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9-25
合纥 • 口袋里的拳头:贝洛奇奥的拳头
无因的愤怒
《怒不可遏》是导演贝洛奇奥的长片处女作，当时在观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可谓“剧”惊四座。《怒不可遏》使用了一种极端的故事方式，因为他并不像其他家庭谋杀的故事一样会有明显的前因后果，它是一种无因的愤怒，不需要明确的、合理的动机交代。
其实整个五六十年代的愤青电影很多，比如《说谎者比利》、《如果》、《长跑者的孤寂》和《少妇怨》等等。可以说，这种无因的愤怒是那个时代青年人的一种“时代精神”特征，三年后的“五月风暴”，则是这种愤怒的集中爆发。这种“无因的愤怒”，根究起来是社会历史环境的因素，60年代的年轻人都是二战前后出生的一代，在战争的废墟中成长起来，许多父亲死于战争，造就了许多“无父一代”。他们和父母辈的“三观”存在巨大的差异，存在一种或明或暗的叛逆——仿佛口袋中紧握的拳头。所以，失明的母亲作为父母辈的代表在电影中最先惨遭毒手。
虽然电影里的父亲未明确交代死于战争，但无父的状态在当时是具有普遍的代表性。除了无父的焦虑，还有生活工作的不如意、疾病的困扰、失明母亲和智障兄弟的负担、乱伦的潜意识冲动等各种巨大无形的压抑下，男主角对这一切给予“愤怒的回击”是再自然不过的肾上腺反应。失明母亲和智障的兄弟，与其说死于艾尔手上，不如说是社会家庭病态下的间接牺牲者。
不要家庭，不要民族国家，只要自私的人性
家庭与社会，如果是最大元凶的话，那么人性的自私就是杀人事件发生的催化剂。艾尔最开始开车载家人去祭拜父亲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杀心”，不过当时并没有行动。而促使他杀了母亲的直接动因却是为了省那一年几百万里拉的费用，以便用于来养黍鼠。而艾尔杀了母亲的话，对于顶梁柱的哥哥来说这无疑是“甩”掉了一个包袱。家庭和亲情的价值，在艾尔和他哥哥的这个“准交易”中显得一文不值。
艾尔作为最大的凶手在整部电影里几乎是一个不择手段的狠角色，母亲死后他轻松了一段时间，找女人、出入舞会但“无因的愤怒”和“无父的焦虑”等等这些无形的东西始终存在，面临的社会困境仍然无法摆脱，杀人之后的“多巴胺”刺激仅仅是麻痹了一时。尔后，他又再度感觉到沮丧，而这正是他再次杀死智障兄弟前在电影里的内心独白。仿佛“甩掉”这个智障兄弟也许就能使他不再沮丧，获得新生一样。为了自己迷幻般的私欲，艾尔无法控制得杀了他的兄弟。
朱丽娅，作为艾尔的妹妹步了他的后尘，成了电影里的第二个凶手。在电影结尾时，朱丽娅趟在床上和他的顶梁柱哥哥谈话，他们依稀感觉到了危险的艾尔会成为甩不掉的包袱，而当她在看杂志的时候，艾尔进来了——此时，她赶紧装睡开始逃避。当艾尔在《茶花女》的歌声中癫痫发作时，朱丽娅的内心挣扎着，在“亲人的负担”与“自私的自由”中最终选择了自私，她以不施救的不作为方式杀害了她的哥哥。
整部电影就是这样残酷的以一个又一个的谋杀，生生摧毁这个沉重破败的家庭。电影有一个细节，就是母亲死亡后，兄弟四人开始清理房间的旧物时，曾清出一面国旗，艾尔接过手后，看了一眼想都不想的就丢弃到一边。国旗也许是以前父亲的，这个意味着国家民族的旗帜没有实现两代人的传递，父辈为之奋斗（法西斯，或反法西斯）的理念，被轻易的抛到一边。国家、政府、民族这些也许什么都不是，自私的人性才是主导人们行动的最强大驱力。正如电影里说谈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这个论述来自于霍布斯的著名政治哲学理论，电影里在露西亚的舞会时借一个书呆子之口说出。也许只有把人的关系还原到最原始的“自然状态”时，才能重新找到问题的症结。
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人性理论？
贝洛奇奥拍摄这部电影时仅有26岁，如此年轻的年纪也许无法对复杂的社会问题给出满意的回答，但他和他的好朋友帕索里尼一样是一个行动派。他拍摄了这部电影后，又在1967年拍摄了《中国已近》，1968年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组织，此后还拍摄了左翼纪录片。《怒不可遏》里面揭示的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虽然在电影里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但他此后的上述行为视乎表明了答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向来批判西方的人性论是唯心不辩证的理论，而随着时间的流失，社会的变迁，年龄的增长，问题与答案也在不停的变化着。虽然贝洛奇奥的电影一如既往的都在关注社会问题，但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问及马克思主义时，他却说“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已经是不能起什么作用了，今天政治意味着管理”。他重又回到了艺术家更加关注的问题，人们在遇到各种问题时的人性表现。
可以说，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导演，《怒不可遏》都是时代的产物。
《怒不可遏》是导演贝洛奇奥的长片处女作，当时在观众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可谓“剧”惊四座。《怒不可遏》使用了一种极端的故事方式，因为他并不像其他家庭谋杀的故事一样会有明显的前因后果，它是一种无因的愤怒，不需要明确的、合理的动机交代。
其实整个五六十年代的愤青电影很多，比如《说谎者比利》、《如果》、《长跑者的孤寂》和《少妇怨》等等。可以说，这种无因的愤怒是那个时代青年人的一种“时代精神”特征，三年后的“五月风暴”，则是这种愤怒的集中爆发。这种“无因的愤怒”，根究起来是社会历史环境的因素，60年代的年轻人都是二战前后出生的一代，在战争的废墟中成长起来，许多父亲死于战争，造就了许多“无父一代”。他们和父母辈的“三观”存在巨大的差异，存在一种或明或暗的叛逆——仿佛口袋中紧握的拳头。所以，失明的母亲作为父母辈的代表在电影中最先惨遭毒手。
虽然电影里的父亲未明确交代死于战争，但无父的状态在当时是具有普遍的代表性。除了无父的焦虑，还有生活工作的不如意、疾病的困扰、失明母亲和智障兄弟的负担、乱伦的潜意识冲动等各种巨大无形的压抑下，男主角对这一切给予“愤怒的回击”是再自然不过的肾上腺反应。失明母亲和智障的兄弟，与其说死于艾尔手上，不如说是社会家庭病态下的间接牺牲者。
不要家庭，不要民族国家，只要自私的人性
家庭与社会，如果是最大元凶的话，那么人性的自私就是杀人事件发生的催化剂。艾尔最开始开车载家人去祭拜父亲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杀心”，不过当时并没有行动。而促使他杀了母亲的直接动因却是为了省那一年几百万里拉的费用，以便用于来养黍鼠。而艾尔杀了母亲的话，对于顶梁柱的哥哥来说这无疑是“甩”掉了一个包袱。家庭和亲情的价值，在艾尔和他哥哥的这个“准交易”中显得一文不值。
艾尔作为最大的凶手在整部电影里几乎是一个不择手段的狠角色，母亲死后他轻松了一段时间，找女人、出入舞会但“无因的愤怒”和“无父的焦虑”等等这些无形的东西始终存在，面临的社会困境仍然无法摆脱，杀人之后的“多巴胺”刺激仅仅是麻痹了一时。尔后，他又再度感觉到沮丧，而这正是他再次杀死智障兄弟前在电影里的内心独白。仿佛“甩掉”这个智障兄弟也许就能使他不再沮丧，获得新生一样。为了自己迷幻般的私欲，艾尔无法控制得杀了他的兄弟。
朱丽娅，作为艾尔的妹妹步了他的后尘，成了电影里的第二个凶手。在电影结尾时，朱丽娅趟在床上和他的顶梁柱哥哥谈话，他们依稀感觉到了危险的艾尔会成为甩不掉的包袱，而当她在看杂志的时候，艾尔进来了——此时，她赶紧装睡开始逃避。当艾尔在《茶花女》的歌声中癫痫发作时，朱丽娅的内心挣扎着，在“亲人的负担”与“自私的自由”中最终选择了自私，她以不施救的不作为方式杀害了她的哥哥。
整部电影就是这样残酷的以一个又一个的谋杀，生生摧毁这个沉重破败的家庭。电影有一个细节，就是母亲死亡后，兄弟四人开始清理房间的旧物时，曾清出一面国旗，艾尔接过手后，看了一眼想都不想的就丢弃到一边。国旗也许是以前父亲的，这个意味着国家民族的旗帜没有实现两代人的传递，父辈为之奋斗（法西斯，或反法西斯）的理念，被轻易的抛到一边。国家、政府、民族这些也许什么都不是，自私的人性才是主导人们行动的最强大驱力。正如电影里说谈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这个论述来自于霍布斯的著名政治哲学理论，电影里在露西亚的舞会时借一个书呆子之口说出。也许只有把人的关系还原到最原始的“自然状态”时，才能重新找到问题的症结。
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人性理论？
贝洛奇奥拍摄这部电影时仅有26岁，如此年轻的年纪也许无法对复杂的社会问题给出满意的回答，但他和他的好朋友帕索里尼一样是一个行动派。他拍摄了这部电影后，又在1967年拍摄了《中国已近》，1968年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组织，此后还拍摄了左翼纪录片。《怒不可遏》里面揭示的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虽然在电影里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但他此后的上述行为视乎表明了答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向来批判西方的人性论是唯心不辩证的理论，而随着时间的流失，社会的变迁，年龄的增长，问题与答案也在不停的变化着。虽然贝洛奇奥的电影一如既往的都在关注社会问题，但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问及马克思主义时，他却说“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已经是不能起什么作用了，今天政治意味着管理”。他重又回到了艺术家更加关注的问题，人们在遇到各种问题时的人性表现。
可以说，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导演，《怒不可遏》都是时代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