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9-02-24
seamouse • 多桑:借来的人生，架桥的血脉
“只要有人问他，你今年几岁？他都习惯说，我是昭和四年生的。”
电影中的多桑SEGA，作为一个从没享受过殖民利益的庶民，作为一个从小在日式环境中成长而来的矿工，对那个并非血脉的日本始终保持着一种暧昧的理想。更由于时代政权的交替，暧昧与现实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按吴念真导演的话说，“新政府没多好，多桑宁愿怀念已经跑掉的妈妈。”
于是，多桑拍打着收音机说：“还是日本货质量好”；看着孙子摆弄着变形金刚孩之宝，得意于殖民母亲的商品品质。
暧昧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更让生活形成一道洪流，冲出两辈人之间深深的不可逾越的代沟。
和两个儿子一起看篮球赛时，多桑嘲讽“不用看了，人家没两刷子能来跟我们（中华民国）打吗？如果输了，我叫他们一个个切腹。”次子眼看民国队反超了上去，就大嚷：“切腹！切腹！我要看日本鬼子被宰。”女儿也加入骂站，直称多桑“汉奸走狗汪精卫”。
多桑帮更小一些时候的女儿画青天白日旗，将太阳染成红色，“鬼看过白色的日头？”
“人家陆皓东画的本来就是白色。”
“他不识字，你也跟着不识字啊。看看日本国旗太阳什么颜色！”
“你什么都日本，汪精卫汉奸。”
“不要以为我听不懂北京话。干！”
“汉奸走狗。”
“八噶。”
激烈的争吵中充斥着台语、国语和日语。之后落寞的多桑唱起日本曲改编而来的闽南歌“可怜的阮青春，悲哀的命运。”感慨自己生不逢时。
到了孙辈，代沟不止是教育差异而带来的意识形态方面了，而直接在语言上形成了深深的断层。哮喘的多桑看着长孙吃蛋糕，用闽南语嘟噜“也不知道给爷爷分点。”孙子根本听不懂，长子成了翻译官。孙子用国语回答：“爷爷糖尿病，不能吃甜食。”多桑埋怨了一句：“两个台湾人却生下了个外省人。”
电影中多桑从北部九分矿区回南部嘉义省亲前，极其隆重的添置面子。借来的手表、西服、皮鞋、裙子，装点成一副成功相。而多桑要入伍的弟弟又要求手表作为礼物。多桑父亲在嘉义乡间送别次子时，愤愤地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在养儿子给别人用！”
的确，多桑出生后，整个人生就如同英文片名所指“A borrowed life”（借来的人生）。他既赌博赊账，又为面子而遍借行头；他是日本殖民者撤离时抛弃在暗角的“台湾人”，又是国民政府到来后排挤于山野的“土著”。作为“文化被斩断的历史孤儿”（吴念真语），他们被选择过着一种从统治者和主流文化中借来的人生。
重新拥有并经营着“民国人生”的长子是这部电影的视野出发点，几乎任何一场戏都有他的在场，哪怕在医院病房轮到母亲探病时，也立即剪入长子观看母亲忧伤的主观视角。这是吴念真这一代人对“借来人生”的上一代最安静的观察。我们几乎看不出两代人在冲突之外能有什么可达成谅解的细微事件，但谅解就这么不经意地到来，在九份矿区大雨中，才被多桑痛揍没多久的长子，竟懂事地撑起雨衣，成为空棚内小憩父亲的一堵墙。
时代洪流中，在文化代沟之间，能联系起两代人的，始终是那冲不塌的血脉之桥。
多桑送入伍弟弟离开嘉义乡下时，在父亲的抱怨声中，丢着鞭炮送行，烟雾升腾而其，外面的世界一片迷茫。
多桑的骨灰终于被长子带到生前朝思暮想的日本，“1991年正月十一日，多桑终于看到了皇宫和富士山，是日，东京初雪，多桑无语。”
吴念真这辈人的画外音中，再没昭和年历的记忆。
电影中的多桑SEGA，作为一个从没享受过殖民利益的庶民，作为一个从小在日式环境中成长而来的矿工，对那个并非血脉的日本始终保持着一种暧昧的理想。更由于时代政权的交替，暧昧与现实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按吴念真导演的话说，“新政府没多好，多桑宁愿怀念已经跑掉的妈妈。”
于是，多桑拍打着收音机说：“还是日本货质量好”；看着孙子摆弄着变形金刚孩之宝，得意于殖民母亲的商品品质。
暧昧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更让生活形成一道洪流，冲出两辈人之间深深的不可逾越的代沟。
和两个儿子一起看篮球赛时，多桑嘲讽“不用看了，人家没两刷子能来跟我们（中华民国）打吗？如果输了，我叫他们一个个切腹。”次子眼看民国队反超了上去，就大嚷：“切腹！切腹！我要看日本鬼子被宰。”女儿也加入骂站，直称多桑“汉奸走狗汪精卫”。
多桑帮更小一些时候的女儿画青天白日旗，将太阳染成红色，“鬼看过白色的日头？”
“人家陆皓东画的本来就是白色。”
“他不识字，你也跟着不识字啊。看看日本国旗太阳什么颜色！”
“你什么都日本，汪精卫汉奸。”
“不要以为我听不懂北京话。干！”
“汉奸走狗。”
“八噶。”
激烈的争吵中充斥着台语、国语和日语。之后落寞的多桑唱起日本曲改编而来的闽南歌“可怜的阮青春，悲哀的命运。”感慨自己生不逢时。
到了孙辈，代沟不止是教育差异而带来的意识形态方面了，而直接在语言上形成了深深的断层。哮喘的多桑看着长孙吃蛋糕，用闽南语嘟噜“也不知道给爷爷分点。”孙子根本听不懂，长子成了翻译官。孙子用国语回答：“爷爷糖尿病，不能吃甜食。”多桑埋怨了一句：“两个台湾人却生下了个外省人。”
电影中多桑从北部九分矿区回南部嘉义省亲前，极其隆重的添置面子。借来的手表、西服、皮鞋、裙子，装点成一副成功相。而多桑要入伍的弟弟又要求手表作为礼物。多桑父亲在嘉义乡间送别次子时，愤愤地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在养儿子给别人用！”
的确，多桑出生后，整个人生就如同英文片名所指“A borrowed life”（借来的人生）。他既赌博赊账，又为面子而遍借行头；他是日本殖民者撤离时抛弃在暗角的“台湾人”，又是国民政府到来后排挤于山野的“土著”。作为“文化被斩断的历史孤儿”（吴念真语），他们被选择过着一种从统治者和主流文化中借来的人生。
重新拥有并经营着“民国人生”的长子是这部电影的视野出发点，几乎任何一场戏都有他的在场，哪怕在医院病房轮到母亲探病时，也立即剪入长子观看母亲忧伤的主观视角。这是吴念真这一代人对“借来人生”的上一代最安静的观察。我们几乎看不出两代人在冲突之外能有什么可达成谅解的细微事件，但谅解就这么不经意地到来，在九份矿区大雨中，才被多桑痛揍没多久的长子，竟懂事地撑起雨衣，成为空棚内小憩父亲的一堵墙。
时代洪流中，在文化代沟之间，能联系起两代人的，始终是那冲不塌的血脉之桥。
多桑送入伍弟弟离开嘉义乡下时，在父亲的抱怨声中，丢着鞭炮送行，烟雾升腾而其，外面的世界一片迷茫。
多桑的骨灰终于被长子带到生前朝思暮想的日本，“1991年正月十一日，多桑终于看到了皇宫和富士山，是日，东京初雪，多桑无语。”
吴念真这辈人的画外音中，再没昭和年历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