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9-05-03
Miss sixty • 立春:立春
平心而论，这虽然不是一部世界大师级的经典作品，但无论从摄像的讲究还是演员的演技，甚至编剧的技巧，与近期上映的其他国产电影相比，都明显精致许多。
从《红高粱》到《阳光灿烂的日子》，顾长卫在每部担纲摄影师的影片里均表现不俗。仅《霸王别姬》一部作品，就足以奠定他国际级摄像师的地位，我曾像做物理题一样分解《霸》里面菊香跳楼一场顾长卫的机位安排，因为他的镜头实在是天衣无缝。从《孔雀》开始，顾长卫转行做导演。我看了一下演职表，尽管《立春》的摄像是王雷，但是镜头里还是留下了不少顾长卫的痕迹。
这是顾长卫作为导演的的第二部作品，仍然与编剧李樯合作。有朋友抱怨说，《立春》更像是李樯的作品，它的故事延续着《姨妈后现代生活》的琐碎和无奈。但我并不这样认为，电影是一门试听的艺术，其次才是用来讲故事的工具，从视听来看，《立春》毕竟与《姨妈后现代生活》迥然不同，这一点上，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李樯的风头会盖过顾长卫。
阅读《立春》，从两个角度入手，一个是电影的故事文本，一个是电影的视听语言。
《立春》故事概括起来说，大概有两个：一个讲时代之交，另一个就是“被选中的”。
关于时代之交。
王彩玲第一次去北京，她站在大桥下和办户口的老人谈话，很明显的，她旁边一张熊猫盼盼的宣传海报，当时应该是1990年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前的冬天，即1989年左右。
王彩玲回家与父母亲过年，电视里播放着春晚，我记得顾长卫曾经在一次访谈中透露，那是1992年的春晚。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关键词是“文化”，九十年代是“经济”。那么从文化到经济的嬗替过程中，尚存在三年左右的徘徊期，即1989年至1992年。事变之后，八十年代的理想已被扼杀，九十年代的新价值观尚未形成。而1992年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中又是极为关键的一年，那一年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以此为标志，中国结束三年迷雾期，正式走上市场经济。同时，经查询得知，1992年的春节这一天同时又是立春。从这个角度来说，“立春”作为片名便有了多重的意义，它是一年的开始：春节；是春天的开始：立春；同时又是新时期的开始：市场经济。
从这个命题入手，整个电影像是一部书的上下册，上册从一座旧亭子开始，可以把它概括为“立春之前”。下册仍旧从那座旧亭子开始，已是“立春之后”。从篇幅来看，“立春之前”的内容明显占了大多数，顾长卫可能主要想表达的就是时代之交这段徘徊期的迷茫和挣扎：王彩玲一心要“唱到巴黎歌剧院去”、“砸锅卖铁调到北京去”、“宁尝仙桃一口，不要烂杏一筐”，黄四宝则屡次改户口考美院。在经历了这段迷茫时期之后，王彩玲回到家里，看着母亲放鞭炮，终于露出了罕见的幸福笑容。立春过后的王彩玲开始摆脱了拧巴的状态，生活日益踏实，美容、征婚、领养孩子、给孩子取名“平凡的凡”。最后，在时代的大潮中，王彩玲卖肉，黄四宝经商，都与当初理想中的文艺青年相去甚远。
去北京是王彩玲的梦想，也是整部电影的一个线索。第一次去北京，王彩玲独自站在广场上，满怀理想、茕茕孑立，远处上方一只模糊的风筝缓缓摇曳。最后一次，王彩玲与女儿小凡坐在广场上，享受着平凡生活的欢声笑语，远处仍旧有一只风筝在缓缓的飞。
从歌唱《托斯卡》、为理想与爱情而生，到回家与父母团圆过年，王彩玲经历了理想向世俗的转变。很难说这份世俗化的踏实与理想化的拧巴哪个更好，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时局至此，生活方式已非个人所能自由选择。今日再去回顾八十年代已经恍如隔世，那个短暂的、理想的年代已经再也回不去了。
从这个角度入手，我觉得最后结局时一场宏大的歌唱场面略属多余，王彩玲已经在90年代平静的生活里扎根，上个年代和那个年代的文艺理想也已经随风而去了。
关于“被选中的”。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多部着作里都曾提到“被选中”的观点。“被选中”原是一个神学概念，含义是：出于上帝的自由的，即使不是随心所欲的意志，不需要任何功绩，经过超自然的裁决，人被选中来做某件特殊的不同凡响的事。圣徒就是怀着这种信念，毕生去忍受最严酷的苦刑。
人天生有希望自己“被选中”的倾向，对于王彩玲，也是如此。可是她暴牙，又胖，性格也不讨人喜欢，年纪一把了甚至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她要怎么样才能找到自己的独特之处证明自己是被上帝所宠爱的那个呢？于是，歌剧成了她抵抗庸俗和平凡的一把利器。歌剧让她坚信，她和周围的人是不同的，她是高于自己所处的庸俗的生活环境的。
歌剧这个词本来就过分耀眼，它代表了深刻、高雅、艺术以及所有美好的词汇，王彩玲在它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于是歌剧似乎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因为除了歌剧，她再也找不出来自己独一无二的地方。她就像是攥着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攥着她的歌剧，正如她对周瑜所说，“老天爷就给了我一副好嗓子，除了这，我就是个废物。”
其实王彩玲并不一定真的如她自己想象的那般热爱歌剧，她真正喜欢的，不过是自己“被选中”的感觉罢了。片中只有两次王彩铃提出放弃北京户口，一次是与黄四宝恋爱时期，另一次是为了挽救高贝贝。为什么她会突然放弃掉通往自己理想之路的北京户口呢？因为在这两次里，王彩玲有了“被选中”的感觉。
黄四宝，一个英俊的、文艺的男青年的爱代表了肯定，他不计较外貌、不顾世俗观念爱上王彩玲可以成为证明王彩玲独一无二的强有力的证据。在王彩玲看来，黄四宝爱上她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认为他们是一类人。可是王彩玲失望了。于是，失恋后的她再次整理出歌剧这把武器，用演出服把自己包装好坠楼。
高贝贝跪求王彩玲学歌剧，这让王彩玲觉得自己像耶稣一样崇高：帮助一个患绝症的小姑娘实现最后一个梦想。于是，王彩玲再一次有了“被选中”的感觉。
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也是不觉得最后结局时那个宏大的演唱场面是有必要的。导演美好的心意在这里更像是一种怜悯，与广场上的那个孤单的背影形成滑稽的对比。而怜悯，恰恰是王彩玲最不想要的。看王彩玲看来，那场宏大的演唱会甚至不如黄四宝一个真情的拥抱来得温暖。
电影的视听语言。
字幕之后，电影的第一个镜头从一根高塔的顶端开始，然后镜头往下移，一直落到人流拥挤的大街上。事实上，在这部电影中，多个镜头的运动方式都是从高处的空中往下移动。看了剧情之后我知道，王彩玲从一个一心想要站到巴黎歌剧院去的所谓艺术家沦落为一个街头卖肉的工匠。这种改变，在王彩玲看来，自己就像是从艺术的纯洁高雅的天空中突然滑落到普通民众中。
王彩玲在全剧中有两次出场：第一次是伴随着电影第一个移动镜头的开始，她的歌声首先出场。未见其人，她的声音已经从高空中俯视大众，并且征服了周瑜。后来从剧情了解到，声音是王彩玲身上最重要的符号，这个开场对于王彩玲，是极为贴切的。而王彩玲本人的第一次出场，导演巧妙地安排周瑜两人站在小山坡上，以此借助两人的主观镜头大胆地对女主角进行俯拍，从这个拍摄角度，我们可能已经预测到她的身份和命运。
每次王彩玲去北京，画面都是亮的，北京的房屋、街道也是亮调为主，这是理想。而回鹤阳那个小城市的路上，画面立刻换回原来的昏暗色调，暗无天日，毫无出路，这就是现实。王彩玲的服装就像她的那座城市一样，永远灰蒙蒙地包裹着她，让人见不到一丝儿亮色。
王彩玲所在的空间经常会有一面镜子，她就是那样端坐在镜子前对周瑜说，“要唱到巴黎歌剧院去”，镜子的影调是明亮的，与周围昏暗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可笑的是，她刚说完这句话，下课铃声突然响了，打断了陶醉中的王彩玲，她回头面对窗外，注视着这灰蒙蒙的一切。
胡金泉的第一次出场同样是用了俯拍。与每次提起歌剧就陶醉于“掌声雷动、灯光闪耀”的王彩玲不同，他可能是全剧中唯一一个真正热爱艺术的人，他从来不想跳到巴黎去，考到北京去。只是这样“一根筋，昏天黑地跳了几十年”。所以，全剧中他最欢快的一个场面就是他强奸妇女未遂之后跳起的那段舞蹈，这时候，他终于可以不必在乎周围人的眼光，又证明了自己是个男人。这个场景中，画面构图像是一个电视机的屏幕，舞台是白亮的，胡金泉站在这个幻想中的艺术屏幕上陶醉的跳着舞，周围的边框是黑色的，那是电视机外的、现实的、功利的、非艺术的世界。
影片的转场，常常是王彩玲陶醉的、高雅的歌剧声音还未切断，现实中灰头土脸的王彩玲已经出现在屏幕上。高雅的艺术与落魄的现实形成最强烈的对比，这是王彩玲生命中最尴尬的重合。
看完影片之后，我想出来的第一句话是，这里每个人都那么尴尬。无论伪艺术青年王彩玲黄四宝、还是艺术青年胡金泉、抑或市井青年女邻居，她们无一不活在自己构造好的平衡世界里，一旦平衡被打乱，他们就要赶紧去寻找新的平衡点。
不得不说，蒋雯丽与顾长卫夫妻搭档近乎完美，整部影片从编剧到剪辑都相当出彩。《立春》，值得一看的好电影。
从《红高粱》到《阳光灿烂的日子》，顾长卫在每部担纲摄影师的影片里均表现不俗。仅《霸王别姬》一部作品，就足以奠定他国际级摄像师的地位，我曾像做物理题一样分解《霸》里面菊香跳楼一场顾长卫的机位安排，因为他的镜头实在是天衣无缝。从《孔雀》开始，顾长卫转行做导演。我看了一下演职表，尽管《立春》的摄像是王雷，但是镜头里还是留下了不少顾长卫的痕迹。
这是顾长卫作为导演的的第二部作品，仍然与编剧李樯合作。有朋友抱怨说，《立春》更像是李樯的作品，它的故事延续着《姨妈后现代生活》的琐碎和无奈。但我并不这样认为，电影是一门试听的艺术，其次才是用来讲故事的工具，从视听来看，《立春》毕竟与《姨妈后现代生活》迥然不同，这一点上，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李樯的风头会盖过顾长卫。
阅读《立春》，从两个角度入手，一个是电影的故事文本，一个是电影的视听语言。
《立春》故事概括起来说，大概有两个：一个讲时代之交，另一个就是“被选中的”。
关于时代之交。
王彩玲第一次去北京，她站在大桥下和办户口的老人谈话，很明显的，她旁边一张熊猫盼盼的宣传海报，当时应该是1990年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前的冬天，即1989年左右。
王彩玲回家与父母亲过年，电视里播放着春晚，我记得顾长卫曾经在一次访谈中透露，那是1992年的春晚。
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关键词是“文化”，九十年代是“经济”。那么从文化到经济的嬗替过程中，尚存在三年左右的徘徊期，即1989年至1992年。事变之后，八十年代的理想已被扼杀，九十年代的新价值观尚未形成。而1992年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中又是极为关键的一年，那一年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以此为标志，中国结束三年迷雾期，正式走上市场经济。同时，经查询得知，1992年的春节这一天同时又是立春。从这个角度来说，“立春”作为片名便有了多重的意义，它是一年的开始：春节；是春天的开始：立春；同时又是新时期的开始：市场经济。
从这个命题入手，整个电影像是一部书的上下册，上册从一座旧亭子开始，可以把它概括为“立春之前”。下册仍旧从那座旧亭子开始，已是“立春之后”。从篇幅来看，“立春之前”的内容明显占了大多数，顾长卫可能主要想表达的就是时代之交这段徘徊期的迷茫和挣扎：王彩玲一心要“唱到巴黎歌剧院去”、“砸锅卖铁调到北京去”、“宁尝仙桃一口，不要烂杏一筐”，黄四宝则屡次改户口考美院。在经历了这段迷茫时期之后，王彩玲回到家里，看着母亲放鞭炮，终于露出了罕见的幸福笑容。立春过后的王彩玲开始摆脱了拧巴的状态，生活日益踏实，美容、征婚、领养孩子、给孩子取名“平凡的凡”。最后，在时代的大潮中，王彩玲卖肉，黄四宝经商，都与当初理想中的文艺青年相去甚远。
去北京是王彩玲的梦想，也是整部电影的一个线索。第一次去北京，王彩玲独自站在广场上，满怀理想、茕茕孑立，远处上方一只模糊的风筝缓缓摇曳。最后一次，王彩玲与女儿小凡坐在广场上，享受着平凡生活的欢声笑语，远处仍旧有一只风筝在缓缓的飞。
从歌唱《托斯卡》、为理想与爱情而生，到回家与父母团圆过年，王彩玲经历了理想向世俗的转变。很难说这份世俗化的踏实与理想化的拧巴哪个更好，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时局至此，生活方式已非个人所能自由选择。今日再去回顾八十年代已经恍如隔世，那个短暂的、理想的年代已经再也回不去了。
从这个角度入手，我觉得最后结局时一场宏大的歌唱场面略属多余，王彩玲已经在90年代平静的生活里扎根，上个年代和那个年代的文艺理想也已经随风而去了。
关于“被选中的”。
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多部着作里都曾提到“被选中”的观点。“被选中”原是一个神学概念，含义是：出于上帝的自由的，即使不是随心所欲的意志，不需要任何功绩，经过超自然的裁决，人被选中来做某件特殊的不同凡响的事。圣徒就是怀着这种信念，毕生去忍受最严酷的苦刑。
人天生有希望自己“被选中”的倾向，对于王彩玲，也是如此。可是她暴牙，又胖，性格也不讨人喜欢，年纪一把了甚至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她要怎么样才能找到自己的独特之处证明自己是被上帝所宠爱的那个呢？于是，歌剧成了她抵抗庸俗和平凡的一把利器。歌剧让她坚信，她和周围的人是不同的，她是高于自己所处的庸俗的生活环境的。
歌剧这个词本来就过分耀眼，它代表了深刻、高雅、艺术以及所有美好的词汇，王彩玲在它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于是歌剧似乎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因为除了歌剧，她再也找不出来自己独一无二的地方。她就像是攥着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攥着她的歌剧，正如她对周瑜所说，“老天爷就给了我一副好嗓子，除了这，我就是个废物。”
其实王彩玲并不一定真的如她自己想象的那般热爱歌剧，她真正喜欢的，不过是自己“被选中”的感觉罢了。片中只有两次王彩铃提出放弃北京户口，一次是与黄四宝恋爱时期，另一次是为了挽救高贝贝。为什么她会突然放弃掉通往自己理想之路的北京户口呢？因为在这两次里，王彩玲有了“被选中”的感觉。
黄四宝，一个英俊的、文艺的男青年的爱代表了肯定，他不计较外貌、不顾世俗观念爱上王彩玲可以成为证明王彩玲独一无二的强有力的证据。在王彩玲看来，黄四宝爱上她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认为他们是一类人。可是王彩玲失望了。于是，失恋后的她再次整理出歌剧这把武器，用演出服把自己包装好坠楼。
高贝贝跪求王彩玲学歌剧，这让王彩玲觉得自己像耶稣一样崇高：帮助一个患绝症的小姑娘实现最后一个梦想。于是，王彩玲再一次有了“被选中”的感觉。
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也是不觉得最后结局时那个宏大的演唱场面是有必要的。导演美好的心意在这里更像是一种怜悯，与广场上的那个孤单的背影形成滑稽的对比。而怜悯，恰恰是王彩玲最不想要的。看王彩玲看来，那场宏大的演唱会甚至不如黄四宝一个真情的拥抱来得温暖。
电影的视听语言。
字幕之后，电影的第一个镜头从一根高塔的顶端开始，然后镜头往下移，一直落到人流拥挤的大街上。事实上，在这部电影中，多个镜头的运动方式都是从高处的空中往下移动。看了剧情之后我知道，王彩玲从一个一心想要站到巴黎歌剧院去的所谓艺术家沦落为一个街头卖肉的工匠。这种改变，在王彩玲看来，自己就像是从艺术的纯洁高雅的天空中突然滑落到普通民众中。
王彩玲在全剧中有两次出场：第一次是伴随着电影第一个移动镜头的开始，她的歌声首先出场。未见其人，她的声音已经从高空中俯视大众，并且征服了周瑜。后来从剧情了解到，声音是王彩玲身上最重要的符号，这个开场对于王彩玲，是极为贴切的。而王彩玲本人的第一次出场，导演巧妙地安排周瑜两人站在小山坡上，以此借助两人的主观镜头大胆地对女主角进行俯拍，从这个拍摄角度，我们可能已经预测到她的身份和命运。
每次王彩玲去北京，画面都是亮的，北京的房屋、街道也是亮调为主，这是理想。而回鹤阳那个小城市的路上，画面立刻换回原来的昏暗色调，暗无天日，毫无出路，这就是现实。王彩玲的服装就像她的那座城市一样，永远灰蒙蒙地包裹着她，让人见不到一丝儿亮色。
王彩玲所在的空间经常会有一面镜子，她就是那样端坐在镜子前对周瑜说，“要唱到巴黎歌剧院去”，镜子的影调是明亮的，与周围昏暗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可笑的是，她刚说完这句话，下课铃声突然响了，打断了陶醉中的王彩玲，她回头面对窗外，注视着这灰蒙蒙的一切。
胡金泉的第一次出场同样是用了俯拍。与每次提起歌剧就陶醉于“掌声雷动、灯光闪耀”的王彩玲不同，他可能是全剧中唯一一个真正热爱艺术的人，他从来不想跳到巴黎去，考到北京去。只是这样“一根筋，昏天黑地跳了几十年”。所以，全剧中他最欢快的一个场面就是他强奸妇女未遂之后跳起的那段舞蹈，这时候，他终于可以不必在乎周围人的眼光，又证明了自己是个男人。这个场景中，画面构图像是一个电视机的屏幕，舞台是白亮的，胡金泉站在这个幻想中的艺术屏幕上陶醉的跳着舞，周围的边框是黑色的，那是电视机外的、现实的、功利的、非艺术的世界。
影片的转场，常常是王彩玲陶醉的、高雅的歌剧声音还未切断，现实中灰头土脸的王彩玲已经出现在屏幕上。高雅的艺术与落魄的现实形成最强烈的对比，这是王彩玲生命中最尴尬的重合。
看完影片之后，我想出来的第一句话是，这里每个人都那么尴尬。无论伪艺术青年王彩玲黄四宝、还是艺术青年胡金泉、抑或市井青年女邻居，她们无一不活在自己构造好的平衡世界里，一旦平衡被打乱，他们就要赶紧去寻找新的平衡点。
不得不说，蒋雯丽与顾长卫夫妻搭档近乎完美，整部影片从编剧到剪辑都相当出彩。《立春》，值得一看的好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