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01-15
苏珊的舞鞋 • 立春:我见过和没见过的民间文艺青年们
我只有跟太拎不清的人掐架的时候才会帮文艺青年说话，其他时候都坚决认为自己绝不可能跟文青一个阵营。不是鄙视也不是自惭，就是一只狗相信自己不是猫的那种坚决。有鉴如此，看过《立春》的故事梗概之后，我就推测自己应该不会喜欢这种“艺术梦想被现实粉碎”的故事，迟迟没有去看。
可是昨天看过之后，发现也未必如此。
关于艺术梦想，这实在是个令人尴尬、模棱两可的话题。假想一个年轻的计算机系学生，跑去专业论坛上号称自己要做最NB的程序员，要一直写到微软的总部去，可又总是提出一些不着调的菜鸟问题，肯定不会有任何人珍惜他的梦想，反而会纷纷践踏之以为乐——而他自己也绝不好意思责怪社会，只能惭愧自己脑子不灵光。可是，即使一个唱歌荒腔走板的小女孩，在离开选秀舞台时梨花带雨地高喊“我是最棒的”，正常人也难免在不耐之中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同样的，一个立志考国际金融研究生的家伙，几年落榜，也绝不如一个立志考美院的落榜生凄婉动人。
这其实是因为大家宠爱艺术，连带分了几秒钟宠爱那个站在艺术翅膀下的小可怜。悲哀的是王彩玲们以为自己就该一直领受这样的宠爱，最后一根筋地撞得头破血流。
我是见过王彩玲的，更准确地说，是消停之后的王彩玲。在我十八岁前生活的那个小地方，国营大工厂，大部分人都有点像同一个人，偶尔遇见一个王彩玲，总是十分令人难忘。
小时候教我手风琴的老师，是工厂里的质检员。他告诉我说初中毕业时家里兄弟姐妹多，条件差，他就早早进厂当了工人。偶尔一次听到别人拉手风琴，被深深迷住，可是又买不起。他就去帮有琴的人家做蜂窝煤，每做一千块，人家就把琴借他弹一个月。就这样，后来竟也成了市里数得着的高手。我当时心说：那得做多少砣蜂窝煤啊？可他仍然还在当质检员，年近四十时说起市里文工团的某些人，脸色也颇多不忿。
上初二的时候，有个音乐老师不知错了哪根筋，连续几周游说我跟她学唱歌，说让我以后考音乐学院，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梦想。我娘这个伟大的金牛女，五分钟之内就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第一她自己都没考进去又凭什么能把你教进去；第二不要说北京上海，就算长沙武汉都有很多厉害角色；第三长得不够漂亮搞这一行尤其吃亏；第四你又不是学不来数理化，搞这个干嘛。我当然没有异议，本来就兴趣不大也不相信自己有这个天赋。
那时还认识一个已经退休在家的人，对合唱有些心得，每年工厂搞合唱比赛，他就会被各个分厂请去当指导，赚些外快。有时候市里的商场开业或者建筑剪彩，他也会组织一帮小孩去现场吹拉弹唱——围观的人自然不在乎水准，只觉得一帮娃娃能弄出这么大动静就很不错了。排练的时候去过他家几次，老式的工人宿舍里满墙都是镜框，镶着他跟不同人的合影，最有名的好像是苏红。还有一些信纸也被贴在墙上，他曾经指着其中一封对我们说：这是上海音乐学院的XX教授给我写的，那段时间我们一直通信，一写就是好多页呢。。。
我也见过黄四宝，在我现在生活的地方。
赚钱的路上，他们有时踉踉跄跄，于是就归因于艺术青年的不合时宜；有时又如鱼得水，这时他们自己大概也会加入嘲笑艺术青年的和声中。看到成功的艺术家，他们说这都是人家运气好；看到还在挣扎的年轻人，他们打击的话是最恶狠狠的。在四顾没有人比他更懂的时候，他们会恰到好处地抛出达芬奇和梵高的名字，然后从周围迟疑的眼光里收获满足。
可我没见过胡金泉同志，在哪里都没见过。
那种对生活的柔顺，那种为自己的艺术冲动感到惭愧却仍然执迷不悔的纯粹，甚至为了配合他人而慌不择路的笨拙，都很稀有，很像个真正的艺术家——王彩玲希望艺术能改变自己的生活，而胡金泉愿意为生活委屈自己，目的只是延续艺术，可他并不关心艺术最终会通向哪里，他只要在一起。
虽然他有点蠢，而且并不好看，可是当他在监狱里踮起脚尖告诉王彩玲说“这里也可以跳舞”的时候，那个天真的笑容，真的很可爱。
可以说，这就是艺术最安慰人的地方。
可是昨天看过之后，发现也未必如此。
关于艺术梦想，这实在是个令人尴尬、模棱两可的话题。假想一个年轻的计算机系学生，跑去专业论坛上号称自己要做最NB的程序员，要一直写到微软的总部去，可又总是提出一些不着调的菜鸟问题，肯定不会有任何人珍惜他的梦想，反而会纷纷践踏之以为乐——而他自己也绝不好意思责怪社会，只能惭愧自己脑子不灵光。可是，即使一个唱歌荒腔走板的小女孩，在离开选秀舞台时梨花带雨地高喊“我是最棒的”，正常人也难免在不耐之中生出几分恻隐之心。同样的，一个立志考国际金融研究生的家伙，几年落榜，也绝不如一个立志考美院的落榜生凄婉动人。
这其实是因为大家宠爱艺术，连带分了几秒钟宠爱那个站在艺术翅膀下的小可怜。悲哀的是王彩玲们以为自己就该一直领受这样的宠爱，最后一根筋地撞得头破血流。
我是见过王彩玲的，更准确地说，是消停之后的王彩玲。在我十八岁前生活的那个小地方，国营大工厂，大部分人都有点像同一个人，偶尔遇见一个王彩玲，总是十分令人难忘。
小时候教我手风琴的老师，是工厂里的质检员。他告诉我说初中毕业时家里兄弟姐妹多，条件差，他就早早进厂当了工人。偶尔一次听到别人拉手风琴，被深深迷住，可是又买不起。他就去帮有琴的人家做蜂窝煤，每做一千块，人家就把琴借他弹一个月。就这样，后来竟也成了市里数得着的高手。我当时心说：那得做多少砣蜂窝煤啊？可他仍然还在当质检员，年近四十时说起市里文工团的某些人，脸色也颇多不忿。
上初二的时候，有个音乐老师不知错了哪根筋，连续几周游说我跟她学唱歌，说让我以后考音乐学院，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梦想。我娘这个伟大的金牛女，五分钟之内就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第一她自己都没考进去又凭什么能把你教进去；第二不要说北京上海，就算长沙武汉都有很多厉害角色；第三长得不够漂亮搞这一行尤其吃亏；第四你又不是学不来数理化，搞这个干嘛。我当然没有异议，本来就兴趣不大也不相信自己有这个天赋。
那时还认识一个已经退休在家的人，对合唱有些心得，每年工厂搞合唱比赛，他就会被各个分厂请去当指导，赚些外快。有时候市里的商场开业或者建筑剪彩，他也会组织一帮小孩去现场吹拉弹唱——围观的人自然不在乎水准，只觉得一帮娃娃能弄出这么大动静就很不错了。排练的时候去过他家几次，老式的工人宿舍里满墙都是镜框，镶着他跟不同人的合影，最有名的好像是苏红。还有一些信纸也被贴在墙上，他曾经指着其中一封对我们说：这是上海音乐学院的XX教授给我写的，那段时间我们一直通信，一写就是好多页呢。。。
我也见过黄四宝，在我现在生活的地方。
赚钱的路上，他们有时踉踉跄跄，于是就归因于艺术青年的不合时宜；有时又如鱼得水，这时他们自己大概也会加入嘲笑艺术青年的和声中。看到成功的艺术家，他们说这都是人家运气好；看到还在挣扎的年轻人，他们打击的话是最恶狠狠的。在四顾没有人比他更懂的时候，他们会恰到好处地抛出达芬奇和梵高的名字，然后从周围迟疑的眼光里收获满足。
可我没见过胡金泉同志，在哪里都没见过。
那种对生活的柔顺，那种为自己的艺术冲动感到惭愧却仍然执迷不悔的纯粹，甚至为了配合他人而慌不择路的笨拙，都很稀有，很像个真正的艺术家——王彩玲希望艺术能改变自己的生活，而胡金泉愿意为生活委屈自己，目的只是延续艺术，可他并不关心艺术最终会通向哪里，他只要在一起。
虽然他有点蠢，而且并不好看，可是当他在监狱里踮起脚尖告诉王彩玲说“这里也可以跳舞”的时候，那个天真的笑容，真的很可爱。
可以说，这就是艺术最安慰人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