“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最熟悉的政治化语言或者是乡间的歇后语，化成人物随手拈来的生活用语。其实，这与实际生活是有距离的，是近似于相声式的相当夸张的对话，但是这些话又很符合那个年代的一切皆为政治的生活，并且与司马寿仙的出身经历、文化程度以及性格相吻合。所以并无生硬造作之感。比如：司马寿仙发现流氓欺侮卓氏母女时，求援于牛三，他说：“我去‘文攻’过了，没有见效，你快去‘武卫’。”司马交待“罪行”时说：“我鬼迷心窍，涂改粮证，妄想多领一个月的粮食。当即被火眼金睛的粮店工作人员识破，我的阴谋未能得逞。我这个人是‘黄牛吃草帽——一肚子的烂圈圈……’”再如：司马在出售的花圈上认认真真地写着“黄泉路上不忘斗私批修再立新功”。这样精彩的讽刺性语言恐怕是和幽默、麻辣的川剧传统艺术一脉相承的。
影片运用轻松、夸张的笔调，喜剧的格局来塑造性格、揭示人物心理。对现实环境的造型却采用了写实的手法。游街、斗争会、学习班等等，都采用了纪实性的拍摄，把观众很自然地引入那个年代的真实生活气氛之中。在这些真实生活中又巧妙地掺杂着荒唐的细节和场面。一夜之间小镇街上的店铺大为改观，“夫妻肺片”的招牌变成“革命肺片”，“赖汤圆”变成“向阳汤圆”。司马寿仙一会儿一本正经地扛着自己糊的大毛笔模型游街，一会儿又扛着小白幌子去卖老鼠药，幌子上写着“献秘方继续革命，灭鼠害再立新功”。一个老农民对正在兜售老鼠药的司马寿仙说：“我屋头的耗子，都饿得爬不动了。”这不恰恰是对于处处打着革命招牌，处处又民不聊生的绝妙讽刺吗？高编辑对司马寿仙说：“（小说）想表达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尤其是没有写党的领导。”司马寿仙喃喃地说：“党的领导……”紧接着出现“文化大革命”中县城的大街，一辆辆汽车上站着挂有“我县头号走资派”牌子的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一串县级干部被游斗的队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在这些具体形象的画面情境中，流露出创作者的感时忧世、愤懑控诉的情绪，弥漫着讽刺意蕴和荒诞意味。
遗憾的是影片的后半部分过多、过细地描写丁香和牛三的感情纠葛，影响了司马寿仙的性格向更深刻方面发展。但是，影片的结尾是有力而深沉的。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年代，造反派何癞子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什么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可见政治投机和经济钻营在人品上不无相通，幸好工商管理局已发现他的不轨行为。然而，这种人的存在不还是社会的蛀虫吗？人们需要警惕。“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可温柔、纯洁的丁香却不复存在。身为县影剧院售票员的丁香变得粗俗而不通情理，往事在她心头留下的只有恨和怨。十年浩劫在一代人心灵上留下的创伤，是如此难以抚平。这又是一个沉痛的警示。
作为喜剧片的《小巷名流》，不是简单的嘲讽，不是外在的逗乐、噱头，它的幽默是一种发掘的艺术手段，包含着深刻的批判精神。它把肆无忌惮的造反和战战兢兢的心理状态，把革命的口号和苦难的现实，把疯狂的年代和扭曲的人，把人生的悲剧和历史的喜剧……这么多的不协调汇合起来，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荒谬实质，为表现“文化大革命”开掘出了新意。它使观者忍俊不禁，放声大笑，黯然神伤，默默沉思……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是喜剧艺术的魅力。《小巷名流》为中国喜剧影片创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此前，多部以“文化大革命”为题材的影片基本是再现悲剧性的生活真实。《小巷名流》更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再现中达到历史思辨的深度。以某刊物的编辑高风亲临小镇帮助司马寿仙修改小说稿为情节线索，结构成以司马寿仙向高风介绍小说生活原型的“过去时”和以高风指点司马寿仙如何写作构成“现在时”。两个时空穿插交错，形成对“文化大革命”与“现今”生活的不同视点和看法。通过“过去时”和“现在时”的连接，把小镇生活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过去”到“现在”是发展是变化，“过去”和“现在”又是鲜明的对照和延续。乍一看司马寿仙和高风的交谈不过是对小说如何写的议论，其实内里却表露出他们各自对“文化大革命”种种世相的不同看法。高风一再要求小说要“加强党的领导”、“突出斗争精神”，要“主题鲜明”，他的要求不仅使对“文化大革命”颇有清醒认识的司马寿仙越来越感到迷惘，也更让观众在啼笑皆非当中，看到高编辑之类的人物，虽然也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人，但至今头脑依旧昏昏，仍然用教条、盲目、形而上学的方法，甚至是“左”的思想去观察社会、规范生活。两个人物的思想对照传达出的嘲讽意趣贯穿影片始终，构成影片的整体情调。
“文化大革命”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是一桩波及城乡触及每个人的庄严“革命”，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在极左思潮、个人迷信的热浪中是很虔诚、很认真地从事这场革命的。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评判这段历史的时候，人们除了身心遭到的创伤外，更多的是在醒悟中感到那时候的荒诞、可笑和扭曲、变形。这种感受的本身就潜藏着一个足以支撑影片的喜剧冲突。影片跳出了对“文化大革命”此情此景的描绘，在重温对中国冷峻的审视中捕捉到了荒诞不经的内核，采用讽刺、幽默、揶揄、夸张的手法把最严肃的事，用最不严肃的形式表现出来。把在当时看来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人物心理集中在特定的情境之中，浓缩、放大成一幅幅尖锐、畸形的画面，给予内庄外谐的嘲弄。《小巷名流》与此类题材的影片相比，无论是思想还是风格都大相迥异。在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的交织当中，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入木三分，发人深省，是一部构思新颖的讽刺喜剧影片。
《小巷名流》创造了一个新鲜、丰满的审美形象司马寿仙。他是一个人们常常在乡间小镇看到的小文人。识文断字，能写会画，聪明机灵，在当地可算得上是一位“大”知识分子了。他靠自己的本事扎花圈，代人写挽联度日。这么一个地地道道的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竟成了“牛鬼蛇神”，成了封建余孽。这本身就够荒唐可笑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此类事比比皆是，司马的遭遇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影片没有给他设置格外悲惨、奇特的命运，赋予他的是生动的行为细节、语言神态，为观众提供了追忆和联想“文化大革命”当时情境的空间。司马寿仙喜欢舞文弄墨，有那么点文人的酸气，自命清高，还爱耍点小聪明吹个小牛皮；同时他又有中国文人的传统气质：善良、正直，富有同情心。这些性格特征集于一身便包含着惹人发笑的喜剧性。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虽惊慌不安，却又能机敏判断，随机应付动乱的局面。他口袋里装着两个造反派组织的袖标——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派掌权——哪派来了他就掏出哪派的袖标，挺会赶“造反”的时髦。他还会觍着脸和造反派拉近乎，自称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咱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造反派头头何癞子来了喊一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立即嘎嘣脆地接上去：“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批斗会上，当人们举手等待点名上台“坦白”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司马寿仙已经抢先跑上主席台站定，接着便连珠炮地背诵起来：“东风吹传捷报，胜利凯歌冲云霄，我们葵花镇，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他把“三年困难时期，每月粮食定量19斤，明明吃不完，我却涂改了粮证”作为罪行交待，又把参加了周县长的地主父亲的追悼会上纲成自己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还交出了“巴不得文攻武卫多打几回，好多卖几个花圈”的“黑心”。司马寿仙的这些举动是油腔滑调还是吓昏了头的胡言乱语？观众自会体察其味，但是无论如何谁也不会觉得这个人物不真实。观众分明在司马寿仙虔诚地追随“革命”的行为中，看到了一个小人物在非常时期无可奈何的生存本领和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影片正是透过主人公这些可笑亦可怜、认真又荒唐的行径，折射出极左思潮席卷下的不正常的几近疯狂的社会情绪。
影片的创作者注重通过艺术形象来认识、判断“文化大革命”生活。同时，又在人物身上注入了创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意识，赋予了司马寿仙双层的人格内涵：既是处在运动当中、处在极左思潮冲击下的人性扭曲，又是处于某种超脱状态的清醒意识。他一方面惶恐不安，忙于应付多变的世道，另一方面他对世道又流露出冷嘲和蔑视。他让人感到既滑稽又痛苦，既是常态的又是变态的。影片发挥了幽默喜剧需具备的浓缩和强烈的艺术效果，为人物经营了别出心裁的情节场面。司马寿仙在学习班里“假死”是一段富有戏剧性的情节。送饭来的儿子发现其父司马躺在床上纹丝不动，儿子急得大哭。父亲猛地坐起来，抓住小仙打了两记耳光，说：“你哭什么？没有阶级立场！”随即双手扶住小仙的肩膀，小声地忠告：“就是我真死了，你也要咬住牙，不能哭！要狠狠地骂，狠狠地批。要同老子划清界限！”然后重新僵直地躺下装死，让小仙演习划清界限，站稳立场。这段很夸张的人物举动放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政治环境中，一点恶作剧的味道也没有。父亲认真地训导儿子说假话，演习违心的举止，正表现出父子间正常的感情被践踏被扭曲，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辛辣嘲讽和谴责！当儿子理解了父亲的用意后，司马寿仙含着热泪心痛地搂住儿子哽咽难抑。这一段戏把正剧、喜剧、闹剧、悲剧的因素融合在一起，可笑的背后隐藏着苦涩和辛酸。这不就是“文化大革命”给人民造成的灭绝人性的灾难吗？
影片始终把揭露“文化大革命”的荒诞放在人物性格的中心点上。在学习班里，造反派质问司马寿仙讲故事“放毒”的罪行，他脑子灵，随机应变，立刻讲了一个“指鹿为马”的故事。造反派们团团围拢他，一个个听得入神，但并不解其意。这个故事恰好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可笑、荒谬、盲目的象征和暗喻。司马寿仙为对付心怀叵测的何癞子编造的花名册竟然歪打正着，不仅救了受冤枉的卓春娟，而且挑起两个造反派头头的矛盾。这一段闹剧式的情节收到了艺术上的多重效果。
《小巷名流》的人物对话令人叫绝，它把“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最熟悉的政治化语言或者是乡间的歇后语，化成人物随手拈来的生活用语。其实，这与实际生活是有距离的，是近似于相声式的相当夸张的对话，但是这些话又很符合那个年代的一切皆为政治的生活，并且与司马寿仙的出身经历、文化程度以及性格相吻合。所以并无生硬造作之感。比如：司马寿仙发现流氓欺侮卓氏母女时，求援于牛三，他说：“我去‘文攻’过了，没有见效，你快去‘武卫’。”司马交待“罪行”时说：“我鬼迷心窍，涂改粮证，妄想多领一个月的粮食。当即被火眼金睛的粮店工作人员识破，我的阴谋未能得逞。我这个人是‘黄牛吃草帽——一肚子的烂圈圈……’”再如：司马在出售的花圈上认认真真地写着“黄泉路上不忘斗私批修再立新功”。这样精彩的讽刺性语言恐怕是和幽默、麻辣的川剧传统艺术一脉相承的。
影片运用轻松、夸张的笔调，喜剧的格局来塑造性格、揭示人物心理。对现实环境的造型却采用了写实的手法。游街、斗争会、学习班等等，都采用了纪实性的拍摄，把观众很自然地引入那个年代的真实生活气氛之中。在这些真实生活中又巧妙地掺杂着荒唐的细节和场面。一夜之间小镇街上的店铺大为改观，“夫妻肺片”的招牌变成“革命肺片”，“赖汤圆”变成“向阳汤圆”。司马寿仙一会儿一本正经地扛着自己糊的大毛笔模型游街，一会儿又扛着小白幌子去卖老鼠药，幌子上写着“献秘方继续革命，灭鼠害再立新功”。一个老农民对正在兜售老鼠药的司马寿仙说：“我屋头的耗子，都饿得爬不动了。”这不恰恰是对于处处打着革命招牌，处处又民不聊生的绝妙讽刺吗？高编辑对司马寿仙说：“（小说）想表达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尤其是没有写党的领导。”司马寿仙喃喃地说：“党的领导……”紧接着出现“文化大革命”中县城的大街，一辆辆汽车上站着挂有“我县头号走资派”牌子的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一串县级干部被游斗的队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在这些具体形象的画面情境中，流露出创作者的感时忧世、愤懑控诉的情绪，弥漫着讽刺意蕴和荒诞意味。
遗憾的是影片的后半部分过多、过细地描写丁香和牛三的感情纠葛，影响了司马寿仙的性格向更深刻方面发展。但是，影片的结尾是有力而深沉的。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年代，造反派何癞子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什么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可见政治投机和经济钻营在人品上不无相通，幸好工商管理局已发现他的不轨行为。然而，这种人的存在不还是社会的蛀虫吗？人们需要警惕。“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可温柔、纯洁的丁香却不复存在。身为县影剧院售票员的丁香变得粗俗而不通情理，往事在她心头留下的只有恨和怨。十年浩劫在一代人心灵上留下的创伤，是如此难以抚平。这又是一个沉痛的警示。
作为喜剧片的《小巷名流》，不是简单的嘲讽，不是外在的逗乐、噱头，它的幽默是一种发掘的艺术手段，包含着深刻的批判精神。它把肆无忌惮的造反和战战兢兢的心理状态，把革命的口号和苦难的现实，把疯狂的年代和扭曲的人，把人生的悲剧和历史的喜剧……这么多的不协调汇合起来，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荒谬实质，为表现“文化大革命”开掘出了新意。它使观者忍俊不禁，放声大笑，黯然神伤，默默沉思……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是喜剧艺术的魅力。《小巷名流》为中国喜剧影片创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