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0-01-21
命题花 • 非典十年祭:原稿摘要3
2013年纪录片《非典十年祭》第三集摘要，3分钟可看完
大家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从某种⻆度上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和各种传染病毒相牛相伴的历史：伤寒、天花、麻疹、鼠疫、黑死病、疟疾等等等等。
有统计说，从古至今的自然灾难或战争，都没有病毒对我们人类的伤害更大。
在中国古代，每当瘟疫盛行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期待会有神医出现。2003年的春天当非典在北京肆虐的时候，人们也期待着神医的到来，期待临床大夫们会有杰出的表现。
然而随着医护人员本身的大面积倒下，这种希望变得渺茫。越来越多的临床大夫被感染，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成为了传染源，仅北大人民医院一家医院在非典初期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就多达93人，救人者反而需要被救，这样的情形让人们感到无比恐惧。
矛硕（《中国经济报》摄影记者）：“互相邻里之间都问，单位发药了吗？中草药吗？因为当时中草药很紧张，特别是在老城区里的四合院里头，大家邻里之间往来非常密切，都互相问单位发药了吗？没有要的到我家去拿。
不管这个药管用不管用，能体现出大家那当时那个心态，非常紧张的同时也互相帮助，甚至有人把药煮好了问那么大哥您那有药没药，您喝点这个得了，都是这样。”
一日一报的非典疫情纠结着北京人的信心。每天不断上升的数据，也令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恐惧感。科学是严谨的，他不会根据人的意志而转移，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如何攻克非典，便成了一道看上去没有答案的难题，或者到处都是正确答案。
盧北峰（《中国经济报》摄影记者）：“我当时就看到街道打了一个横幅，就是用毛笔写出一个大字报，表示与本街道无关的人不允许你进入。胡同口有一个大妈带着红袖箍和坐在那个凳子上，我就我就把相机举起来了，刚一去了大妈可能一看我要拍照，他立马站起来了，就往旁边走，一路走的那个眼神还就一直很戒备，充满敌意的看着我”。
这种景象在当时的北京城比比皆是。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社区，各自拉着警戒线，人与人之间的眼神不由带着堤防。而出京的道路更是异常艰难。
盧北峰：“村口一般都设有路障，有条件的贴的黑板，而且都署名村委会。就是谢绝外村的人再来串门。即便是农村之间，这些来往也都中断了，甭说城市的人再来村子里了。（话外音：“专人把守吗？”）专人把守！带着红箍，很严肃的！”
盧北峰：“（读一个告示）‘非本村车辆一律不准进入。（奉上级指示），望理解配合。’
（照片：一个人半举着个牌上，说：预防非典，匹夫有责。非本村人员禁止进村。谢谢合作。）
一夜之间，北京人成了全世界最不受欢迎的人。
何建明（报告文学作家）：“廊坊老百姓为了不让北京的车出去，那公路上挖的坑有二三十米宽，十几米深，汽车跟本就进不去。北京郊区有一个生产大队，把大队旁边全部围起来，两米高，谁都攀不上去。晚上的还有民兵巡逻，看看有没有人跳到他们那个地方去。”
（照片：一张告示，说：“敬告 各位亲朋好友过往行人：为了你和他人健康，有事情远离大门招呼，请你合作。外出务工回乡人员戶家属请你自重，拒绝你入我家大门。抗击非典，人人平安。”）
无论你走到哪里，似乎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84消毒水的味道。尽管三块钱一瓶的消毒液已经涨到了一五。
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不想进来，北京成了一座彻彻底底的围城。在那座城市里当时最流行的元素是口罩。
何建明：“我让我单位的司机给我送口罩的时候，他就是远远地放在车顶上，他自己跑了上百米远，然后我再去拿去了。
一百米以内的一个人要咳嗽感冒的话，好像整个天空都是非典笼罩着。”
受采访者丙：“你不了解的时候，会觉得任何东西都被扩大了：恐惧感、安全感，都被扩大了。慢慢地就让自己变的很恐惧。”
2003年4月22号。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一会议室召开了北京防治非典工作联席会议。
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医院已经不够用了，可以专虑征用疗养院。比如条件比较好的小汤上疗养院。
这是小汤山疗养院这几个字，第一次进入大多数人的视野。
在实地勘察之后，专家们一致认为，小汤山是一块建设新医院的好地方：它离最近的居民点500米；虽然疗养院本身只有200张床位，可是旁边有一大片预留的发展用地，而且四周环境空旷，便于机械化的施工；另外，京密引水渠在小汤出疗养院北面4公里处，污水可以经过专门处理，不会影响到北京市的水源。
22号当天下午，国务院对北京市的请示做出了明确批复：
国家紧急征用昌平区小汤出附近土地40.3公顷用于建设非典定点医院。
第二天，也就是4月23号，建院85年的北大人民医院，因非典疫情过于惨重，历史上第一次关门停诊。
至此，北京抗击非典的焦点，全面转移到了小汤山。
小汤山位于北京正北的昌平区，以温泉古镇闻名天下。自2003年以后，以非典受世人瞩目。
郑浩（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小汤山当时还是一块什么建筑都没有的地，（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刚刚开始兴建。千军万马，运砖的、平整土地的、拉电线的，也有军务人员。工地上是非常紧张。”
王春雨（原北京建工六集团生产部经理）：“过程当中，有些工人真的是累得不得，困得不得，倚着门框就睡着了。”
郝建军（原北京建工六建筑集团总经理助理）“我从23号中午到那里，一直到30号，没闭过一下眼。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都是把腿搂开了，露着腿肚子，搁在那水泥地上。只要不搁在那我就睁不开眼，睡着了就。”
从4月23号到4月30号，在小汤山医院的建筑工地上，六大建筑集团，七千多建设者。奋战了整整七天七夜。和他们并肩作战的，还有小汤山镇派来的上百名保洁工。
他们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在七天七夜里，为了保证工地的卫生，避免二次污染，他们一共清运了建筑垃圾四百多吨，用掉了两万多个垃圾袋。
郑浩：“在施工的后期，大概是在4月28号，下了一场大雨。当时施工人员并没有充分的准备好雨具各方面。在下雨的同时还需要继续施工，因此我们现场所有的管理人员和工人都被雨淋的全身湿透了。”
郝建军：“我觉得有了这个氛围了。我们当时铺外面那个地面的时候，大家认为可能得一天，结果一晚上就铺完了。那就是人全上，干部都上。过去说民工干，现在没有民工了，没有工人干部了，大家都一样。”
就在小汤山施工工地白天黑夜人声鼎沸机器轰鸣的时候，一封封特急电报已经悄悄的转到了全国各大军区。
报道要求，各大军区抽调医护人员，做好立即奔赴小汤山非典医院的准备。
关于人员的选拔标准，除了专业要求之外，报道里只有四个字：精兵强将。
李艳春（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护士长）“突然说要去小汤山，当时我心里还是紧张了一下。因为我儿子当年刚好初三毕业，还要考高中。我当时一个想法是什么，万一我去回不来怎么办？”
2003年4月底，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科护士长李艳春和一千三百多名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大军区的114所医院分三批陆续进驻刚刚建好的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
七天七夜枪建出来的小汤山非典医院，占地面积60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可容纳1000张床位。是当时全球最大的传染病防治医院。
可毕竟建设时间只有七天。病房设计和内部结构离现实需要还有很大差距。
个别病房窗户还没用装，病床缺的很多。有的病区门甚至还锁不上，下水道堵塞。
尤其让人担心的是，隔离病房的密封性不够，容易造成医护人员感染，可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在连夜召开的小汤山非典医院第一次会议上，被紧急任命为小汤山非典医院院长的张雁灵面对这支临时组件的特殊队伍，如此说道：
“我们的出路只有三条，第一条是没有完成任务，带着耻辱走出去；第二条是发生大规模感染，大家都死在小汤山；最后一条是病人有效救治，医护人员零感染。”
最后他说：“我们走第三条路！”
在北京抗击非典最艰难的时候，北大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曾经回忆说：
当时场面极其惨烈，急诊室地上都躺满了人。病人挤到院子里，提着瓶子打点滴，后院的家属区也全是病人。
时任北大医院院长的章友康，曾经回忆说：“那时候我们病人去世了都出不去，因为怕感染，八宝山殡仪馆的车都不来。
我们每天给相关部门打电话跟他们说，这要是传给其他人怎么办？后来他们才想办法帮我们把尸体拉走。”
病人没有去处，没有资源，这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北大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大面积的感染，丧失了救治能力，最终医院关闭，这是在非典抗击前期留给我们的最为惨痛的印象。
直到5月一号小汤山医院建成。抗击非典的步骤才由此迈入正轨。
2003年4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的非典病例以激增至2705人，其中确诊病例1347人，疑似病例1358人，66人因患非典身亡。
一天之后4月30日上午十时，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领导面对记者们和镜头外无数双关注的眼睛，首次对外公布了小汤山医院的名字。
2003年5月1日23时，680名各大医院的非典患者陆陆续续的转移到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转移过程秘密而谨慎。
郑浩：“警车开道，四面八方的警车开始集中。当时我们也很紧张很紧张。然后就开始拍了。
病人是从医院的里面病房一个挨一个的躺在推车上推出来的。而且运的速度特别快。车一到门口，病床就来了，就把病人弄下来，塞到车里面就走；下一个马上又到位，再下一个，中间没有停。
我印象中有一个老大娘，她特别紧张。她讲的是河南话，我听得不太清楚。因为当时都是捂得很严实。”
（当时影像：）
记者：“那您准备走了吗请问？”
大娘：“又上小汤山了，又挪动了？”
记者：“没问题的”
大娘：“俺病又厉害了？”
记者：“不会！住这几天了？”
大娘：“十天。”
记者：“感觉怎么样？”
大娘：“感觉挺好。”
记者：“好啊，那这是好现象。”
大娘：“好现象还上小汤山干啥？”
记者：“那边是轻病的，你放心吧！”
大娘：“是吗？急煞了。”
郑浩：“还有一些比较清醒的，不是很严重的病人。他们已经在车上了，还在问我，你们是哪的呀？我说我们是凤凰卫视的。他问我们去哪啊，我说我也不是很清楚，你就跟着护士走，放心吧没有什么事情的。”
（当时影像：）
记者：“自己病情怎么样感觉？”
病人：“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记者：“好嘞，早日康复！”
病人：“谢谢啊。”
李艳春：“如果到病区里面就要再加隔离衣，（一共）三层。所有护士排到里面上班，就不能轻易出来，出来很不方便。到里面去加一个隔离衣，加个猪嘴口罩，再带个防护眼镜，到病区去工作。”
5月的北京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0度，非典病房里呼叫器此起彼伏，医护人员不得不在臃肿憋闷的3层防护服务中日夜工作。
封闭病房里的非典患者长期深陷在孤独、焦躁、恐惧之中，有的甚至出现自杀倾向，李艳春和他的同事们在日常工作之外，还要针对病人进行心理疏导。
李艳春：“有空的话，就多去问候他：‘你吃饭啊，吃的怎么样啊？’我们都是送饭到床头的，有时候送到窗口，每个病房都有一个窗的。
医护：“这个是专门为这些传染病人设计。分开放在这里，然后由里面的病人来拿，通过这样一个两层的设计，就可以减少传染的机会。”
李艳春：“我们会针对状况跟他们（病人）多聊聊，起码先让他消除那种好像受歧视的感觉，因为没有亲人探视，东西都是我们传过来的。
其实小唐山医院的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封闭。
在我们长达数月的前期拍摄当中，我们听到了许许多多关于非典的故事，其中一位医生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两天前他和自己的同事去诊断一个非典病人，两天之后他的同事就躺在了病床上等待他的诊断，而随后不久，他自己也出现了发烧的症状。
虽然多年以后讲来已经平静，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体会到当事人面对这一幕的时候那种惊恐的心情。
SARS最初的武器就是两个，一个是陌生，一个是速度，我们对他无从了解，导致了我们在针对他的防御上漏洞百出。
然而自从2003年4月20号之后，当SARS疫情改为每天一报全面公开的时候，媒体的介入超权力的出现，使得我们在和这个陌生敌人对抗当中一步一步占得了先机。
以上文稿取自纪录片《非典十年祭·第三集：回望小汤山》，2013年播出于《凤凰大视野》。
感谢杀山川气涌摇、罗森店员小林、粪坑小姐对本集的整理。
为节省篇幅、适宜阅读，进行了一定的删减整合。接下来的两天内，我和我的朋友会整理并推送剩余2集，也欢迎大家自行观看，资源可在哔哩哔哩上找到。
大家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从某种⻆度上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和各种传染病毒相牛相伴的历史：伤寒、天花、麻疹、鼠疫、黑死病、疟疾等等等等。
有统计说，从古至今的自然灾难或战争，都没有病毒对我们人类的伤害更大。
在中国古代，每当瘟疫盛行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期待会有神医出现。2003年的春天当非典在北京肆虐的时候，人们也期待着神医的到来，期待临床大夫们会有杰出的表现。
然而随着医护人员本身的大面积倒下，这种希望变得渺茫。越来越多的临床大夫被感染，越来越多的医护人员成为了传染源，仅北大人民医院一家医院在非典初期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就多达93人，救人者反而需要被救，这样的情形让人们感到无比恐惧。
矛硕（《中国经济报》摄影记者）：“互相邻里之间都问，单位发药了吗？中草药吗？因为当时中草药很紧张，特别是在老城区里的四合院里头，大家邻里之间往来非常密切，都互相问单位发药了吗？没有要的到我家去拿。
不管这个药管用不管用，能体现出大家那当时那个心态，非常紧张的同时也互相帮助，甚至有人把药煮好了问那么大哥您那有药没药，您喝点这个得了，都是这样。”
一日一报的非典疫情纠结着北京人的信心。每天不断上升的数据，也令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恐惧感。科学是严谨的，他不会根据人的意志而转移，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如何攻克非典，便成了一道看上去没有答案的难题，或者到处都是正确答案。
盧北峰（《中国经济报》摄影记者）：“我当时就看到街道打了一个横幅，就是用毛笔写出一个大字报，表示与本街道无关的人不允许你进入。胡同口有一个大妈带着红袖箍和坐在那个凳子上，我就我就把相机举起来了，刚一去了大妈可能一看我要拍照，他立马站起来了，就往旁边走，一路走的那个眼神还就一直很戒备，充满敌意的看着我”。
这种景象在当时的北京城比比皆是。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社区，各自拉着警戒线，人与人之间的眼神不由带着堤防。而出京的道路更是异常艰难。
盧北峰：“村口一般都设有路障，有条件的贴的黑板，而且都署名村委会。就是谢绝外村的人再来串门。即便是农村之间，这些来往也都中断了，甭说城市的人再来村子里了。（话外音：“专人把守吗？”）专人把守！带着红箍，很严肃的！”
盧北峰：“（读一个告示）‘非本村车辆一律不准进入。（奉上级指示），望理解配合。’
（照片：一个人半举着个牌上，说：预防非典，匹夫有责。非本村人员禁止进村。谢谢合作。）
一夜之间，北京人成了全世界最不受欢迎的人。
何建明（报告文学作家）：“廊坊老百姓为了不让北京的车出去，那公路上挖的坑有二三十米宽，十几米深，汽车跟本就进不去。北京郊区有一个生产大队，把大队旁边全部围起来，两米高，谁都攀不上去。晚上的还有民兵巡逻，看看有没有人跳到他们那个地方去。”
（照片：一张告示，说：“敬告 各位亲朋好友过往行人：为了你和他人健康，有事情远离大门招呼，请你合作。外出务工回乡人员戶家属请你自重，拒绝你入我家大门。抗击非典，人人平安。”）
无论你走到哪里，似乎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84消毒水的味道。尽管三块钱一瓶的消毒液已经涨到了一五。
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不想进来，北京成了一座彻彻底底的围城。在那座城市里当时最流行的元素是口罩。
何建明：“我让我单位的司机给我送口罩的时候，他就是远远地放在车顶上，他自己跑了上百米远，然后我再去拿去了。
一百米以内的一个人要咳嗽感冒的话，好像整个天空都是非典笼罩着。”
受采访者丙：“你不了解的时候，会觉得任何东西都被扩大了：恐惧感、安全感，都被扩大了。慢慢地就让自己变的很恐惧。”
2003年4月22号。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一会议室召开了北京防治非典工作联席会议。
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医院已经不够用了，可以专虑征用疗养院。比如条件比较好的小汤上疗养院。
这是小汤山疗养院这几个字，第一次进入大多数人的视野。
在实地勘察之后，专家们一致认为，小汤山是一块建设新医院的好地方：它离最近的居民点500米；虽然疗养院本身只有200张床位，可是旁边有一大片预留的发展用地，而且四周环境空旷，便于机械化的施工；另外，京密引水渠在小汤出疗养院北面4公里处，污水可以经过专门处理，不会影响到北京市的水源。
22号当天下午，国务院对北京市的请示做出了明确批复：
国家紧急征用昌平区小汤出附近土地40.3公顷用于建设非典定点医院。
第二天，也就是4月23号，建院85年的北大人民医院，因非典疫情过于惨重，历史上第一次关门停诊。
至此，北京抗击非典的焦点，全面转移到了小汤山。
小汤山位于北京正北的昌平区，以温泉古镇闻名天下。自2003年以后，以非典受世人瞩目。
郑浩（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小汤山当时还是一块什么建筑都没有的地，（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刚刚开始兴建。千军万马，运砖的、平整土地的、拉电线的，也有军务人员。工地上是非常紧张。”
王春雨（原北京建工六集团生产部经理）：“过程当中，有些工人真的是累得不得，困得不得，倚着门框就睡着了。”
郝建军（原北京建工六建筑集团总经理助理）“我从23号中午到那里，一直到30号，没闭过一下眼。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都是把腿搂开了，露着腿肚子，搁在那水泥地上。只要不搁在那我就睁不开眼，睡着了就。”
从4月23号到4月30号，在小汤山医院的建筑工地上，六大建筑集团，七千多建设者。奋战了整整七天七夜。和他们并肩作战的，还有小汤山镇派来的上百名保洁工。
他们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在七天七夜里，为了保证工地的卫生，避免二次污染，他们一共清运了建筑垃圾四百多吨，用掉了两万多个垃圾袋。
郑浩：“在施工的后期，大概是在4月28号，下了一场大雨。当时施工人员并没有充分的准备好雨具各方面。在下雨的同时还需要继续施工，因此我们现场所有的管理人员和工人都被雨淋的全身湿透了。”
郝建军：“我觉得有了这个氛围了。我们当时铺外面那个地面的时候，大家认为可能得一天，结果一晚上就铺完了。那就是人全上，干部都上。过去说民工干，现在没有民工了，没有工人干部了，大家都一样。”
就在小汤山施工工地白天黑夜人声鼎沸机器轰鸣的时候，一封封特急电报已经悄悄的转到了全国各大军区。
报道要求，各大军区抽调医护人员，做好立即奔赴小汤山非典医院的准备。
关于人员的选拔标准，除了专业要求之外，报道里只有四个字：精兵强将。
李艳春（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护士长）“突然说要去小汤山，当时我心里还是紧张了一下。因为我儿子当年刚好初三毕业，还要考高中。我当时一个想法是什么，万一我去回不来怎么办？”
2003年4月底，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科护士长李艳春和一千三百多名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大军区的114所医院分三批陆续进驻刚刚建好的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
七天七夜枪建出来的小汤山非典医院，占地面积60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可容纳1000张床位。是当时全球最大的传染病防治医院。
可毕竟建设时间只有七天。病房设计和内部结构离现实需要还有很大差距。
个别病房窗户还没用装，病床缺的很多。有的病区门甚至还锁不上，下水道堵塞。
尤其让人担心的是，隔离病房的密封性不够，容易造成医护人员感染，可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在连夜召开的小汤山非典医院第一次会议上，被紧急任命为小汤山非典医院院长的张雁灵面对这支临时组件的特殊队伍，如此说道：
“我们的出路只有三条，第一条是没有完成任务，带着耻辱走出去；第二条是发生大规模感染，大家都死在小汤山；最后一条是病人有效救治，医护人员零感染。”
最后他说：“我们走第三条路！”
在北京抗击非典最艰难的时候，北大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曾经回忆说：
当时场面极其惨烈，急诊室地上都躺满了人。病人挤到院子里，提着瓶子打点滴，后院的家属区也全是病人。
时任北大医院院长的章友康，曾经回忆说：“那时候我们病人去世了都出不去，因为怕感染，八宝山殡仪馆的车都不来。
我们每天给相关部门打电话跟他们说，这要是传给其他人怎么办？后来他们才想办法帮我们把尸体拉走。”
病人没有去处，没有资源，这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北大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大面积的感染，丧失了救治能力，最终医院关闭，这是在非典抗击前期留给我们的最为惨痛的印象。
直到5月一号小汤山医院建成。抗击非典的步骤才由此迈入正轨。
2003年4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的非典病例以激增至2705人，其中确诊病例1347人，疑似病例1358人，66人因患非典身亡。
一天之后4月30日上午十时，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领导面对记者们和镜头外无数双关注的眼睛，首次对外公布了小汤山医院的名字。
2003年5月1日23时，680名各大医院的非典患者陆陆续续的转移到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转移过程秘密而谨慎。
郑浩：“警车开道，四面八方的警车开始集中。当时我们也很紧张很紧张。然后就开始拍了。
病人是从医院的里面病房一个挨一个的躺在推车上推出来的。而且运的速度特别快。车一到门口，病床就来了，就把病人弄下来，塞到车里面就走；下一个马上又到位，再下一个，中间没有停。
我印象中有一个老大娘，她特别紧张。她讲的是河南话，我听得不太清楚。因为当时都是捂得很严实。”
（当时影像：）
记者：“那您准备走了吗请问？”
大娘：“又上小汤山了，又挪动了？”
记者：“没问题的”
大娘：“俺病又厉害了？”
记者：“不会！住这几天了？”
大娘：“十天。”
记者：“感觉怎么样？”
大娘：“感觉挺好。”
记者：“好啊，那这是好现象。”
大娘：“好现象还上小汤山干啥？”
记者：“那边是轻病的，你放心吧！”
大娘：“是吗？急煞了。”
郑浩：“还有一些比较清醒的，不是很严重的病人。他们已经在车上了，还在问我，你们是哪的呀？我说我们是凤凰卫视的。他问我们去哪啊，我说我也不是很清楚，你就跟着护士走，放心吧没有什么事情的。”
（当时影像：）
记者：“自己病情怎么样感觉？”
病人：“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记者：“好嘞，早日康复！”
病人：“谢谢啊。”
李艳春：“如果到病区里面就要再加隔离衣，（一共）三层。所有护士排到里面上班，就不能轻易出来，出来很不方便。到里面去加一个隔离衣，加个猪嘴口罩，再带个防护眼镜，到病区去工作。”
5月的北京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0度，非典病房里呼叫器此起彼伏，医护人员不得不在臃肿憋闷的3层防护服务中日夜工作。
封闭病房里的非典患者长期深陷在孤独、焦躁、恐惧之中，有的甚至出现自杀倾向，李艳春和他的同事们在日常工作之外，还要针对病人进行心理疏导。
李艳春：“有空的话，就多去问候他：‘你吃饭啊，吃的怎么样啊？’我们都是送饭到床头的，有时候送到窗口，每个病房都有一个窗的。
医护：“这个是专门为这些传染病人设计。分开放在这里，然后由里面的病人来拿，通过这样一个两层的设计，就可以减少传染的机会。”
李艳春：“我们会针对状况跟他们（病人）多聊聊，起码先让他消除那种好像受歧视的感觉，因为没有亲人探视，东西都是我们传过来的。
其实小唐山医院的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封闭。
在我们长达数月的前期拍摄当中，我们听到了许许多多关于非典的故事，其中一位医生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两天前他和自己的同事去诊断一个非典病人，两天之后他的同事就躺在了病床上等待他的诊断，而随后不久，他自己也出现了发烧的症状。
虽然多年以后讲来已经平静，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体会到当事人面对这一幕的时候那种惊恐的心情。
SARS最初的武器就是两个，一个是陌生，一个是速度，我们对他无从了解，导致了我们在针对他的防御上漏洞百出。
然而自从2003年4月20号之后，当SARS疫情改为每天一报全面公开的时候，媒体的介入超权力的出现，使得我们在和这个陌生敌人对抗当中一步一步占得了先机。
以上文稿取自纪录片《非典十年祭·第三集：回望小汤山》，2013年播出于《凤凰大视野》。
感谢杀山川气涌摇、罗森店员小林、粪坑小姐对本集的整理。
为节省篇幅、适宜阅读，进行了一定的删减整合。接下来的两天内，我和我的朋友会整理并推送剩余2集，也欢迎大家自行观看，资源可在哔哩哔哩上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