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9-02-04
木卫二 • 立春:第二个十年
2005年，给顾长卫作品留下一段评注：《孔雀》回忆了黑暗刚去的第一个十年。为了片中的时代背景，争论起来没少费口水。再到观看《立春》的电影沙龙时，电话连线那头，本以为顾长卫问好完毕就收，不想他越说越多，大有长谈一下午的架势，从定位、宣传到票房。
轮到我发言时，什么都没说。不是被震到，是真的说不出什么。一言难尽的第二个十年。
师姐说电影结束后，放字幕的几分钟适合在黑暗中回味影片，绝非不靠谱的影院猴急地亮灯，赶人起身离席。小厅里看完了《立春》结尾字幕，留意到了张静初等几个名字，他们没能留在当前的版本里。几分钟的回味显然不够，可过了半个月，愣了几个下午，对《立春》依然没能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看法。
拍电影和唱歌剧也好像不大沾边，不过《立春》里头还有着跳芭蕾和作油画，艺术是一家。说下张艺谋的事情，纵然特例不可复制。张艺谋早年喜爱画画，后来迷恋摄影。78级考电影学院时张年龄太大，本该是被刷的命运。不过他给文化部副部长黄镇写信，被破格录取。后来的大导演和艺术家终于走上了正途，而不是回棉纺厂当工人。
这么一封没被退回的信，可能比《立春》里的一个北京户口还难得。
讲这些事不在于说只因偶然，张艺谋命运与王彩玲就南北殊途，天上地下。更不能因为今天的老谋子失去了优良品质，就指责并质疑当初他对艺术的虔诚。时代不一样了，第一十年，满盘上下，求贤若渴。第二个十年，虚伪逐渐侵蚀躯体，功利成风。第三个十年，理想被遗忘殆尽，成为指指点点的笑柄。
很多与文艺青年沾边的大龄、老龄观众不约而同地用自我代入，对《立春》进行了个人式的解读。更纯粹地说，一通声泪俱下的观后感想。我能理解，也不会嘲笑“理想”二字。有必要话，这里说下这种存在他人与自己中间的矛盾，不跟多数人一样活着的一种可能——即便最后，他们可能还要重新回归多数人的群体。
那场沙龙的尾声，观众热情地交流，讨论银幕上王彩玲的理想和命运。有人说，如果不是她丑得有些刻意，换作是普通人模样，故事也许会舒服很多。有人说，歌剧为什么非要唱到巴黎去，显得太遥不可及，让更多的人欣赏接受不就足够了。事实就在于：电影里外同样存在着不解加不屑的人，说服起来并非容易的事情。
第二个十年，也就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理想主义在中国逐渐瓦解。普通的年轻人无法理解一本《渴望生活》在当年具有什么份量（这说法从老师口中所知，查询考据得的确如此），理解它的难度甚至高过《孔雀》里的伞兵梦，值得姐姐那样去迷恋加向往？一般人想起现在的伞兵，简直是无异于火星人降落，或者只是记忆里所谓的“最可爱的人”。
这本几乎人手一册的梵高传记，不好听的说，在当时影响力强过现下多少的畅销书作家。传播途径的局限，文字所带来的煽动力，也带来了理想与现实的煎熬。多少人头脑一热，开始追逐艺术梦想，又撞得头破血流，悻悻地退出。王彩玲与黄四宝，正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站在更高层面上，《立春》里王彩玲的失意有着多重原因，天赋不足、手段不够，总之她是失败了。失败的背后可以有背景解读，表面上某一年的事件把所有人蒙在鼓里，但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保持缄默。同样失败也有理想不受待见的地方，经济起飞的物质富足，迅速填补了精神空虚的疾苦。对于慢沿海地区几拍的北方小城，瓦解的过程并没有特别明显，但已经逐渐开始。
理想的楼阁在破败中坍塌，小城的人们在春风中，产生着始料未及的变化。不安分的背后，包含着主人公内心的迷乱与躁动。立春所带来的希望，在一番扭动后化为了失望。歌剧一方面是拥抱理想，一方面是寻找自由。王彩玲的困境来自理想无法实现，无法实现又带来拘束与限制。歌剧是王彩玲私人的美妙空间，又是她痛苦不断的缘起。
高雅与庸俗，一直是无法协调的矛盾，当高雅的歌剧从一个丑陋的女人嘴中飘出，一部分人还是无法接受。中国人往往过于强调各司其职，抵制不务正业，三餐饱饭才是真。艺术往往被归在受歧视的正业之外，“打着艺术的幌子”成为口诛笔伐的一大托词。
必须正视的是，王彩玲为代表的这些人不仅能解决温饱，还有个工作，与常人不同就在于心怀理想与追求。他们不至于处在与现实决裂、沦落至街边苟活的地步，跟被夸张、剥离后的艺术家事迹，还是有着本质区别。他们的珍贵在于他们的渺小，他们的悲哀亦是，编剧李樯对这些人还有这三十年都太了解了。
托斯卡咏叹调的高亢优美，到结尾只是天安门前的温馨童谣。背景由虚到实，由一人的异乡无路到两人的母子情深。小女孩的名字也只是叫小凡，王彩玲跟着一车牲畜，在刀板上剁断了理想，踏实地走上了正常人的道路。黄四宝摇身一变，堕为不能再俗的另一个极端。作为爱好者的周瑜，也是平平淡淡、收获至真。只有胡金泉做出了有预谋的反抗，如愿进入牢狱，外面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大一点的监狱罢了。如果是在严打年头，他可能会听到《青红》结尾砰砰砰的枪声，还好九十年代初的大环境不至于此。
第二个十年，烟尘尘的开头，光明到来的假象，小人物在小城的挣扎不甘。舍得之后，方见完美，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给感动了，这是多么假的一个结尾。
轮到我发言时，什么都没说。不是被震到，是真的说不出什么。一言难尽的第二个十年。
师姐说电影结束后，放字幕的几分钟适合在黑暗中回味影片，绝非不靠谱的影院猴急地亮灯，赶人起身离席。小厅里看完了《立春》结尾字幕，留意到了张静初等几个名字，他们没能留在当前的版本里。几分钟的回味显然不够，可过了半个月，愣了几个下午，对《立春》依然没能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看法。
拍电影和唱歌剧也好像不大沾边，不过《立春》里头还有着跳芭蕾和作油画，艺术是一家。说下张艺谋的事情，纵然特例不可复制。张艺谋早年喜爱画画，后来迷恋摄影。78级考电影学院时张年龄太大，本该是被刷的命运。不过他给文化部副部长黄镇写信，被破格录取。后来的大导演和艺术家终于走上了正途，而不是回棉纺厂当工人。
这么一封没被退回的信，可能比《立春》里的一个北京户口还难得。
讲这些事不在于说只因偶然，张艺谋命运与王彩玲就南北殊途，天上地下。更不能因为今天的老谋子失去了优良品质，就指责并质疑当初他对艺术的虔诚。时代不一样了，第一十年，满盘上下，求贤若渴。第二个十年，虚伪逐渐侵蚀躯体，功利成风。第三个十年，理想被遗忘殆尽，成为指指点点的笑柄。
很多与文艺青年沾边的大龄、老龄观众不约而同地用自我代入，对《立春》进行了个人式的解读。更纯粹地说，一通声泪俱下的观后感想。我能理解，也不会嘲笑“理想”二字。有必要话，这里说下这种存在他人与自己中间的矛盾，不跟多数人一样活着的一种可能——即便最后，他们可能还要重新回归多数人的群体。
那场沙龙的尾声，观众热情地交流，讨论银幕上王彩玲的理想和命运。有人说，如果不是她丑得有些刻意，换作是普通人模样，故事也许会舒服很多。有人说，歌剧为什么非要唱到巴黎去，显得太遥不可及，让更多的人欣赏接受不就足够了。事实就在于：电影里外同样存在着不解加不屑的人，说服起来并非容易的事情。
第二个十年，也就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理想主义在中国逐渐瓦解。普通的年轻人无法理解一本《渴望生活》在当年具有什么份量（这说法从老师口中所知，查询考据得的确如此），理解它的难度甚至高过《孔雀》里的伞兵梦，值得姐姐那样去迷恋加向往？一般人想起现在的伞兵，简直是无异于火星人降落，或者只是记忆里所谓的“最可爱的人”。
这本几乎人手一册的梵高传记，不好听的说，在当时影响力强过现下多少的畅销书作家。传播途径的局限，文字所带来的煽动力，也带来了理想与现实的煎熬。多少人头脑一热，开始追逐艺术梦想，又撞得头破血流，悻悻地退出。王彩玲与黄四宝，正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站在更高层面上，《立春》里王彩玲的失意有着多重原因，天赋不足、手段不够，总之她是失败了。失败的背后可以有背景解读，表面上某一年的事件把所有人蒙在鼓里，但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保持缄默。同样失败也有理想不受待见的地方，经济起飞的物质富足，迅速填补了精神空虚的疾苦。对于慢沿海地区几拍的北方小城，瓦解的过程并没有特别明显，但已经逐渐开始。
理想的楼阁在破败中坍塌，小城的人们在春风中，产生着始料未及的变化。不安分的背后，包含着主人公内心的迷乱与躁动。立春所带来的希望，在一番扭动后化为了失望。歌剧一方面是拥抱理想，一方面是寻找自由。王彩玲的困境来自理想无法实现，无法实现又带来拘束与限制。歌剧是王彩玲私人的美妙空间，又是她痛苦不断的缘起。
高雅与庸俗，一直是无法协调的矛盾，当高雅的歌剧从一个丑陋的女人嘴中飘出，一部分人还是无法接受。中国人往往过于强调各司其职，抵制不务正业，三餐饱饭才是真。艺术往往被归在受歧视的正业之外，“打着艺术的幌子”成为口诛笔伐的一大托词。
必须正视的是，王彩玲为代表的这些人不仅能解决温饱，还有个工作，与常人不同就在于心怀理想与追求。他们不至于处在与现实决裂、沦落至街边苟活的地步，跟被夸张、剥离后的艺术家事迹，还是有着本质区别。他们的珍贵在于他们的渺小，他们的悲哀亦是，编剧李樯对这些人还有这三十年都太了解了。
托斯卡咏叹调的高亢优美，到结尾只是天安门前的温馨童谣。背景由虚到实，由一人的异乡无路到两人的母子情深。小女孩的名字也只是叫小凡，王彩玲跟着一车牲畜，在刀板上剁断了理想，踏实地走上了正常人的道路。黄四宝摇身一变，堕为不能再俗的另一个极端。作为爱好者的周瑜，也是平平淡淡、收获至真。只有胡金泉做出了有预谋的反抗，如愿进入牢狱，外面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大一点的监狱罢了。如果是在严打年头，他可能会听到《青红》结尾砰砰砰的枪声，还好九十年代初的大环境不至于此。
第二个十年，烟尘尘的开头，光明到来的假象，小人物在小城的挣扎不甘。舍得之后，方见完美，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给感动了，这是多么假的一个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