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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着动辄上百个小时的素材量时，纪录片导演如何抉择，几乎在每次映后谈里都会有观众问到。本周五正式公映的《棒！少年》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导演许慧晶在多篇访谈中坦诚，如今的这个版本是今年才最终定型的。年初他因为疫情不得不减少外出，便将精力投入到本片的后期剪辑当中，而剪辑指导廖庆松在此期间剪出的版本获得了各部门的一致认可，才有了如今我们看到的这部《棒！少年》。

为数不少的观众看完后表示，这部纪录片看起来更像剧情片，节奏比较明快。而片中主要人物之一的马虎，是一个表演欲特别强的少年，《棒！少年》的主要叙事精力也放在了他身上，其次是梁正双。面对着这样一个会强烈地回应摄影机介入的拍摄对象，拍摄以及后期剪辑时如何处理他的那些带有明显表演性质的素材，很能体现纪录片创作者是如何理解“真实”的。

从成片来看，许慧晶有意识地顺着马虎在镜头前的“表演”来创作，最经典的莫过于马虎在镜头前即兴说的那段话：“我来自十字路口，走丢了，让爱心棒球基地的人捡到了”。这不禁让人想起8月公映的《城市梦》，陈为军将镜头直直地对准王天成，借用王天成的闹剧式抗拆，在银幕上排了一出“黑色喜剧”。

上个月在金马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纪录长片的Jill Li，也曾谈过她是如何理解纪录片创作中对“真实”的还原：

用比喻的手法来形容的话，我的创作是在调出每个人最接近真实的那个颜色。

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物，他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状况之下，可能都说过同一番话，或者说的内容很类似，尤其是在同一个时间阶段。那我就会将他们在极端情绪下说的话拿走，比如在极度亢奋或者极度恐惧的情况下说的话。我会保留那些最贴近他们原意的那些话。评判的标准基于，和他们相处这么多年后，我对于他们的了解。

当然我的了解也是很局部的，并不是看到他们的全貌。但我还是会尽我所能地去呈现我自己所理解的那个真实。

人的色彩调了出来，再一个一个地加上去，那这幅画就会呈现它本来的那些色彩与结构，呈现出它原来的的面貌。我并不是先想好了我要画一幅怎样的画，然后再让这些人物与情节去服务它。

作为一个记者出身的纪录片创作者，Jill Li的创作理念体现出了非常鲜明的职业背景。她对素材、对人物、对创作的理解，更接近于试图还原事件的真相，并尽可能地让她的个人观点退场。不难想象，强棒天使球队以及马虎在她的镜头下，必定是另外的一番模样。

在映后交流中，许慧晶曾坦诚，马虎作为一个对球队内部既有秩序的冲击者在拍摄的过程中来到球队，让他们的创作一下子找到了方向。从观众在现场的反应来看，大家的确很喜欢这种个性鲜明的主人公。许慧晶的处理方式的确奏效了。

那“表演”以外的“真实”呢？强棒天使球队的学校与训练基地因北京清理群租房而被拆，对于2017年那个冬天有着深刻印象的观众们自然明白其中的脉络何在。而强棒天使球队的每个队员身上都承受着中国城乡发展不均的创伤，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或者孤儿弃儿，这些本身也是一段浓缩的苦难史。但许慧晶只是略略带过，没有在这些地方倾注多少笔墨。

他在接受“导筒”的采访时，是这么回应的：

我不想一直去关注那些问题本身的东西，我想把问题变成背景。等这些小朋友5年或者10年之后，等他们长大成人了，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的时候，当他看到自己的12岁的时候，因为经历了这样挺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觉得自己挺厉害的，能对自己是一个认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不希望多年之后他们在看的时候，他们只是看到了一堆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这是其他人的问题。

近期的话题之作《杀马特我爱你》，其拍摄对象同样是留守儿童或留守儿童的后代。与《棒！少年》不同的是，《杀马特我爱你》选择了直面杀马特亚文化背后的留守儿童议题与劳工议题。李一凡在《杀马特我爱你》当中试图让观众意识到，杀马特并非凭空产生的，这种长期被猎奇的目光凝视的亚文化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形成脉络。

《杀马特我爱你》的这种处理方式，对于强棒天使球队的少年们来说，是合适的吗？

在这点上，我是更赞成许慧晶的处理方式的。正如很多人低估了杀马特对自身困境的认知能力一样，那些想要看许慧晶深挖棒球少年们面临着的结构性困境的观众，恐怕也小瞧了这些孩子。他们从小生活在物质匮乏、亲情缺失的环境之中，即便幸运地来到强棒天使球队，也依然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场地、学校转眼间就可能不复存在。他们到底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里，真的需要介入的摄影机去提醒，需要纪录片创作者去强调，然后再去满足观众的观看欲望吗？

“这些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这是其他人的问题。”

对于这些尚未成年，依然有能力改变命运，依然有未来的少年们来说，记录下他们为自己而打棒球的故事，是更负责任的处理方式。那才是他们最大的“真实”。

衷心祝愿他们武运昌隆，能在球场上打响自己的名字。

作者：水泥，曾任NGOCN文化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