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伊·比姆》是一部并不震撼，却让我十分感慨的片子。

平心而论，影片整体上并没有那么优秀，8.7的分数也有些虚高。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故事本身：一个遭到恶警构陷的绝望的“达利特”（不可接触者，贱民）家庭因无法动摇的卑贱而升起反抗的浓烟，最终在各方援助下沉冤昭雪。“不可接触者”的境况，小人物的不屈和胜利，既挑战了权威，又问责了社会，属于近年来“社会现实批判”类型的典型。

可惜，叙事的凌乱、剪辑的零散，又纷纷冲散了故事原本的冲击力。用力过猛的暴力渲染更因过度的煽情而尽显乏味，让人无法审思，只能识别出一堆磨出老茧的套路化处理，譬如漏洞百出的罪名罗织，求锤得锤的辩护过程，甚至调查的曲折也都是意料之中。直白的视觉陈设，以及印度电影特有的“表现手法”，均未能与影片的整体基调达成和谐。

尤其是，抛开技术层面不谈，作为一部反映底层人命运的电影，本片的叙事结构依旧是十分陈腐的“天降圣人”模式。“贱民”只能随风摇曳，留待圣人挽冤案于既倒，扶正义于将倾。稍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可能仅仅是圣人家中居然高悬马克思头像，高举镰刀锤子旗，然而这些细节除了作为妆点门面的共趣主义元素外，于故事再无瓜葛，更遑论提供一种解决冤情的“左翼方案”。

最终，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美式正义鸡汤，一个剔除了灵魂挣扎的无害版《辩护人》，像《绿皮书》一样温馨且柔软：恶警伏诛，冤情大白，法庭在上公正不阿，律师在下犹如一个伟人，至于“贱民”，则在风雨中感激涕零，祭奠着死去的冤魂。

蜻蜓点水般的批判，说了，又什么都没说。看了，又什么都没看，充其量有一句，“哦，原来印度是zhei样子的啊”。

可即便如此，本片依旧让我感慨，甚至是一丝惆怅。

细数“社会现实批判”这一类型，韩国自不必说，我国也不算一片荒土。无须溯及《牯岭街少年》，就算近年，也有《嘉年华》《过春天》《少年的你》《我不是药神》等耳熟能详的作品。这一类型的特质，要么以一则冤案作为切入点，要么就铺陈主人公违法的“不得已为之”，总之就是秉持“恶劣环境之下，一切皆可为”的叙事逻辑，最终导向的往往都是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或者恶的内生性。

以这一标准来看，《杰伊·比姆》其实远不够格。因为它最终导向的毋宁说是一种恶的偶然性：律师是好人自不必说，知识阶层、统治阶层也各有负责任的良善人士，恶人终究只是一小批，且愚笨不堪；至于“贱民”，除了烘托一个“惨”字外，再也看不到任何别的主体性因素——他们是失语的、不可接触的，于是他们只能是留待被拯救的，哪怕他们都为人正直、敦亲和睦、精诚团结。影片反复提到“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也是一个“贱民”，可惜此君除了像马克思一样被用作神坛供奉起来外，再无别的叙事作用。

因此，《杰伊·比姆》的力度终究是柔弱的，甚至是有些反动的，它的价值内核最多只能提炼出“做个好人，善有善报”这种无趣说教，余下的只有安逸的旁观、舒适的愤怒，只有“社会在进步”的美好愿景。说了，但什么都没说，既不能让人窥见深层的社会心理（同样是昭雪冤案，想想《我控诉》里对于恐犹主义那种深入骨髓的刻画），又不能提供一个属于底层的行动方案（想想肯·洛奇或者达内兄弟）。问题就在这里。

但至少，它“说了”，且说出来了。

在这里我并不是要提“批评自由”“敢于揭黑”这类新闻专业主义的老调，因为它们真的是不值一提的“最最基本”的前提。我的关注点在于电影的社会意义。

好的电影，我一向认为，是能够成为一种社会运动的蓝本的。这一点当然不必然与电影的艺术性相关，却是电影之社会属性或文化属性的应有之义，且后者并不一定就与前者相冲突。比如雅克·贝克的《洞》（1960），没人会怀疑这是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纯电影”，其角色没有一个旨在唤醒一种社会认同，但同样没人会怀疑它批讽权威的锋锐程度——它的题材，在极致真实性的加持下，更为犀利地刺中了权力的心窝：明明只是电影，却几乎是一本越狱的教科书。（相比之下，《肖申克的救赎》就只能算一个娱乐工业的爽片，当然它也有它的社会意义）或者，就像《寄生虫》这种集电影工业之大成的杰作，能够从视觉上彻底颠覆人们的社会认知，把“底层”的社会图式深深印在观众的脑海之中。这样，只要一提及“底层”，看到大城市里不起眼的角落，我们就能时刻想起那些悲伤到绝望的镜头画面。

由此来看，《杰伊·比姆》虽不能与上述最优秀的作品相提并论，但它同样针对印度的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视觉化方案。它首先让你看到了一个“贱民”家庭完整的生活形式，从田中捕鼠到陋室恩爱，哪怕非常的浪漫化，也仍充满向上的期许，美好且完整——由此，这一家庭的无端碎裂才能唤起悲愤，唤起一种主视角的认同。同样，对于冤案，电影至少没有让“贱民”僵坐原地，它让一个坚强的女性行动了起来（虽然到了影片后半部分，这位女性的存在感已经弱得可怜）。甚至在对好人律师的呈现上，也隐含着“不要迷信国大党，也听一听共产党”这样的视觉信息。可以说，本片就算力度薄弱，也依旧有自身的力度。

更可贵的是，这样的电影，对于整个的印度电影市场来说，并非是昙花一现，而是诸艳中的一朵。前有《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有《误杀瞒天记》《第15条》，有与本片同一年的《白虎》，甚至包括《摔跤吧！爸爸》。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套路：在一部商业片中夹杂一些批判社会的元素，这样资方满意，观众也满意。文化批评家或者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不会满意，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这日复一日的观影过程中，在观众与电影人对类型片套路的逐渐谙熟中，一种大众审美与制作审美的口味与习惯逐渐形成了，由此营造的其实是一种审视自身的氛围感（会有印度人因为这样的片子感到民族自尊心受挫，会担心给中国势力递刀子么？）。这种氛围，既可以包容电影，也可以包容一个社会自我调适的种种过敏反应。确实，美并不意味着善，但审美习惯绝对关乎道德和政治。

我常和人说，可能要100部合格线以上的类型电影，才能提纯出一部伟大的《寄生虫》。这还并不仅仅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简单过程，其中更关乎个人的天分，关乎社会的对立程度、信息的透明程度以及最重要的价值宽容程度。但无论如何，只要印度的电影人整体上仍然坚持这一创作思路，哪怕总是乏味的类型片和套路，但终归会有打破类型的一刻，实现电影与社会的某种共振。因为印度并不缺乏素材，（目前来说）更不缺环境与时间。

今天，对于印度的种种“社会新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议程设置之下，偏见也在累积。不过即使在偏见之下，也仍有几分肯认：印度是一个大国，国内确实矛盾重重，但另一面却有着鲜明的活力；它的起点确实甚低，但相应的，每一层改变都引人注目。这种活力总让一个中国人遥遥观望而难以理解，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又仿佛看到了自己失去的东西。于是我们只能归结为这是一种自得意满的、迟早摔跟头的飘飘然，然后转身投入到我们满是欢乐与胜利的防疫生活中去了。

仅有一丝惆怅——

我曾一度以为《我不是药神》是个起点，孰料竟成暂时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