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10-05
魂梦无拘束 • 棉花:我们唯有凝视
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著作《飘》中有非常著名的话，“土地是世界上唯一值得你去为之工作, 为之战斗, 为之牺牲的东西,因为它是唯一永恒的东西。”看周浩的《棉花》，镜头从大地开始，最终又回到大地。只不过，这里的大地少了温情，它不是美国式的对土地的梦想，而是时代所引发的苦楚。以棉花为线索，从新疆到河南再到广东的中国最广大的普通人民的辛劳铺满了大地。
导演周浩凭借该片获得了第51届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奖，已然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纪录片导演之一。2005年，周浩已经拍完了成名作《厚街》和金像奖作品《高三》，他对新闻里频繁出现的“摘棉大迁徙”产生了兴趣，从而酝酿出宏大的拍摄计划，历时8年。虽然最终该片没有如其所想，涵盖到其它国家及产业链上游的更多人。但笔者认为，除开后面要谈的缺憾，影片因此有了平缓乃至平淡的，对大地上辛劳的聚焦感。影片在2013年上映时，所展现的艰辛的原始的棉花种植已越来越现代化，效益下滑的那家纺织厂也已倒闭。当我们在今天强调高附加值产业和产业转型时，影片便呈现出一种时代感，它反映了在中国市场化关键时期，以棉纺织产业为代表的众多低端产业链中个体的艰难。在制作上，看得出周浩很善于与拍摄者打交道，他同助手总是处在关切的镜头之外，摄影机被他“隐藏”，而能游离于任何环境中。
接下来，笔者就几处细节展开对其摄影技术、声音、剪辑和表达主题的分析。
影片一开头是新疆农村、农民、羊群、田野这样的普通场景，夹杂着广播里对农活的安排和催促，“快进地了”，这与田地上旋转的风沙构成一种戏剧性的对比效果。在这里，影片也奠定其整个基调，冷峻中不乏温情，平淡而又发人深思，像是最朴实的庄稼产的高粱酒。影片在色调上没有过多的调动，以自然光的冷色为主，有着新闻记者式的直接。伴随着平缓低沉而又不显压抑的音乐，影片正式开始，从天空到广袤的灰黄大地上如蚂蚁的劳动者，是以远景的方式予以展现的。随后以中近景切换至一对农民夫妇拾棉杆。种棉花是相当麻烦的事儿，从拾杆、机器铺膜和播种、扒苗、定苗、打顶，再到最后的采摘，棉农大半年的艰辛寄希望于多一点点的收获和价格的合理。影片实际上以棉花的生长周期的顺序结构，穿插了棉纺织厂的工作、服装厂的制作工序以及交易会上外贸订单的敲定。在田野上，对于人物的访谈近景，周浩抓住人物的细微情绪，构图上则同背后无垠的大地一起，仿若米勒的众多展现农民生活图景的油画。随后镜头切换至服装厂，在这里，环境音的流行歌曲的轻松与员工的忙碌形成了对比。环境杂乱，生产流水线上的人们低头做着堆积如山的工作。影片给了很多做工的人的面部和手上活计的特写，显得机械而漫长难捱。机器的嘈杂声成为这一段的主旋律。在对打工妇女的访谈中，切入了白炽灯灯管上挂着的一条皮尺的特写，导演可能借此表现打工者的繁忙与无措，或者别的什么隐喻。不知是否经过了刻意筛选，镜头下的夫妻打工者在接受访谈，说到同儿女的分离和生活的不容易时，像影片其它众多的普通人一样，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平静甚至冲淡了生活的不公正连同艰难。
对于笔者，影片中最令人动容的地方还是纺织女工在高温高湿中工作，衣帽上沾满了棉絮，以及父子匍匐在田埂上扒苗的那两段。
在河南双龙纺织厂，纺织女工的鱼贯而入至工作间，镜头在她们熟练的手势动作、满是棉絮的鬓发、没有变化的面部表情中切换。伴随着舒缓的音乐，整个画面在导演一贯的观察式的平静的拍摄方式下，有了诗意。实际的条件的艰苦与工作的机械无聊被弱化了。这里的女工也显得肃穆而庄严，她们平静地注视着手中的活计，镜头则脉脉凝视着她们。如果说影片前面似乎使人产生有导演本身的观点的错觉，在这里则完全消失了。直到车间管理员对温度计的查看打破了这种凝固的温情，女工们内心的苦闷通过后面爆发式的谈话得到了释放。
从河南纺织厂、广州交易会再回到新疆的棉花地上。拍摄主要对象——棉农与两个孩子在田野上开始辛苦的扒苗程序。从父子三人从镜头跟前跳过铺地薄膜至稍远处开始，导演很善于捕捉田埂上的光。在这一段，以近景和特写为主。在大多构图上，土地和天空这两个元素同时出现，真正体现了影片中父亲吟唱的那句，“面朝黄土背朝天，好辛苦啊。”随后，导演以移拍的方式表现了父子在田地上爬行的场景，并以逆光镜头展现大地上躬身劳作的人。
在大量的生活化的平淡的镜头中，滑县妇女坐火车去新疆摘棉那一段很好地显示出了导演的技术和把控能力。河南省一个普通家庭的儿媳妇延威，也是影片的主角之一，坐上摩托车前往火车站的一串镜头，在叙述上极为精炼，并有着行云流水般的畅快感。音乐在这里的一段显得轻快，延威走出小院，镜头由远至近再到远。等她回头嘱咐孩子的时候，镜头跟随她的背影，在构图上突出了左侧一条泥泞的小道，这个画面因此有了一种深远的意味和隽永的情意，同时象征着琐碎的生活和并不美好的前路是常态。延威候车那一段，从俯拍的中景再到延威的近景，可以说表现了延威作为一个个体，希望、勤劳、信念全都浸泡在无数人的骚动里。镜头跟随汽车到输出人口集合处，以俯拍展现了熙熙攘攘的全景。在上火车那段，导演特意以近景仰拍的方式，营造空间的压缩感。在火车车厢内，一系列的对火车纵向空间的镜头更是突出了拥挤程度。
影片结构据棉花的种植和收获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总的来说，整个影片没有什么剧烈冲突，无非是棉花产业链上普通劳动者各自的务农或是打工生活，看罢觉得平淡而又苦涩。在影片下半部，节奏加快，棉花漫长的生长期结束了，而摘棉妇女们才刚刚挤进前往新疆的58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在凌晨坐上更拥挤的拖拉机，前往棉花地做十几个小时；在纺织厂，不少女工拿出了孤注一掷的勇气辞退工作；制衣厂内，打工者们因为厂商一分钟不到敲下的订单要忙到深夜。
影片属现实主义风格，但很显然，周浩并没有想在此过多强调他的观点。但影片所展现的普通人的生活图景还是把观者带入了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底层劳动者生活状况的联系的思考中。大多对人物的访谈中，虽然导演将自己隐去，我们仍能想象他的摄影机的存在让镜头前的人物有了更多想表达现状之艰辛的意图。事实上，除了生存，更多的是下一代支撑着他们承受超负荷的劳动。也因此，他们甘愿或者说理所当然地干着繁重的劳动，以全部的努力完成普通的生活。即使表现出了现实的残忍，影片还是以平缓的节奏、诗意的剪辑，使这群在大地上劳作的中国人的生活摆脱了一定的宿命感，强调了尊严。
最后，笔者认为影片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因为限制于各种环境而以拍摄机器易携带为主，导致在声音的处理上不够干净。虽说对棉花产业链环节的选取不全面的缺憾有它的味道，但目前这种范围，使观众更容易在影片中寻找为普通人伸张的观点。通常情况下，加入产业链顶端的环节会使对比更加强烈，但选取他们付出脑力劳动和高风险的商业环境，能够呈现一个更加全面的衰颓的棉花产业链，观者也不容易局限在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和企业家的剥削。把影片引向阶级对立已经显得太落后和局限，尽管影片的结尾极力将其转向另一维度。此外，影片在叙述上以群体为主，个体沦为符号象征。几乎没有塑造出一个较为立体的个人，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尽管在当今社会，个体被群体掩埋成为一个事实，但笔者认为影片既然着重表现了每个环节的几个人物，那么突出他们同样艰辛的劳动背后的个性更具深意。个体之所以成为个体，每一个底层劳动者有饱满的生命力和尊严，无非在于他们内心的都保留着另一个世界。笔者认为，纪录片的拍摄，除了单纯的记录和完成自己的解读，还应发掘和凝视普通人的力量。
导演周浩凭借该片获得了第51届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奖，已然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纪录片导演之一。2005年，周浩已经拍完了成名作《厚街》和金像奖作品《高三》，他对新闻里频繁出现的“摘棉大迁徙”产生了兴趣，从而酝酿出宏大的拍摄计划，历时8年。虽然最终该片没有如其所想，涵盖到其它国家及产业链上游的更多人。但笔者认为，除开后面要谈的缺憾，影片因此有了平缓乃至平淡的，对大地上辛劳的聚焦感。影片在2013年上映时，所展现的艰辛的原始的棉花种植已越来越现代化，效益下滑的那家纺织厂也已倒闭。当我们在今天强调高附加值产业和产业转型时，影片便呈现出一种时代感，它反映了在中国市场化关键时期，以棉纺织产业为代表的众多低端产业链中个体的艰难。在制作上，看得出周浩很善于与拍摄者打交道，他同助手总是处在关切的镜头之外，摄影机被他“隐藏”，而能游离于任何环境中。
接下来，笔者就几处细节展开对其摄影技术、声音、剪辑和表达主题的分析。
影片一开头是新疆农村、农民、羊群、田野这样的普通场景，夹杂着广播里对农活的安排和催促，“快进地了”，这与田地上旋转的风沙构成一种戏剧性的对比效果。在这里，影片也奠定其整个基调，冷峻中不乏温情，平淡而又发人深思，像是最朴实的庄稼产的高粱酒。影片在色调上没有过多的调动，以自然光的冷色为主，有着新闻记者式的直接。伴随着平缓低沉而又不显压抑的音乐，影片正式开始，从天空到广袤的灰黄大地上如蚂蚁的劳动者，是以远景的方式予以展现的。随后以中近景切换至一对农民夫妇拾棉杆。种棉花是相当麻烦的事儿，从拾杆、机器铺膜和播种、扒苗、定苗、打顶，再到最后的采摘，棉农大半年的艰辛寄希望于多一点点的收获和价格的合理。影片实际上以棉花的生长周期的顺序结构，穿插了棉纺织厂的工作、服装厂的制作工序以及交易会上外贸订单的敲定。在田野上，对于人物的访谈近景，周浩抓住人物的细微情绪，构图上则同背后无垠的大地一起，仿若米勒的众多展现农民生活图景的油画。随后镜头切换至服装厂，在这里，环境音的流行歌曲的轻松与员工的忙碌形成了对比。环境杂乱，生产流水线上的人们低头做着堆积如山的工作。影片给了很多做工的人的面部和手上活计的特写，显得机械而漫长难捱。机器的嘈杂声成为这一段的主旋律。在对打工妇女的访谈中，切入了白炽灯灯管上挂着的一条皮尺的特写，导演可能借此表现打工者的繁忙与无措，或者别的什么隐喻。不知是否经过了刻意筛选，镜头下的夫妻打工者在接受访谈，说到同儿女的分离和生活的不容易时，像影片其它众多的普通人一样，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平静甚至冲淡了生活的不公正连同艰难。
对于笔者，影片中最令人动容的地方还是纺织女工在高温高湿中工作，衣帽上沾满了棉絮，以及父子匍匐在田埂上扒苗的那两段。
在河南双龙纺织厂，纺织女工的鱼贯而入至工作间，镜头在她们熟练的手势动作、满是棉絮的鬓发、没有变化的面部表情中切换。伴随着舒缓的音乐，整个画面在导演一贯的观察式的平静的拍摄方式下，有了诗意。实际的条件的艰苦与工作的机械无聊被弱化了。这里的女工也显得肃穆而庄严，她们平静地注视着手中的活计，镜头则脉脉凝视着她们。如果说影片前面似乎使人产生有导演本身的观点的错觉，在这里则完全消失了。直到车间管理员对温度计的查看打破了这种凝固的温情，女工们内心的苦闷通过后面爆发式的谈话得到了释放。
从河南纺织厂、广州交易会再回到新疆的棉花地上。拍摄主要对象——棉农与两个孩子在田野上开始辛苦的扒苗程序。从父子三人从镜头跟前跳过铺地薄膜至稍远处开始，导演很善于捕捉田埂上的光。在这一段，以近景和特写为主。在大多构图上，土地和天空这两个元素同时出现，真正体现了影片中父亲吟唱的那句，“面朝黄土背朝天，好辛苦啊。”随后，导演以移拍的方式表现了父子在田地上爬行的场景，并以逆光镜头展现大地上躬身劳作的人。
在大量的生活化的平淡的镜头中，滑县妇女坐火车去新疆摘棉那一段很好地显示出了导演的技术和把控能力。河南省一个普通家庭的儿媳妇延威，也是影片的主角之一，坐上摩托车前往火车站的一串镜头，在叙述上极为精炼，并有着行云流水般的畅快感。音乐在这里的一段显得轻快，延威走出小院，镜头由远至近再到远。等她回头嘱咐孩子的时候，镜头跟随她的背影，在构图上突出了左侧一条泥泞的小道，这个画面因此有了一种深远的意味和隽永的情意，同时象征着琐碎的生活和并不美好的前路是常态。延威候车那一段，从俯拍的中景再到延威的近景，可以说表现了延威作为一个个体，希望、勤劳、信念全都浸泡在无数人的骚动里。镜头跟随汽车到输出人口集合处，以俯拍展现了熙熙攘攘的全景。在上火车那段，导演特意以近景仰拍的方式，营造空间的压缩感。在火车车厢内，一系列的对火车纵向空间的镜头更是突出了拥挤程度。
影片结构据棉花的种植和收获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总的来说，整个影片没有什么剧烈冲突，无非是棉花产业链上普通劳动者各自的务农或是打工生活，看罢觉得平淡而又苦涩。在影片下半部，节奏加快，棉花漫长的生长期结束了，而摘棉妇女们才刚刚挤进前往新疆的58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在凌晨坐上更拥挤的拖拉机，前往棉花地做十几个小时；在纺织厂，不少女工拿出了孤注一掷的勇气辞退工作；制衣厂内，打工者们因为厂商一分钟不到敲下的订单要忙到深夜。
影片属现实主义风格，但很显然，周浩并没有想在此过多强调他的观点。但影片所展现的普通人的生活图景还是把观者带入了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底层劳动者生活状况的联系的思考中。大多对人物的访谈中，虽然导演将自己隐去，我们仍能想象他的摄影机的存在让镜头前的人物有了更多想表达现状之艰辛的意图。事实上，除了生存，更多的是下一代支撑着他们承受超负荷的劳动。也因此，他们甘愿或者说理所当然地干着繁重的劳动，以全部的努力完成普通的生活。即使表现出了现实的残忍，影片还是以平缓的节奏、诗意的剪辑，使这群在大地上劳作的中国人的生活摆脱了一定的宿命感，强调了尊严。
最后，笔者认为影片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因为限制于各种环境而以拍摄机器易携带为主，导致在声音的处理上不够干净。虽说对棉花产业链环节的选取不全面的缺憾有它的味道，但目前这种范围，使观众更容易在影片中寻找为普通人伸张的观点。通常情况下，加入产业链顶端的环节会使对比更加强烈，但选取他们付出脑力劳动和高风险的商业环境，能够呈现一个更加全面的衰颓的棉花产业链，观者也不容易局限在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和企业家的剥削。把影片引向阶级对立已经显得太落后和局限，尽管影片的结尾极力将其转向另一维度。此外，影片在叙述上以群体为主，个体沦为符号象征。几乎没有塑造出一个较为立体的个人，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尽管在当今社会，个体被群体掩埋成为一个事实，但笔者认为影片既然着重表现了每个环节的几个人物，那么突出他们同样艰辛的劳动背后的个性更具深意。个体之所以成为个体，每一个底层劳动者有饱满的生命力和尊严，无非在于他们内心的都保留着另一个世界。笔者认为，纪录片的拍摄，除了单纯的记录和完成自己的解读，还应发掘和凝视普通人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