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12-07
东方逊 • 棉花:除了凝视这片大地，我已无话可说
丝棉缠绵，正蓬松扩张的，不只是棉花，还有整个中国。
硬铁路串起软棉花生产线，从边城棉田到城市加工厂，一粒新疆的棉花种子如何成为美国时尚舞台上正伸缩的牛仔裤。
纪录片视线紧贴产业链，第一线直击，由棉花的种植、採摘、纺织、製衣，而至销售出口，目睹中国棉花产业之全貌，直探棉花覆盖下各式产业相关人士生活，无论棉农、纺织女工、中盘商、大宗出口。
棉花活儿从来不简单，指上柔软蓬松，日子要怎麽硬挺才能过去，一团棉花揉出千百种生活型态，耗时八年，银幕上呈现今日中国棉花史，也是一页农工生活史。
「在中国，与棉花这条生产链相关的人数以千万计，我们解读棉花，也想从中解读『中国製造』之于中国普通人的意义。」──周浩
纪录片导演周浩拍摄了八年的《棉花》，获得了第51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棉花》聚焦的是棉花产业链。通过拍摄河南打工者在新疆工作的工厂和居住地，展现了采棉工生活的不易。
中国的一粒棉花籽最后如何成为美国零售店里的一条牛仔裤？
9年前，周浩在一列火车上结识了一位种植棉花的新疆人，由此生发了拍摄一部关于棉纺产业链纪录片的想法，最初的野心，甚至大到要进行跨国拍摄，去印度、泰国等地走完整个链条，苦于种种原因而未成行。在蹉跎中，周浩最后选择与法国剪辑师合作，结束掉拍摄《棉花》的工作，将其成片。
从种植到棉纺，从棉纱到成品，虽然这些劳作者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工作，但是他们都被紧紧地捆绑在了绵延5000多公里长的棉纺产业链上。
开春，新疆的棉农又开始了忙碌的劳作。
他们需要先将去年棉花采摘后遗留下来的植物根茎清理干净。
然后用大型专用拖拉机为土地播种、铺膜。
忙活了一大顿，棉农们坐下来休息，边吃东西，边和导演周浩闲聊。
虽然累，他们也不忘了幽默地调侃一番
棉花的花期一般在七月中旬到九月初。每年的中秋节过后，上百万的采棉工将从河南、四川、甘肃、陕西等地，被一列列拥挤的绿皮火车送往新疆，投进那广袤无垠的棉花地。
河南滑县的小媳妇儿延威是上百万摘棉工之一。喂饱了三个孩子，坐了56个小时的火车，她来到新疆，开始三个月的采棉工作；
延威身材瘦小，样貌俊俏。那时她29岁，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周浩相中的是延威的性格：干净利索，对生活有憧憬。愿意说话，也好相处。
第二年，周浩把摄像机带到了她家里。这个家并不宽裕，孩子们从碗里扒拉出一块肉来，都会惊喜地向母亲汇报。延威一边洗碗，一边抱怨：自己不到三十，看起来已经像四十；丈夫不愿外出打工，“穷家难弃”；而她出去这一趟，就能赚回务农一年才能得的钱。
去往新疆有很长的路，即使萍水相逢，大伙在车上依旧有说有笑。一个女子还当众唱起了《谁说女子不如男》，获得一片掌声。
火车票来回二百多元，要从拾花工的收入中扣。到了新疆的采棉基地，女工们住进上下两层的大通铺。每天天不亮，就坐上比绿皮火车更挤的卡车，到二十里地外摘棉，晚上十点结束。其间吃两次饭，谭佳英偶尔同吃，从未在伙食里见过肉。
拾花工里，昏黄的灯光彻夜不息。谭佳英和她们住在一起，一边拍摄，一边听她们聊天：聊丈夫孩子，也聊谁原来离了婚。固定的一个话题是“摘了多少”，延威摘棉的速度是中上游，一次摘了140多公斤棉花，她信心满满向姐妹们宣布：“明天不摘到150公斤就不回家。”
“她在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她为十年后立下了一个普通又现实的目标。她知道奋斗，不会好高骛远，不会轻易否定现在的生活。”周浩感兴趣的，也正是这种“中国制造”链条中的普通中国人。
火车票来回二百多元，要从拾花工的收入中扣。到了新疆的采棉基地，女工们住进上下两层的大通铺。每天天不亮，就坐上比绿皮火车更挤的卡车，到二十里地外摘棉，晚上十点结束。其间吃两次饭，谭佳英偶尔同吃，从未在伙食里见过肉。
拾花工里，昏黄的灯光彻夜不息。谭佳英和她们住在一起，一边拍摄，一边听她们聊天：聊丈夫孩子，也聊谁原来离了婚。固定的一个话题是“摘了多少”，延威摘棉的速度是中上游，一次摘了140多公斤棉花，她信心满满向姐妹们宣布：“明天不摘到150公斤就不回家。”
“她在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她为十年后立下了一个普通又现实的目标。她知道奋斗，不会好高骛远，不会轻易否定现在的生活。”周浩感兴趣的，也正是这种“中国制造”链条中的普通中国人。
棉纺厂的部分以河南纺织女工为拍摄主体，她们在没有空调的厂房忍受高温工作，有些女工怀孕7、8个月也不敢休假，另一些年轻姑娘则因为忍受不了艰苦的工作环境和长时间的机械劳作，纷纷选择辞职。
纺织厂的车间里，空气中漂浮着棉絮，纺织工人的头发上、脸上沾满了它们。
有些女工怀孕7、8个月也不敢休假，另一些年轻姑娘则不甘心当技工的命运，每每挣扎在辞职的边缘。
由于纺织业的不景气，工厂频频招工依然十分缺人。
第三个部分则拍摄了在珠三角发生的牛仔裤加工及出售的过程。
这里的工人，与采棉工、纺织厂里的人一样，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他们常年在外，有的已为人父人母，经常会想念自己的孩子。
牛仔裤加工厂的工作也并不轻松，因为订货商的一句话，工人们就要为了赶工加班到深夜。一对来广州打工的夫妻说：“我们两个月工作下来只能挣2500元，自己花500，给孩子每人1000”，忙碌的工作只能勉强支撑家用，可遗憾的是和孩子一个在西，一个在东，连孩子的性格都不了解。
如果来了急活，他们要赶工将大量的牛仔裤制作出来。
在珠三角的服装加工厂，工人们在工厂里工作和生活，住在集体宿舍，一年只回一次家。他们加工出来的服装，不少被挂上了大品牌的标签。然而，这样长期在外漂泊的生活割裂了他们和自己的家庭，“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孩子的性格是什么，妈妈都掌握不到，孩子对妈妈也没什么印象。”用影片的表达：“一切牺牲不无可能”。
在这部片子里，没有突出的单个人，而是通过镜头在土地、工厂间的穿梭描绘出了一幅众生相，思索不同人们共同面对的生活命题,展示中国经济各环节的真正面貌。同时，周浩忠实地充当着纪录者，关切的镜头下并没有流露出批判的锋芒，只是默然地注视着这些勤恳的、在讨生活中失去个性的农户与工人。就像周浩自己所说：“除了用镜头来凝视这片大地，已没有话可讲”。这就是“中国制造”背后的相似的个体命运，出卖着青春和劳动，坚忍地生活，却还要不失希望地默默耕耘。
这一条绵延5000公里的棉纺产业链，将棉农、采棉工、纺织厂女工、服装厂工人和老板都紧紧拴在一起。影片把话语权交给每一个人群，让他们讲述自己的观感，呈现了中国的农民、由农民转化的工人和企业主共同完成“中国制造”的整个接力过程。
导演周浩说：「当那名农村妇女在众人面前骄傲地唱着那首《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这些平凡劳作者的力量。除了用镜头来凝视这片大地之外，我已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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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铁路串起软棉花生产线，从边城棉田到城市加工厂，一粒新疆的棉花种子如何成为美国时尚舞台上正伸缩的牛仔裤。
纪录片视线紧贴产业链，第一线直击，由棉花的种植、採摘、纺织、製衣，而至销售出口，目睹中国棉花产业之全貌，直探棉花覆盖下各式产业相关人士生活，无论棉农、纺织女工、中盘商、大宗出口。
棉花活儿从来不简单，指上柔软蓬松，日子要怎麽硬挺才能过去，一团棉花揉出千百种生活型态，耗时八年，银幕上呈现今日中国棉花史，也是一页农工生活史。
「在中国，与棉花这条生产链相关的人数以千万计，我们解读棉花，也想从中解读『中国製造』之于中国普通人的意义。」──周浩
纪录片导演周浩拍摄了八年的《棉花》，获得了第51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棉花》聚焦的是棉花产业链。通过拍摄河南打工者在新疆工作的工厂和居住地，展现了采棉工生活的不易。
中国的一粒棉花籽最后如何成为美国零售店里的一条牛仔裤？
9年前，周浩在一列火车上结识了一位种植棉花的新疆人，由此生发了拍摄一部关于棉纺产业链纪录片的想法，最初的野心，甚至大到要进行跨国拍摄，去印度、泰国等地走完整个链条，苦于种种原因而未成行。在蹉跎中，周浩最后选择与法国剪辑师合作，结束掉拍摄《棉花》的工作，将其成片。
从种植到棉纺，从棉纱到成品，虽然这些劳作者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工作，但是他们都被紧紧地捆绑在了绵延5000多公里长的棉纺产业链上。
开春，新疆的棉农又开始了忙碌的劳作。
他们需要先将去年棉花采摘后遗留下来的植物根茎清理干净。
然后用大型专用拖拉机为土地播种、铺膜。
忙活了一大顿，棉农们坐下来休息，边吃东西，边和导演周浩闲聊。
虽然累，他们也不忘了幽默地调侃一番
棉花的花期一般在七月中旬到九月初。每年的中秋节过后，上百万的采棉工将从河南、四川、甘肃、陕西等地，被一列列拥挤的绿皮火车送往新疆，投进那广袤无垠的棉花地。
河南滑县的小媳妇儿延威是上百万摘棉工之一。喂饱了三个孩子，坐了56个小时的火车，她来到新疆，开始三个月的采棉工作；
延威身材瘦小，样貌俊俏。那时她29岁，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周浩相中的是延威的性格：干净利索，对生活有憧憬。愿意说话，也好相处。
第二年，周浩把摄像机带到了她家里。这个家并不宽裕，孩子们从碗里扒拉出一块肉来，都会惊喜地向母亲汇报。延威一边洗碗，一边抱怨：自己不到三十，看起来已经像四十；丈夫不愿外出打工，“穷家难弃”；而她出去这一趟，就能赚回务农一年才能得的钱。
去往新疆有很长的路，即使萍水相逢，大伙在车上依旧有说有笑。一个女子还当众唱起了《谁说女子不如男》，获得一片掌声。
火车票来回二百多元，要从拾花工的收入中扣。到了新疆的采棉基地，女工们住进上下两层的大通铺。每天天不亮，就坐上比绿皮火车更挤的卡车，到二十里地外摘棉，晚上十点结束。其间吃两次饭，谭佳英偶尔同吃，从未在伙食里见过肉。
拾花工里，昏黄的灯光彻夜不息。谭佳英和她们住在一起，一边拍摄，一边听她们聊天：聊丈夫孩子，也聊谁原来离了婚。固定的一个话题是“摘了多少”，延威摘棉的速度是中上游，一次摘了140多公斤棉花，她信心满满向姐妹们宣布：“明天不摘到150公斤就不回家。”
“她在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她为十年后立下了一个普通又现实的目标。她知道奋斗，不会好高骛远，不会轻易否定现在的生活。”周浩感兴趣的，也正是这种“中国制造”链条中的普通中国人。
火车票来回二百多元，要从拾花工的收入中扣。到了新疆的采棉基地，女工们住进上下两层的大通铺。每天天不亮，就坐上比绿皮火车更挤的卡车，到二十里地外摘棉，晚上十点结束。其间吃两次饭，谭佳英偶尔同吃，从未在伙食里见过肉。
拾花工里，昏黄的灯光彻夜不息。谭佳英和她们住在一起，一边拍摄，一边听她们聊天：聊丈夫孩子，也聊谁原来离了婚。固定的一个话题是“摘了多少”，延威摘棉的速度是中上游，一次摘了140多公斤棉花，她信心满满向姐妹们宣布：“明天不摘到150公斤就不回家。”
“她在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她为十年后立下了一个普通又现实的目标。她知道奋斗，不会好高骛远，不会轻易否定现在的生活。”周浩感兴趣的，也正是这种“中国制造”链条中的普通中国人。
棉纺厂的部分以河南纺织女工为拍摄主体，她们在没有空调的厂房忍受高温工作，有些女工怀孕7、8个月也不敢休假，另一些年轻姑娘则因为忍受不了艰苦的工作环境和长时间的机械劳作，纷纷选择辞职。
纺织厂的车间里，空气中漂浮着棉絮，纺织工人的头发上、脸上沾满了它们。
有些女工怀孕7、8个月也不敢休假，另一些年轻姑娘则不甘心当技工的命运，每每挣扎在辞职的边缘。
由于纺织业的不景气，工厂频频招工依然十分缺人。
第三个部分则拍摄了在珠三角发生的牛仔裤加工及出售的过程。
这里的工人，与采棉工、纺织厂里的人一样，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他们常年在外，有的已为人父人母，经常会想念自己的孩子。
牛仔裤加工厂的工作也并不轻松，因为订货商的一句话，工人们就要为了赶工加班到深夜。一对来广州打工的夫妻说：“我们两个月工作下来只能挣2500元，自己花500，给孩子每人1000”，忙碌的工作只能勉强支撑家用，可遗憾的是和孩子一个在西，一个在东，连孩子的性格都不了解。
如果来了急活，他们要赶工将大量的牛仔裤制作出来。
在珠三角的服装加工厂，工人们在工厂里工作和生活，住在集体宿舍，一年只回一次家。他们加工出来的服装，不少被挂上了大品牌的标签。然而，这样长期在外漂泊的生活割裂了他们和自己的家庭，“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孩子的性格是什么，妈妈都掌握不到，孩子对妈妈也没什么印象。”用影片的表达：“一切牺牲不无可能”。
在这部片子里，没有突出的单个人，而是通过镜头在土地、工厂间的穿梭描绘出了一幅众生相，思索不同人们共同面对的生活命题,展示中国经济各环节的真正面貌。同时，周浩忠实地充当着纪录者，关切的镜头下并没有流露出批判的锋芒，只是默然地注视着这些勤恳的、在讨生活中失去个性的农户与工人。就像周浩自己所说：“除了用镜头来凝视这片大地，已没有话可讲”。这就是“中国制造”背后的相似的个体命运，出卖着青春和劳动，坚忍地生活，却还要不失希望地默默耕耘。
这一条绵延5000公里的棉纺产业链，将棉农、采棉工、纺织厂女工、服装厂工人和老板都紧紧拴在一起。影片把话语权交给每一个人群，让他们讲述自己的观感，呈现了中国的农民、由农民转化的工人和企业主共同完成“中国制造”的整个接力过程。
导演周浩说：「当那名农村妇女在众人面前骄傲地唱着那首《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这些平凡劳作者的力量。除了用镜头来凝视这片大地之外，我已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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