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菲斯在另外一些更著名的影片中也使用过性别作为电影的结构原则。例如，在《不变的大海》和《小麦的囤积》中，格里菲斯依靠那些留在身后的女性作为情感的容器。也就是说，作为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实体，她们可以直观地实例化男人不敢表现的情感。

但是，与其把格里菲斯描绘成一个不加掩饰的性别歧视者或类似的人物，我们还不如关注女性角色类型的广泛多样性，她们总是无法摆脱刻板印象，但这有时会以一种不会让我们今天感到滑稽的方式存在于刻板印象中。

在这部名为《Balked at the Altar》的搞笑短片中，格里菲斯以一种近乎进步的方式展现了其中一种刻板印象。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未婚女人用绳子把一个男人绑起来，让他娶了她(当然，这是在她那挥舞着猎枪的父亲的帮助下完成的)。在他们的婚礼上，新郎从一扇窗户跳了出去，继而整个婚礼队伍追逐逃跑的新郎，结果新郎被带回了教堂。我们本以为在故事的结尾处教堂的婚姻可能会成功举行，因为新郎无力抵抗而变得更加顺从。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新娘却反唇相讥，回敬了新郎一拳，然后行了个优雅的鞠躬礼离开了。

单独来看，这一表面上的解放时刻似乎精心策划了一种喜剧效果，但是格里菲斯给了我们一个镜头，就在那之后，让我们回想起《火车大劫案》结尾开枪射击的牛仔。

在戏弄了父亲和新郎之后，新娘站在空白的背景前，一边读一边笑。首先，这样的单独布景区分了整部电影的两种时空，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似乎觉得这并不是一次女性真正拥有自主权利的体现。但是很显然，她们渴望拥有，因为可以说之前的场景都是一种女性在阅读时候产生的联想。所以女性只能幻想自己的自由，带出一些悲哀，这是否意味着这个女人已经读懂了这个故事，并因此证明了自己在追求爱人过程中的不情愿或者是艰难?还是说，在此之后，这位女士独自分享了一段笑声?这样的笑声仅仅是为了让观众感到开心吗，是为了让观众意识到那只是一个滑稽的故事吗？还是这位女士的笑显得如此可怜兮兮呢？也许她放下书的那一刻又得重新回到自己的家务活中去呢。这部电影的共鸣和《火车大劫案》一样模糊，但它同样包含了一个既有私人享受又有公共代理的性别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