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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律师原型钱德鲁出现的照片为文章本身有的照片，其它照片为译者添加的电影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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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安贝德卡尔（Ambedkar）”：法官（已退休）K·钱德鲁（Chandru），《杰伊·比姆》里的英雄的真实生活

沙尔米·哈里克里希南（Charmy Harikrishnan）

（译注：安贝德卡尔，印度宪法之父，现代印度佛教复兴倡导人，1956年发表“佛陀或马克思”的论文。）

提要

法官（已退休）K·钱德鲁当时是一名律师，他为拉贾坎努（Rajakannu）的案件进行了辩护，拉贾坎努死于警方的拘押中。在这部电影中，苏里亚（Suriya）扮演律师钱德鲁，曼尼坎丹（Manikandan）扮演拉贾坎努，利约莫·何塞（Lijomol Jose）是拉贾坎努为正义而战的妻子（电影里的森格尼，现实生活中帕瓦西）。

“曾有一段时间，有人建议修改宪法，规定人身保护令的权力甚至可以由地方法院来行使，以便节省投入的时间和费用。”（图中为法官钱德鲁）

由TJ Gnanavel导演的泰米尔语电影《杰伊·比姆》在当下已经风靡一时了，这部影片改编自1993年泰米尔德邦一个著名的人身保护案。法官（已退休）K·钱德鲁当时是一名律师，他为拉贾坎努的案件进行了辩护，拉贾坎努死于警方的拘押中。在这部电影中，苏里亚扮演律师钱德鲁，曼尼坎丹扮演拉贾坎努，利约莫·何塞是拉贾坎努为正义而战的妻子（电影里的森格尼，现实生活中帕瓦西）。这是一部充满马克思主义主题和安贝德卡尔主旨的电影。法官（已退休）K·钱德鲁在接受沙尔米·哈里克里希南的电子邮件采访时谈到了了种姓、政治和法律话题。以下是节选：

Q：这部电影为什么要取名为《杰伊·比姆》？是因为边缘化群体正在通过宪法来赢得自己的权利吗？有人想知道，为什么一部充斥着马克思主义主题的电影会援引安贝德卡尔的标语来作为它的片名。

A：《杰伊·比姆》不是一个标语，而是受压迫者的战争呼喊。我认为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盗用了安贝德卡尔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旗帜和一些披着红披肩领导抗议的领袖的形象在一个平静状态下是一个很正常的场景。但在这部电影中，依鲁拉斯人，一个部落团体，正在把自己组织成一个协会，在游行中诉说自己的要求。电影的要旨在两个场景里表露了出来。第一次是在判决宣布后，律师告诉森格尼，这次胜利不仅仅是告慰她丈夫的死亡，还应该给所有这类伤害画上句号。第二次是在森格尼在法院文件上按上拇指印时，在影片的终点，她女儿舒服地坐在律师家里，开始读报纸。主旨是部落的读写能力是解决他们被排斥问题的最终答案。虽然我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有政治政治联系，但我也开始与安贝德卡尔运动合作，与安备德卡尔运动的合作发生在我脱离马克思主义政党后。

Q:你在1993-1994年为拉贾坎努和帕瓦蒂的案子辩护。当时，你已经被印共（马）开除五年了。所以，该怎么解释在电影里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主题——列宁雕像、马克思半身像呢？

墙上的马克思像和桌上的列宁像

A：直至今天，我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不需要一个党派标签。虽然你可能是在一个党管理的组织里成长的，之后他们不要你了，但你不能停止自己的思考。与停止思考的情况相反，在那些日子里我所相信的一切都会继续帮助我的行动和思考。因此，电影里出现列宁、马克思或者其他领导人的照片，这并不与我今天正在做的事情相抵触。

1993年，当我为拉贾坎努被谋杀的案件辩护时，我并不身处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五年多之前我就被驱逐了。在办案时，我与他们没有任何直接接触。实际上，我偶然碰到了帕瓦蒂（Parvathi），我前往内韦利（Neyveli）去找一些老师谈话，当我走下讲台时，我看到了她，她是跟着一些青年志愿者来到这里的。我告诉她到我在金奈（Chennai）的办公室来谈论这个案件。在提交人身保护令后，几起案件发生了，我没有得到任何组织的任何帮助。案件结束时，法院下令支付5000卢比（尽管我拒绝接受任何金额）。我把这笔钱寄给了民主妇女协会（AIDWA）的领导人麦西利·西瓦拉曼（Mythili Sivaraman），告诉她说这可能可以帮助她们为其他妇女斗争的事业。即使这件事之后，我也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何承认。在我被驱逐后，我没有加入任何政党，保持着一个为人权事业奋斗的独立个人的身份。还有一些政党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组织，我拒绝了这些邀请。

然而，即使在我被提升为高等法院法官时，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依然贴在我身上。一些委员会成员告诉我们的首席大法官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的名字应该被排除在外。但首席大法官AP·沙阿（Shah）抗住了他们的反对，并告诉他们说，我和政党之间的联系已经是近20年前的事情了。我在青年时代为党服务了20多年，因此没人可以阻止别人把我视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仍然为拥有这个标签感到骄傲。

Q：EMS向法官克里希纳·艾耶（Krishna Iyer）建议让你提交撤销驱逐的上诉——而你拒绝了这样做，这是真的吗？

A：我在1968年加入了印共（马），并开始与他们的学术联谊会和工会合作。1970年于迪卢瓦南塔普兰举行的印度学生联盟（SFI）成立大会中，我是其中的代表。我升为邦级领导人之一，领导了许多学生运动。我还与工会运动合作，甚至因为违反禁令在一次会议上对工人讲话而入狱两周。我被驱逐是因为我谴责JR·贾亚沃丁（Jayawardene）和拉吉夫·甘地之间的印度-斯里兰卡协议以及随后派遣印度维和部队（IPKF）执行该协议的行动。党对此有与我不同的观点。在我被驱逐后，克里希纳·艾耶与EMS·南布迪利帕德（Namboodiripad）一起乘飞机时，艾耶提到了这个话题，并说失去一名优秀的干部对党来说是一个损失。据了解，他告诉艾耶法官说，我可以向管理委员会提出上诉。无论如何，在那次旅行后，克里希纳·艾耶给我打电话说：“同志，我们还不够红。我们将开一个粉红色的派对。”那是克里希纳·艾耶含蓄的幽默。

Q：你写了一本名叫《我对安贝德卡尔之光的看法》。你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安贝德卡尔主义者？或者两者兼是？

A：不管你给我贴上什么标签，我肯定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作为一名律师，你可能只为你遇到的案件辩护。无论你在争论什么，判决不是属于你的事。但如果你是一名法官，你必须撰写一份判决书，你可能会受到你对问题的哲学理解、你在运动中的经历以及你自己的法律知识的指导。《我对安贝德卡尔之光的看法》是我对种姓和宗教的看法汇编。在序言中，我写道，B·R·安贝德卡尔博士的著作和演讲丰富了我对种姓这一棘手问题的理解。在裁决那些案件时，我广泛引用了安贝德卡尔的著作，没有这些著作，我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有正确理解。我还可以补充说，左翼运动未能科学地解决种姓问题，尽管现在有人尝试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印共（马）也有一个全印度论坛来探讨这个问题。选择其中之一不是一个选择。（原文为Choosing one or the other is not a choice）我的马克思主义背景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安贝德卡尔。

Q：在这部电影中，人们的种姓地位被大书特书——但对你自己的背景，这部电影讲得很少。你能向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A：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在四灵性晋阶（varnasrama）安排中，我不属于贱民阶层（avarnas）而是属于savarnas（排得上种姓的人）。（译注：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为savarnas，而贱民阶层则为avarnas）即使在广泛的分类中，我也可能是最后一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归到首陀罗的种姓都是一个性质的。一些人批评这个电影，因为电影主角中的律师是一个无部落者，并称这是倒退。如果你如实地看一看英国司法到印度实行后的情况，你就会发现法院界是由上层种姓主导的，直到现在，你才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社团更多地参与到法律职业的情况。在种姓制度中，每个种姓都面临着歧视。在顶端的种姓可能没有这种问题。但是，一旦一个种姓发现比自己更低级的种姓，他们就会去歧视那些比他们的种姓更低的人。

安贝卡尔德有一句著名的话：“学习、教育和鼓动”，这是为这个被预定种姓的人和默尔瓦西人而写的口号。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个结构的改变，而这需要在不同领域采取行动。

Q：有很多针对这部电影对暴力的刻画的批评。但当我们看到泰米尔纳德邦关于拉贾坎努的判决时，这份判决里有帕瓦蒂关于她和她丈夫所遭受的酷刑的陈述，看起来，现实比电影艺术所呈现的更加触目惊心。

A：电影呈现的镜头经过精心制作和整合，并且要采取适当的处理，因为它要通过审核。但在现实生活中，情况更加糟糕并且难以用言语来描述。作为法官，我处理过有一些案件，这些案件中警察对普通民众的酷刑比电影呈现的更加残酷。

Q：你援引了著名的拉詹案来盘问人身保护令案中的证人。但即使在今天，人身保护令案也没有得到紧急审理。

A：人身保护令是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特权令状管辖权的一个重要组成组分，数千人通过该令得到解脱。尽管在AK·戈帕兰（Gopalan）案（1950）中，法院对宪法所载的基本权利作了狭隘的解释，但之后，该条款成为了对付无辜拘禁的有力武器。克里希纳·艾耶法官在其著名的判决（苏尼尔·巴特拉II）中扩大了人身保护令的范围，甚至将人身保护令提供给那些可以投诉当局虐待和酷刑的囚犯。但也有人试图通过有意无意的限制来削弱这一规定。典型的例子就是查谟和克什米尔（J&K）的囚犯/嫌犯，他们的案件从未得到审理，有些案件由于高级司法机关的漠不关心而徒劳一场。

曾有一段时间，有人建议修改宪法，规定人身保护令的权力甚至可以由地方法院来行使，以便节省投入的时间和费用。

Q：你怎么看待《非法活动预防法》（UAPA）和煽动叛乱法的严刑峻法的广泛使用？

A：印度刑法典（IPC）第124A条规定煽动叛乱为犯罪，这与民主是对立的。它被嵌入刑法系统是为了保护殖民政府，并被自由地用来对付我们为自由而战的战士。有人曾想，在国家独立后这条法条会被废除。就连司法机构也对该条款做出了错误解释。议会应该废除该条款，而不是留下这个条款使得法院管辖范围变得游移不定。

在尝试了《防范恐怖及分裂活动的法案》（TADA）和《预防恐怖主义法》（POTA）赋予警方权力的效果，并在公众压力下废除了这两项法令后，当时由国会领导的政府秘密提出了《非法活动预防法》修正案，目前印度人民党（BJP）政府正在随意地使用《非法活动预防法》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活动家。人民可能会觉得警觉的司法机构可以遏制专横。但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被指控的比马·克雷根（Bhima Koregaon）仍在监狱中苦苦挣扎，法院没有给予任何救济。在这个过程中，在部落中工作过的斯坦·斯瓦米（Stan Swamy）神父也被处死。

Q：今天的印度需要建立怎么样的司法制度？

A：1969年，当作为喀拉拉邦首席部长的EMS·纳布迪里帕德说司法机构不能凌驾于国家经济利益之上，他因蔑视法庭而被喀拉拉邦高等法院起诉并受到惩罚。令人惊讶的是，最高法院认可了这个判决。相似的事情还有，如果有人说“尽心尽力的司法机构”，这个话会被视为一个肮胀的话语。我们需要的是忠于宪法精神和法治精神的审判员。这也许是唯一一个司法机构自行任命的国家。任命的官方制度已经行不通了，并且在很多方面与宪法指明的东西相违背。它需要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