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6-11
米立 • 将来的事:听过许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影片《将来的事》有一种难以言明的魔力。摄影机聚焦在主人公娜塔莉的生活以及在娜塔莉生活里出现的人们。某种意义上，在影片呈现的时空范围内，娜塔莉生活的方方面面分崩离析—以为“一直会爱自己”的丈夫决定离婚和情人一起生活，有严重抑郁表象的母亲搬到养老院后因意外滑倒而去世，自己编写的哲学教科书被出版社决定不再再版，这似乎是一出相当典型的中年危机。然而，娜塔莉的中年危机并未以通常意义上中年危机的方式得以呈现。在冷静却不乏温暖的影调以及伊莎贝尔·于佩尔克制到几乎不动声色的表演下，影片不曾透露出一刻的失控、混乱或歇斯底里。相反，娜塔莉的生活带给观众一种潜藏在“什么也没发生”中的流动感。如同河流只有在河水不息流动时才能保持自我的稳态，娜塔莉在镜头中几乎一直在动。正是在这种不息的流动感中，我们感受到娜塔莉和她的生活的某种稳态。
借由娜塔莉高中哲学教师的身份，哲学很自然地成为影片叙事的关键线索。如何放置哲学和影片的关系，是所有涉及哲学元素的电影都需要处理的问题。由于哲学和真理的密切关系，加之电影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某种揭示生活真相的内在驱动，将哲学与电影放置在生活真理的维度上展开互动，已经成为电影叙事的某种成规与惯例。在这种惯常的叙事中，电影故事成为呈现、检验、挑战或驳斥某种哲学观念真理性的实践。在《将来的事》的全部叙事时空中，哲学一直在场。但《将来的事》没有把哲学放置在生活真理的位置上，哲学不是将生活剪去了琐屑片段的某种真理性概括。相反，在娜塔莉的生活里，哲学正是作为生活琐屑细节的一部分被呈现，如同娜塔莉生活里的一本书、一束鲜花、某个旅途中的阴天、或是某个学生尚待批改的考卷。
娜塔莉与哲学，有一种十分生活化的关系。作为高中哲学教师，她的本职工作是和学生们谈论哲学、探讨哲学。作为另一名哲学教师的妻子（前妻），哲学亦是（曾经）婚姻生活中时刻在场的话题。从影像和声音上看，影片对娜塔莉生活里的哲学有至少动与静两个层次的呈现。通过娜塔莉的嘴唇，哲学以一种流动的方式被呈现、被言说。言说的过程总是一种动态的互动，预设了听众的存在，无论听众是教室中的学生、巴黎家里的丈夫孩子、或是乡间餐桌上的陌生人。即使是在娜塔莉母亲的葬礼上，娜塔莉朗读《沉思录》作为悼词时，对哲学的言说仍然有其听众的存在—只是这次的听众不在镜头内，而是荧幕外作为观众的我们。
与动态的言说相对，影片对哲学的静态呈现落实到娜塔莉与书的关系上。在生活不同的场景里，娜塔莉的手中常有一本书。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镜头是她在充满旅客的地铁车厢中低头阅读。这似乎具有象征意味—即使被人群环绕，通过阅读哲学，娜塔莉仍可到达某种独处的、疏离了他者与生活的空间。也许正是这种由阅读与哲学营造的空间，为娜塔莉的“中年危机”提供了某种缓冲。当熟悉的生活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出现娜塔莉未曾预料的动荡时，她并不指望哲学提供药方。阅读哲学，以某种消遣性的存在，成为娜塔莉流动生活中的不变。与此同时，哲学以一种相当形而下的方式，支撑着娜塔莉的生活—哲学不仅为娜塔莉提供一份稳定的收入，同时将娜塔莉再次引向人群。至少，教授哲学将娜塔莉引向学生。无论是旧日的学生法比安，还是新学生们邀请娜塔莉为他们创建的网站审稿撰稿，都给娜塔莉的生活注入新的流动与生机。
当我试图对娜塔莉的生活进行概括时，我才发现自己身处的某种“结构主义危机”。结构主义认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被结构在我们使用的语言中—当我们找不到语词来言说时，我们就难以完成认知，那些我们试图言说的对象也就不存在。娜塔莉和她的生活，对我而言，似乎就属于这种难以言说的存在。在我看来，娜塔莉不算快乐，却也并非“不快乐”；她对生活和他者有着某种克制和疏离，但又并非有意为之；她并不十分热爱生活，却也以某种饱满而流动的稳态和生活朝夕相处。当我试图寻找语词来形容这种既非快乐亦非不快乐、既克制疏离亦非有意为之、既不热爱生活却也流动的生命状态时，唯一满足这许许多多对“既非X亦非不X”要求的词汇似乎就是冷漠、犬儒与虚无主义。但这又显然不是娜塔莉的生活。我想任何一位《将来的事》的观众都应该能同意，虽然难以找到确切的语词来形容娜塔莉，她所拥有的并不是一位冷漠、犬儒或虚无主义者的生活。
这种结构主义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指出了《将来的事》的魔力所在。影片的魔力不在于某种抽象化的概念、观念、或者真理。电影《后会无期》里说：“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在这个意义上，《将来的事》没有给我们任何关于生活的道理，却相当完整地呈现了娜塔莉的生活。通过电影影像，我们“看见”。在《将来的事》及其带来的结构主义危机中，我们在概念、观念、道理、真理、哲学以及语言难以抵达的地方，看见某种生活的真实可能性。
对娜塔莉而言，将来的事尚未可知。而我们对娜塔莉将来的生活，却并非一无所知。任凭岁月与生活流向何方，她将仍然是那个以某种本能的克制和疏离面对生活和他者，却又不拒绝向生活袒露自我的，“有着丰满的知性生活”，手边总有一本哲学书的娜塔莉。她拒绝被生活定义，生活亦如她所愿。
借由娜塔莉高中哲学教师的身份，哲学很自然地成为影片叙事的关键线索。如何放置哲学和影片的关系，是所有涉及哲学元素的电影都需要处理的问题。由于哲学和真理的密切关系，加之电影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某种揭示生活真相的内在驱动，将哲学与电影放置在生活真理的维度上展开互动，已经成为电影叙事的某种成规与惯例。在这种惯常的叙事中，电影故事成为呈现、检验、挑战或驳斥某种哲学观念真理性的实践。在《将来的事》的全部叙事时空中，哲学一直在场。但《将来的事》没有把哲学放置在生活真理的位置上，哲学不是将生活剪去了琐屑片段的某种真理性概括。相反，在娜塔莉的生活里，哲学正是作为生活琐屑细节的一部分被呈现，如同娜塔莉生活里的一本书、一束鲜花、某个旅途中的阴天、或是某个学生尚待批改的考卷。
娜塔莉与哲学，有一种十分生活化的关系。作为高中哲学教师，她的本职工作是和学生们谈论哲学、探讨哲学。作为另一名哲学教师的妻子（前妻），哲学亦是（曾经）婚姻生活中时刻在场的话题。从影像和声音上看，影片对娜塔莉生活里的哲学有至少动与静两个层次的呈现。通过娜塔莉的嘴唇，哲学以一种流动的方式被呈现、被言说。言说的过程总是一种动态的互动，预设了听众的存在，无论听众是教室中的学生、巴黎家里的丈夫孩子、或是乡间餐桌上的陌生人。即使是在娜塔莉母亲的葬礼上，娜塔莉朗读《沉思录》作为悼词时，对哲学的言说仍然有其听众的存在—只是这次的听众不在镜头内，而是荧幕外作为观众的我们。
与动态的言说相对，影片对哲学的静态呈现落实到娜塔莉与书的关系上。在生活不同的场景里，娜塔莉的手中常有一本书。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镜头是她在充满旅客的地铁车厢中低头阅读。这似乎具有象征意味—即使被人群环绕，通过阅读哲学，娜塔莉仍可到达某种独处的、疏离了他者与生活的空间。也许正是这种由阅读与哲学营造的空间，为娜塔莉的“中年危机”提供了某种缓冲。当熟悉的生活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出现娜塔莉未曾预料的动荡时，她并不指望哲学提供药方。阅读哲学，以某种消遣性的存在，成为娜塔莉流动生活中的不变。与此同时，哲学以一种相当形而下的方式，支撑着娜塔莉的生活—哲学不仅为娜塔莉提供一份稳定的收入，同时将娜塔莉再次引向人群。至少，教授哲学将娜塔莉引向学生。无论是旧日的学生法比安，还是新学生们邀请娜塔莉为他们创建的网站审稿撰稿，都给娜塔莉的生活注入新的流动与生机。
当我试图对娜塔莉的生活进行概括时，我才发现自己身处的某种“结构主义危机”。结构主义认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被结构在我们使用的语言中—当我们找不到语词来言说时，我们就难以完成认知，那些我们试图言说的对象也就不存在。娜塔莉和她的生活，对我而言，似乎就属于这种难以言说的存在。在我看来，娜塔莉不算快乐，却也并非“不快乐”；她对生活和他者有着某种克制和疏离，但又并非有意为之；她并不十分热爱生活，却也以某种饱满而流动的稳态和生活朝夕相处。当我试图寻找语词来形容这种既非快乐亦非不快乐、既克制疏离亦非有意为之、既不热爱生活却也流动的生命状态时，唯一满足这许许多多对“既非X亦非不X”要求的词汇似乎就是冷漠、犬儒与虚无主义。但这又显然不是娜塔莉的生活。我想任何一位《将来的事》的观众都应该能同意，虽然难以找到确切的语词来形容娜塔莉，她所拥有的并不是一位冷漠、犬儒或虚无主义者的生活。
这种结构主义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指出了《将来的事》的魔力所在。影片的魔力不在于某种抽象化的概念、观念、或者真理。电影《后会无期》里说：“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在这个意义上，《将来的事》没有给我们任何关于生活的道理，却相当完整地呈现了娜塔莉的生活。通过电影影像，我们“看见”。在《将来的事》及其带来的结构主义危机中，我们在概念、观念、道理、真理、哲学以及语言难以抵达的地方，看见某种生活的真实可能性。
对娜塔莉而言，将来的事尚未可知。而我们对娜塔莉将来的生活，却并非一无所知。任凭岁月与生活流向何方，她将仍然是那个以某种本能的克制和疏离面对生活和他者，却又不拒绝向生活袒露自我的，“有着丰满的知性生活”，手边总有一本哲学书的娜塔莉。她拒绝被生活定义，生活亦如她所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