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0-01-22
命题花 • 非典十年祭:原稿摘要4
2013年纪录片《非典十年祭》第四集摘要，3分钟可看完
在当年随后召开的北京SARS总结会上，有人曾经发言说，SARS的胜利在技术手段上没有什么更新的内容，无非是隔离病人、切断传染源。最重要的是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
作为政府行为，超权利的诞生使得一切措施和手段，都得到了强有力的执行。
小汤山医院从一片荒地到全部建成完工，北京六大建筑集团紧急调动了七千多名建设者，奋战了七天七夜，我们理应称赞这些劳动者们巨大的付出。然而其背后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公共卫生机制成熟的时代，这样的事情原本是不用发生的。
石玉玲（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检验科主任）：“当时，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新疾病，那么怎么应对呢？我们想第一时间要摸清楚，去收集一些标本，每天接触大概七八十个病人，然后在短期时间内，我们很快搜集了近三千份标本。”
早在2003年3月，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里迎来了两位广州军区的医学专家，他们和北京的同行所悄悄从事的一项科研工作，在后来建成的小汤山非典医院内发挥了不容小视的作用。
石玉玲（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检验科主任）：“到北京以后我们就立刻投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当时大家都是一心想把这个搞清楚，到底是什么病毒引起的这场疾病。”
整个春天，在北京军科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里，石玉玲和其他科学家们埋头攻关，试图在实验室里分离并培养出活的病毒。
石玉玲：培养这个病毒，在实验室里灭活，再制成一个抗原片，就是全病毒的抗原片，就是好给当时发病的做诊断。因为都是发热，你不知道到底是感染了SARS还是其他的发热，全部混在一起，这样的话不利于治疗。为了快速的诊断，我们当时的工作就是一定要争分夺秒的把这个试剂赶制出来。
当工作迟迟不能有进展时，临床诊断就几乎只能以盲人摸象的方式进行。病人高烧了就准备退烧药，高热不能吃饭则补液，呼吸衰竭上呼吸机，出现并发症状则注射激素。
发生了什么再治疗什么，出现了什么再应对什么。没有人提前预知结果。
刘子军（原地坛医院麻醉科医生）：“比如我要把气管插管插到病人的气管里，那我就要在直视下插。现在咱们那个好多插管是用那个纤维支气管镜，那可以远距离，但那时候好像还没普及这个东西，那就是直视下，必须我的眼睛看到病人的声门，所以跟病人的脸贴的很近。”
作为呼吸道系统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呼吸衰竭是非典病人随时可能出现症状。遇到这种情况必须进行呼吸干预治疗，这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给病人上呼吸机。
通过呼吸机帮助肺泡扩张，促进肺部炎症的吸收，可以大大缓解病人的呼吸衰竭，甚至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然而也恰恰是这种治疗手段最容易让医护人员感染上SARS病毒。
王金静（原地坛医院麻醉科医生）：“气管插管的时候，经过喉咙的刺激可以引起病人咳嗽，他就把他的病毒直接对着这个这个插管和周围的这些这些人，就直接可以传染给人。”
当时在广东有了这样一种说法，插入一个器官，倒下一大片医护人员。
紧急关头，医护人员出于自身职业敏感性发明了一种应急的工具，然而恰恰是这些工具突破常规给医护人员带来的一线生机。
“这个氧气管这里有一个球，一边儿大一边儿小，我吸气的时候一侧关闭另一侧打开，呼气的时候相反。然后我戴一个病人戴一个。病人呼吸的时候病毒排不出去过滤掉了，我呼吸的时候空气里的病毒也进不来。”
这项自救般的民间技术攻关在匆匆做过实验后，立即吸引了北京各大医院的同行。
王金静：“一个大夫，叫刘子军。他当时吃也好睡也好，而且跟病人在一起。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方法，刘子军大夫如果没有感染，他们就觉得你们的方法还可以。”
刘子军和他的同事们最终安然无恙地走出了非典隔离病房。
进入5月之后，从小汤山传来的消息总算是越来越乐观。一批又一批的非典患者治愈之后走出了医院。
与此同时，5月23号，深圳市疾控中心和香港大学在深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宣布溯源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非典冠状病毒，很有可能是来自广东人餐桌上的美味，果子狸。
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在6只果子狸身上发现的病毒和从病人身上分离出来的病毒进行了基因测定，分析显示有99.8%的同源性，这说明野生动物市场很有可能是人类的感染源头。
为了避免小样本调查的可能误差，其他科研机构也开始对各地的果子狸广泛采样。湖北果子狸养殖场发现了类非典冠状病毒，但是中国农业大学陈章良团队也做了取样调查，在他们取到的果子狸标本中没有找到。在江西湖南广西的果子狸养殖场做过调查，也没有找到SARS病毒。
为什么独独存在于广州？它的上一级宿主是什么？科学家仍需要努力。
中央曾给北京军事科学院下达任务，在短时间内赶制出5000人份的诊断试剂，这让石玉玲所在的研究小组感觉压力不小。因为在此时到底SARS是怎样一种病毒，又如何对他进行分离、培养，这所有的一切。都还处于科研探索阶段。
石玉玲：“我们在p3实验室，进行这个烈性传染病病毒的分离和培养，要穿厚厚的那个隔离衣，带防卫套。另外里面是负压，就像进到青藏高原那样的。但是我们进去工作，是不能喝水，不能吃饭，也不能上厕所，连续几个小时都要工作，不能干其他的任何事情。”
科学家们正在全力以赴奋斗时，医学专家们开始试图告诉大家SARS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
他只有近距离能传播，而且只有出现症状以后才能传播。
而且对于任何传染病只要掌握其流行规律，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即是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也可以一定程度的控制其流行。
李林海（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它是一个冠状病毒的一种。实际上冠状病毒在我们这个平时的生活中是很常见的一个扩散病毒，但是它发生了变异。”
黄文杰（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特性和病毒特性都一样，只不过是这个病毒，可能他在人间第一次出现，没有哪个人有抵抗力。尤其是对一些老年人，或者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就很容易有致死性的。”
李林海：“（这个病毒）就像一个荔枝或者龙眼，外面是壳，壳上有很多刺突。里面是核酸和核衣核蛋白。和普通病毒差别不大。”
黄文杰：“病毒在分裂复制的时候，有时候毒性慢慢会减弱。”
北京五月的天气开始变得炎热，小汤山的医护人员穿着三层防护服在简易板房中，闷热难当。院方开始联系建设部和感染管理科的专家，商量如何在病房安装空调。
但病毒就在这时突然无声无息的撤退了。
方渤（非典后遗症患者）：“从非典病房康复以后，我当时心情特别好。我感谢国家和政府，能把我们从那么严重的一个病（救出来）。虽然说我们家死了两个人，但是我们家还有七个人是活出来的。”
武震（非典后遗症患者）：“出来心情特激动啊，觉得接受到的都是各方面的关爱，来自医院的、我们单位的、乡政府的、卫生局的，各个方面的关爱。”
黄文杰：“以很奇怪，2004年就莫名其妙没有了。”
记者：“他莫名其妙会不会再来呢？”
黄文杰：“不知道。”
记者：“这个确实不好说。”
黄文杰：“但是我我觉得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尤其是现在自然环境这么恶劣，森林减少，野生动物栖息地减少，所以它（病毒）可能活动，可能我们以前没有见过这些病原体，有可能会感染人类。
但是我坚信再也不可能像这种SARS那样的情况。”
根据当时的统计数字，非典期间非典病人康复出院的人数，仅北京一地就有2000多人。
这个数字，对于一个有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犹如大海中几滴不起眼的水滴，有谁走在街上会从对方的脸上看出非典二字呢？
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两个字却如同是一种永远的烙印伴随他们一生。
曹宝珍（非典后遗症患者）：“当时有规定，护士给我们输液打针不能超过两分钟，甚至一分钟。比如我这血管特别细，就为了给我输了一个液，扎了我这个胳膊14针，找这血管找不着，中途换了好几个护士。为什么？它超过一分钟两分钟了，人家也怕传染就赶紧换人，护士又紧张。等我出院的时候我这胳膊腿都黑了，天天如此。出院到家里以后，医生开那激素药片，一直都吃着。”
病毒的流行是依靠人类的麻痹和闪电战制造混乱，从而占据上风。最初的治疗是在盲目中摸索进行的，这也造成一些后遗症患者的出现。
黄文杰：“靠对症治疗嘛，就是器官的维护啊，生命的支持啊，防治感染啊。而有些病号先是病毒感染，对这个病毒你没有特效药，它会继发细菌感染，这个时候抗生素还是很有必要的。”
抗生素、激素是当时医生为数不多的武器，在SARS的策源地，广州那里的医学专家们不得不一直使用这种办法。
赵子文（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非典是来的比较突然，全世界都没办法，没人知道是什么东西。”
黄文杰：“我受到的医学教育里面，感染性的疾病，激素不应该是一个主要的药物。它可以对人体的免疫系统有影响，太厉害反而会感染加重。”
赵子文：“病毒反应激素是比较矛盾的。但是在抢救过程中发现用了（激素）以后，改善非常明显。”
黄文杰：“回过头看，这么多年经过SARS、禽流感。觉得激素不是不能用，但是要怎么把这个度把握好。”
激素的使用是后来导致大量SARS治愈者产生后遗症的重要原因，然而对于当时的医生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是拯救你的生命还是拯救你的器官。
曾有医生坦言激素的剂量是一个需要勇气、想象力，乃至突破常规的胆量才能确定的事情。
黄文杰：“有些病号都是身强力壮的人，身体越好反应越大，病情越重。可能有些自身免疫炎症在，所以适当一些激素的话是有帮助的，但是太大太长可能就会有问题。
但是谁都没有经验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用很多激素会骨头坏死，或者继发严重的真菌感染，没法控制。”
2003年5月9日。北京市政府宣布，医务人员的感染比例已经呈明显下降趋势，平均每天感染人数下降到个位。
5月17日北京小汤山医院第一批患者出院。
5月19日北京市政府再次发布通报，每天新增非典确诊病例，首次降至个位数，北京迎来了非典患者出院的高峰期。
2003年6月20日18位最后一批非典患者从小汤山康复出院。
小汤山非典医院在高速运转51天之后，完成了它的使命。
这51天中，680名收治的患者，672人康复出院，8人不幸死亡。
可喜的是，参与治疗与护理的1383名医护人员没有一人被感染。
检测病毒的试剂盒也在6月问世，但这时已经不再有新的非典病人了。
6月23日清晨，小汤山医院首批900名医疗队员从北京撤离。一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宣布，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
多年之后，我们以相对平和的心态来观察SARS，它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源自动物的一种特殊病原，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传到了人群中来。
它季节性很强，依存周围的环境也比较明显，在乍暖还寒的春季比较活跃。他来历很诡异，一旦现行之后呢，又比较明确，不存在隐形感染者，他的传染期是在出现症状以后，也就是说在发烧之前是不具备传染性的。它的生存周期大概是14天，在这14天里它会不断的复制，依靠人体为介质维持它在人间的杀戮链条，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毒性可能会逐渐递减，甚至有的病人是不治自愈的。
综合以上这些病毒的细节认知好像SARS病毒也并不那么可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对他的所有已知几乎都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以上文稿取自纪录片《非典十年祭·第四集：SARS之谜》，2013年播出于《凤凰大视野》。
感谢罗森店员小林对本集的整理。
为节省篇幅、适宜阅读，进行了一定的删减整合。接下来我和我的朋友会整理并推送剩余1集，也欢迎大家自行观看，资源可在哔哩哔哩上找到。
在当年随后召开的北京SARS总结会上，有人曾经发言说，SARS的胜利在技术手段上没有什么更新的内容，无非是隔离病人、切断传染源。最重要的是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
作为政府行为，超权利的诞生使得一切措施和手段，都得到了强有力的执行。
小汤山医院从一片荒地到全部建成完工，北京六大建筑集团紧急调动了七千多名建设者，奋战了七天七夜，我们理应称赞这些劳动者们巨大的付出。然而其背后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公共卫生机制成熟的时代，这样的事情原本是不用发生的。
石玉玲（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检验科主任）：“当时，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新疾病，那么怎么应对呢？我们想第一时间要摸清楚，去收集一些标本，每天接触大概七八十个病人，然后在短期时间内，我们很快搜集了近三千份标本。”
早在2003年3月，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里迎来了两位广州军区的医学专家，他们和北京的同行所悄悄从事的一项科研工作，在后来建成的小汤山非典医院内发挥了不容小视的作用。
石玉玲（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检验科主任）：“到北京以后我们就立刻投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当时大家都是一心想把这个搞清楚，到底是什么病毒引起的这场疾病。”
整个春天，在北京军科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里，石玉玲和其他科学家们埋头攻关，试图在实验室里分离并培养出活的病毒。
石玉玲：培养这个病毒，在实验室里灭活，再制成一个抗原片，就是全病毒的抗原片，就是好给当时发病的做诊断。因为都是发热，你不知道到底是感染了SARS还是其他的发热，全部混在一起，这样的话不利于治疗。为了快速的诊断，我们当时的工作就是一定要争分夺秒的把这个试剂赶制出来。
当工作迟迟不能有进展时，临床诊断就几乎只能以盲人摸象的方式进行。病人高烧了就准备退烧药，高热不能吃饭则补液，呼吸衰竭上呼吸机，出现并发症状则注射激素。
发生了什么再治疗什么，出现了什么再应对什么。没有人提前预知结果。
刘子军（原地坛医院麻醉科医生）：“比如我要把气管插管插到病人的气管里，那我就要在直视下插。现在咱们那个好多插管是用那个纤维支气管镜，那可以远距离，但那时候好像还没普及这个东西，那就是直视下，必须我的眼睛看到病人的声门，所以跟病人的脸贴的很近。”
作为呼吸道系统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呼吸衰竭是非典病人随时可能出现症状。遇到这种情况必须进行呼吸干预治疗，这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给病人上呼吸机。
通过呼吸机帮助肺泡扩张，促进肺部炎症的吸收，可以大大缓解病人的呼吸衰竭，甚至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然而也恰恰是这种治疗手段最容易让医护人员感染上SARS病毒。
王金静（原地坛医院麻醉科医生）：“气管插管的时候，经过喉咙的刺激可以引起病人咳嗽，他就把他的病毒直接对着这个这个插管和周围的这些这些人，就直接可以传染给人。”
当时在广东有了这样一种说法，插入一个器官，倒下一大片医护人员。
紧急关头，医护人员出于自身职业敏感性发明了一种应急的工具，然而恰恰是这些工具突破常规给医护人员带来的一线生机。
“这个氧气管这里有一个球，一边儿大一边儿小，我吸气的时候一侧关闭另一侧打开，呼气的时候相反。然后我戴一个病人戴一个。病人呼吸的时候病毒排不出去过滤掉了，我呼吸的时候空气里的病毒也进不来。”
这项自救般的民间技术攻关在匆匆做过实验后，立即吸引了北京各大医院的同行。
王金静：“一个大夫，叫刘子军。他当时吃也好睡也好，而且跟病人在一起。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方法，刘子军大夫如果没有感染，他们就觉得你们的方法还可以。”
刘子军和他的同事们最终安然无恙地走出了非典隔离病房。
进入5月之后，从小汤山传来的消息总算是越来越乐观。一批又一批的非典患者治愈之后走出了医院。
与此同时，5月23号，深圳市疾控中心和香港大学在深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宣布溯源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非典冠状病毒，很有可能是来自广东人餐桌上的美味，果子狸。
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在6只果子狸身上发现的病毒和从病人身上分离出来的病毒进行了基因测定，分析显示有99.8%的同源性，这说明野生动物市场很有可能是人类的感染源头。
为了避免小样本调查的可能误差，其他科研机构也开始对各地的果子狸广泛采样。湖北果子狸养殖场发现了类非典冠状病毒，但是中国农业大学陈章良团队也做了取样调查，在他们取到的果子狸标本中没有找到。在江西湖南广西的果子狸养殖场做过调查，也没有找到SARS病毒。
为什么独独存在于广州？它的上一级宿主是什么？科学家仍需要努力。
中央曾给北京军事科学院下达任务，在短时间内赶制出5000人份的诊断试剂，这让石玉玲所在的研究小组感觉压力不小。因为在此时到底SARS是怎样一种病毒，又如何对他进行分离、培养，这所有的一切。都还处于科研探索阶段。
石玉玲：“我们在p3实验室，进行这个烈性传染病病毒的分离和培养，要穿厚厚的那个隔离衣，带防卫套。另外里面是负压，就像进到青藏高原那样的。但是我们进去工作，是不能喝水，不能吃饭，也不能上厕所，连续几个小时都要工作，不能干其他的任何事情。”
科学家们正在全力以赴奋斗时，医学专家们开始试图告诉大家SARS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
他只有近距离能传播，而且只有出现症状以后才能传播。
而且对于任何传染病只要掌握其流行规律，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即是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也可以一定程度的控制其流行。
李林海（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它是一个冠状病毒的一种。实际上冠状病毒在我们这个平时的生活中是很常见的一个扩散病毒，但是它发生了变异。”
黄文杰（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特性和病毒特性都一样，只不过是这个病毒，可能他在人间第一次出现，没有哪个人有抵抗力。尤其是对一些老年人，或者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就很容易有致死性的。”
李林海：“（这个病毒）就像一个荔枝或者龙眼，外面是壳，壳上有很多刺突。里面是核酸和核衣核蛋白。和普通病毒差别不大。”
黄文杰：“病毒在分裂复制的时候，有时候毒性慢慢会减弱。”
北京五月的天气开始变得炎热，小汤山的医护人员穿着三层防护服在简易板房中，闷热难当。院方开始联系建设部和感染管理科的专家，商量如何在病房安装空调。
但病毒就在这时突然无声无息的撤退了。
方渤（非典后遗症患者）：“从非典病房康复以后，我当时心情特别好。我感谢国家和政府，能把我们从那么严重的一个病（救出来）。虽然说我们家死了两个人，但是我们家还有七个人是活出来的。”
武震（非典后遗症患者）：“出来心情特激动啊，觉得接受到的都是各方面的关爱，来自医院的、我们单位的、乡政府的、卫生局的，各个方面的关爱。”
黄文杰：“以很奇怪，2004年就莫名其妙没有了。”
记者：“他莫名其妙会不会再来呢？”
黄文杰：“不知道。”
记者：“这个确实不好说。”
黄文杰：“但是我我觉得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尤其是现在自然环境这么恶劣，森林减少，野生动物栖息地减少，所以它（病毒）可能活动，可能我们以前没有见过这些病原体，有可能会感染人类。
但是我坚信再也不可能像这种SARS那样的情况。”
根据当时的统计数字，非典期间非典病人康复出院的人数，仅北京一地就有2000多人。
这个数字，对于一个有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犹如大海中几滴不起眼的水滴，有谁走在街上会从对方的脸上看出非典二字呢？
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两个字却如同是一种永远的烙印伴随他们一生。
曹宝珍（非典后遗症患者）：“当时有规定，护士给我们输液打针不能超过两分钟，甚至一分钟。比如我这血管特别细，就为了给我输了一个液，扎了我这个胳膊14针，找这血管找不着，中途换了好几个护士。为什么？它超过一分钟两分钟了，人家也怕传染就赶紧换人，护士又紧张。等我出院的时候我这胳膊腿都黑了，天天如此。出院到家里以后，医生开那激素药片，一直都吃着。”
病毒的流行是依靠人类的麻痹和闪电战制造混乱，从而占据上风。最初的治疗是在盲目中摸索进行的，这也造成一些后遗症患者的出现。
黄文杰：“靠对症治疗嘛，就是器官的维护啊，生命的支持啊，防治感染啊。而有些病号先是病毒感染，对这个病毒你没有特效药，它会继发细菌感染，这个时候抗生素还是很有必要的。”
抗生素、激素是当时医生为数不多的武器，在SARS的策源地，广州那里的医学专家们不得不一直使用这种办法。
赵子文（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非典是来的比较突然，全世界都没办法，没人知道是什么东西。”
黄文杰：“我受到的医学教育里面，感染性的疾病，激素不应该是一个主要的药物。它可以对人体的免疫系统有影响，太厉害反而会感染加重。”
赵子文：“病毒反应激素是比较矛盾的。但是在抢救过程中发现用了（激素）以后，改善非常明显。”
黄文杰：“回过头看，这么多年经过SARS、禽流感。觉得激素不是不能用，但是要怎么把这个度把握好。”
激素的使用是后来导致大量SARS治愈者产生后遗症的重要原因，然而对于当时的医生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是拯救你的生命还是拯救你的器官。
曾有医生坦言激素的剂量是一个需要勇气、想象力，乃至突破常规的胆量才能确定的事情。
黄文杰：“有些病号都是身强力壮的人，身体越好反应越大，病情越重。可能有些自身免疫炎症在，所以适当一些激素的话是有帮助的，但是太大太长可能就会有问题。
但是谁都没有经验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用很多激素会骨头坏死，或者继发严重的真菌感染，没法控制。”
2003年5月9日。北京市政府宣布，医务人员的感染比例已经呈明显下降趋势，平均每天感染人数下降到个位。
5月17日北京小汤山医院第一批患者出院。
5月19日北京市政府再次发布通报，每天新增非典确诊病例，首次降至个位数，北京迎来了非典患者出院的高峰期。
2003年6月20日18位最后一批非典患者从小汤山康复出院。
小汤山非典医院在高速运转51天之后，完成了它的使命。
这51天中，680名收治的患者，672人康复出院，8人不幸死亡。
可喜的是，参与治疗与护理的1383名医护人员没有一人被感染。
检测病毒的试剂盒也在6月问世，但这时已经不再有新的非典病人了。
6月23日清晨，小汤山医院首批900名医疗队员从北京撤离。一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宣布，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
多年之后，我们以相对平和的心态来观察SARS，它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源自动物的一种特殊病原，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传到了人群中来。
它季节性很强，依存周围的环境也比较明显，在乍暖还寒的春季比较活跃。他来历很诡异，一旦现行之后呢，又比较明确，不存在隐形感染者，他的传染期是在出现症状以后，也就是说在发烧之前是不具备传染性的。它的生存周期大概是14天，在这14天里它会不断的复制，依靠人体为介质维持它在人间的杀戮链条，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毒性可能会逐渐递减，甚至有的病人是不治自愈的。
综合以上这些病毒的细节认知好像SARS病毒也并不那么可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对他的所有已知几乎都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以上文稿取自纪录片《非典十年祭·第四集：SARS之谜》，2013年播出于《凤凰大视野》。
感谢罗森店员小林对本集的整理。
为节省篇幅、适宜阅读，进行了一定的删减整合。接下来我和我的朋友会整理并推送剩余1集，也欢迎大家自行观看，资源可在哔哩哔哩上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