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2-10-30
洛一 • 朱教授老闆的暑假作業:浅薄的观后感
作為一部紀錄片，《朱教授老闆的暑假作業》和我以往看過的、雖不多但類似的紀錄片很不同，因為全片沒有一句旁白，117分鐘的片子，沒有出現畫外音。
1992年，正是我出生的日子。而在當時的台灣，紡織業開始衰落，板橋嘉隆成衣廠的女工失去了工作，她們要向老闆討回她們應得的資遣費和加班費。
這並不容易。女工們沒有很好的文化知識，有些人在成衣廠已經幹了近二十年的活。朱老闆對她們來說也不僅僅只是一個“老闆”的角色，而像是長輩——李孟哲老師在片子播放完后的演講《從棄業青年到棄業中年》中提到，很多女工十多歲的時候就在成衣廠里做工，那時她們甚至都還沒有縫紉機高。每年春節，朱老闆就會和老婆一起，給她們發糖果，再讓公司的車載她們回家。
我並不是想要從勞工權益的角度去解釋這部紀錄片，而僅僅是以一個新聞學院就讀的學生角度（雖在台灣交換學習過程中我是隸屬於社會科學院傳播系），或者更多來說，只是一個二十歲青年學生的角度，去放大看看那些我看片時候的震撼。
女工們對朱老闆的感情是非常複雜的。影片中，當女工們經過漫長的集會、遊行之後終於和公司、和朱老闆簽下了關於資遣費發放的協議書后，不少女工摟著朱老闆哭。畫外音是工會的代表在一邊和其他女工的對話，大概意思是：這是你們應得的，又不是他施捨給你們的，幹嘛要這麼“感激”他。在看片時我也和工會代表有著一樣的感受。但聽了李老師的背景介紹，卻也若有所思起來。一切也許並不是都那麼黑白分明。
在抗議的最初階段，女工們還並不那麼瞭解遊行抗爭這回事。工會代表一點點從如何衝破保安的“防線”教起。到了影片的後半部份，女工們已經非常熟練了：從行動上，到心理上。她們甚至開始從“工人階級——資產階級”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然而，李孟哲老師說，跟蹤拍攝了近三個月，到後來卻越來越覺得沉重：因為他無力去改變什麽。末尾的時候有女工坐在遊行車上哭，說自己在家也是“小公主”，被爸爸媽媽捧在手心，哪裡有想到出來被人欺負，被人看不起，因為每日在公司總部大樓下示威而被那些西裝革履的人看不起。“我們也有尊嚴。”這句話，是一名女工在喇叭里向大樓住戶說抱歉打擾后，一個人摸著眼淚說的。她們爭取的除了基本的報酬，還有作為人的尊嚴。又或者說，她們從一開始追求的就是這看不見的尊嚴。
關於這部紀錄片的名字我起初很有疑問，第一次看到，在沒有前提簡要的基礎下完全猜不出這本紀錄片講的是什麽，看完影片之後也疑慮為何導演會這樣命名。李孟哲老師是這樣解釋的：朱老闆除了老闆的身份還有台灣大學教授的身份，而台灣學生暑假都有暑假作業，板橋女工的罷工運動也。正好在台灣的暑期。我還是轉不過彎來：因為全片的視角都是從女工們出發，可以說這是一本記錄女工抗爭過程的紀錄片，而影片的題目卻是以朱老闆為出發點。李老師進一步解釋說，如果朱老闆當時換個視角，換種思路想這個罷工的抗爭，他換個角度來完成他自己的這個“暑假作業”，是否問題就會不一樣了？
女工們的抗爭和爭取，按教科書用語來說，“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第一階段取得的勝利，為她們爭取來了和公司老闆坐下來談資遣費的問題，資遣費也從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成了平均工資標準。而簽協議之前，有女工提出也想解決加班費的問題，在場的領導（我不記得是勞工部的還是嘉隆公司的領導）說“下次再談”、讓她們再進行抗議爭取。而事後的確如此，女工們又開始進行更加艱難地爭取加班費用的抗爭——老闆對她們拒而不見、保安攔人……種種境遇都和最初的抗爭一樣重複著。而參加抗爭的女工人數也減少了，不少人迫於生計開始尋找工作而退出抗爭的活動。關於此，我產生的疑惑是，拍攝者是否可以在當時簽資遣費協議的時候提醒她們呢？提醒她們此時不談妥以後會更難辦？記錄者是否可以參與進去呢？是忠實記錄拍攝者不參與的事實為先，還是以幫助者的身份去干預？——從新聞從業人員的角度，這個問題很愚蠢，但從個人角度，我的確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如果是我，我當時會不會提醒她們？我事後會不會後悔呢？
李孟哲老師拍攝這本片子的時候剛服完兵役一年，對罷工一知半解，只是在大學時看過一本關於國外罷工運動的紀錄片而已。而從這部片子到李孟哲老師和我們分享的經驗里，我最大的感受便是“行動”。如果是我，對於我不熟悉的議題和公共事件，我是否敢於先行動、先參與？捫心自問，我會退縮，我會思慮太多而不敢開始行動或寄望於別人的指領。但，如果不講專業素養，也許有時候，“公民參與”並不在於自己掌握多少的專業技能，而在於作為個人的“參與”本身。以更小的社會事件為例，如果看到我的家鄉的城市宣傳片“假大空”，我是否有幹勁提起攝像機去拍攝自己眼中的家鄉？而若提及專業素養，這本片子也將作為新聞從業人員的真實客觀視角和人性化的部份結合地很好：不同於別的媒體的記者報導，李孟哲老師在拍攝過程中和女工們同住，女工們在工廠門口堅持一晚，李老師也在旁邊堅持一晚。而事件當事人和記錄者之間的聯繫也是這樣建成的——影片中多處可以看到，當有人試圖遮擋攝像機或組織拍攝的時候，女工會在一旁幫忙阻止或解釋“他是來幫忙記錄的”。記錄者要有理性的角度無可厚非，而作為人，一些微妙的堅持和看似不必要的參與，也是深入事件內部的要領之一——沒有共同熬夜和露宿，拍攝者不會知道背後的故事，不會知道女工和老闆之間矛盾的、千絲萬縷的情感聯繫。
這是二十年前的罷工運動。李老師笑稱中國大陸應該會很支持這本電影，因為它體現了不同階級之間的對抗。而十年後的今天，台灣土地上又有了華龍罷工案。而海峽對岸的、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呢？不同階級之間的對立是消失了嗎？哪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在激化？到矛盾不可調和的那天，誰會扛起攝像機，記錄下這一切呢？
作為記錄者的無力感也許始終會存在，但記錄本身的意義，我們回顧歷史重新去看時的感受，會像今天這部二十年前的、充滿吵鬧聲的紀錄片一樣，感染又一群青年、又一個和我一樣的二十歲的年輕人吧。
1992年，正是我出生的日子。而在當時的台灣，紡織業開始衰落，板橋嘉隆成衣廠的女工失去了工作，她們要向老闆討回她們應得的資遣費和加班費。
這並不容易。女工們沒有很好的文化知識，有些人在成衣廠已經幹了近二十年的活。朱老闆對她們來說也不僅僅只是一個“老闆”的角色，而像是長輩——李孟哲老師在片子播放完后的演講《從棄業青年到棄業中年》中提到，很多女工十多歲的時候就在成衣廠里做工，那時她們甚至都還沒有縫紉機高。每年春節，朱老闆就會和老婆一起，給她們發糖果，再讓公司的車載她們回家。
我並不是想要從勞工權益的角度去解釋這部紀錄片，而僅僅是以一個新聞學院就讀的學生角度（雖在台灣交換學習過程中我是隸屬於社會科學院傳播系），或者更多來說，只是一個二十歲青年學生的角度，去放大看看那些我看片時候的震撼。
女工們對朱老闆的感情是非常複雜的。影片中，當女工們經過漫長的集會、遊行之後終於和公司、和朱老闆簽下了關於資遣費發放的協議書后，不少女工摟著朱老闆哭。畫外音是工會的代表在一邊和其他女工的對話，大概意思是：這是你們應得的，又不是他施捨給你們的，幹嘛要這麼“感激”他。在看片時我也和工會代表有著一樣的感受。但聽了李老師的背景介紹，卻也若有所思起來。一切也許並不是都那麼黑白分明。
在抗議的最初階段，女工們還並不那麼瞭解遊行抗爭這回事。工會代表一點點從如何衝破保安的“防線”教起。到了影片的後半部份，女工們已經非常熟練了：從行動上，到心理上。她們甚至開始從“工人階級——資產階級”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然而，李孟哲老師說，跟蹤拍攝了近三個月，到後來卻越來越覺得沉重：因為他無力去改變什麽。末尾的時候有女工坐在遊行車上哭，說自己在家也是“小公主”，被爸爸媽媽捧在手心，哪裡有想到出來被人欺負，被人看不起，因為每日在公司總部大樓下示威而被那些西裝革履的人看不起。“我們也有尊嚴。”這句話，是一名女工在喇叭里向大樓住戶說抱歉打擾后，一個人摸著眼淚說的。她們爭取的除了基本的報酬，還有作為人的尊嚴。又或者說，她們從一開始追求的就是這看不見的尊嚴。
關於這部紀錄片的名字我起初很有疑問，第一次看到，在沒有前提簡要的基礎下完全猜不出這本紀錄片講的是什麽，看完影片之後也疑慮為何導演會這樣命名。李孟哲老師是這樣解釋的：朱老闆除了老闆的身份還有台灣大學教授的身份，而台灣學生暑假都有暑假作業，板橋女工的罷工運動也。正好在台灣的暑期。我還是轉不過彎來：因為全片的視角都是從女工們出發，可以說這是一本記錄女工抗爭過程的紀錄片，而影片的題目卻是以朱老闆為出發點。李老師進一步解釋說，如果朱老闆當時換個視角，換種思路想這個罷工的抗爭，他換個角度來完成他自己的這個“暑假作業”，是否問題就會不一樣了？
女工們的抗爭和爭取，按教科書用語來說，“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第一階段取得的勝利，為她們爭取來了和公司老闆坐下來談資遣費的問題，資遣費也從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成了平均工資標準。而簽協議之前，有女工提出也想解決加班費的問題，在場的領導（我不記得是勞工部的還是嘉隆公司的領導）說“下次再談”、讓她們再進行抗議爭取。而事後的確如此，女工們又開始進行更加艱難地爭取加班費用的抗爭——老闆對她們拒而不見、保安攔人……種種境遇都和最初的抗爭一樣重複著。而參加抗爭的女工人數也減少了，不少人迫於生計開始尋找工作而退出抗爭的活動。關於此，我產生的疑惑是，拍攝者是否可以在當時簽資遣費協議的時候提醒她們呢？提醒她們此時不談妥以後會更難辦？記錄者是否可以參與進去呢？是忠實記錄拍攝者不參與的事實為先，還是以幫助者的身份去干預？——從新聞從業人員的角度，這個問題很愚蠢，但從個人角度，我的確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如果是我，我當時會不會提醒她們？我事後會不會後悔呢？
李孟哲老師拍攝這本片子的時候剛服完兵役一年，對罷工一知半解，只是在大學時看過一本關於國外罷工運動的紀錄片而已。而從這部片子到李孟哲老師和我們分享的經驗里，我最大的感受便是“行動”。如果是我，對於我不熟悉的議題和公共事件，我是否敢於先行動、先參與？捫心自問，我會退縮，我會思慮太多而不敢開始行動或寄望於別人的指領。但，如果不講專業素養，也許有時候，“公民參與”並不在於自己掌握多少的專業技能，而在於作為個人的“參與”本身。以更小的社會事件為例，如果看到我的家鄉的城市宣傳片“假大空”，我是否有幹勁提起攝像機去拍攝自己眼中的家鄉？而若提及專業素養，這本片子也將作為新聞從業人員的真實客觀視角和人性化的部份結合地很好：不同於別的媒體的記者報導，李孟哲老師在拍攝過程中和女工們同住，女工們在工廠門口堅持一晚，李老師也在旁邊堅持一晚。而事件當事人和記錄者之間的聯繫也是這樣建成的——影片中多處可以看到，當有人試圖遮擋攝像機或組織拍攝的時候，女工會在一旁幫忙阻止或解釋“他是來幫忙記錄的”。記錄者要有理性的角度無可厚非，而作為人，一些微妙的堅持和看似不必要的參與，也是深入事件內部的要領之一——沒有共同熬夜和露宿，拍攝者不會知道背後的故事，不會知道女工和老闆之間矛盾的、千絲萬縷的情感聯繫。
這是二十年前的罷工運動。李老師笑稱中國大陸應該會很支持這本電影，因為它體現了不同階級之間的對抗。而十年後的今天，台灣土地上又有了華龍罷工案。而海峽對岸的、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呢？不同階級之間的對立是消失了嗎？哪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在激化？到矛盾不可調和的那天，誰會扛起攝像機，記錄下這一切呢？
作為記錄者的無力感也許始終會存在，但記錄本身的意義，我們回顧歷史重新去看時的感受，會像今天這部二十年前的、充滿吵鬧聲的紀錄片一樣，感染又一群青年、又一個和我一樣的二十歲的年輕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