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4-02
非虚构 • 通讯员:导演说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有关苏联电影的研究中，出现了“青年电影”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涉及的首先是那些表现青年人的影片。银幕上的人物大多是青年人，讲述的是青年人的故事，谈论的是青年人的问题，用青年人喜欢的风格，流行的服装、音乐及惯用的语言来表现他们的生活。根据导演卡伦·沙赫纳扎洛夫本人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小信差》即是颇具特色的青年电影代表作之一。
《小信差》涉及80年代苏联社会的弊病和两代人的矛盾：成年人对青年人不满，青年人对成年人失望。从家庭危机到教育问题，从扼杀创造力的官僚主义、平庸的说教到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经济长期发展缓慢，在重大问题上不说真话，所有这一切都使以《小信差》的主人公伊凡为代表的一代年轻人产生了逆反心理，对成人世界感到失望。导演沙赫纳扎洛夫在自己的作品中，以80年代苏联社会的种种弊端为大背景，以伊凡这个年轻人为典型，引导观众去思考：从历史继承的意义上讲，那个时代苏联青年难道不是前辈的成就和错误的果实吗？
沙赫纳扎洛夫用确切的电影语言勾勒一个把天然的纯净和内在的真诚掩盖在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之下的年轻人的矛盾的形象。中学毕业之后，伊凡没能考上大学，便来到一家名为《认识问题》杂志社当了个“听差的”。他往来于作者、出版社、杂志编辑部之间，传递稿件。为了摆脱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伊凡像等待灵丹妙药似的等待着有朝一日应召去服兵役。生活中，伊凡似乎注定是个“听差的”。他来回奔忙，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也不想了解周围的人们要他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意义。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当代苏联青年形象。伊凡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持玩笑态度，他性格中玩世不恭的幽默似乎与他的年龄、阅历很不相符。无论对母亲，还是对他所喜欢的姑娘，抑或对编辑部的同事们，也不管他们对自己的态度是真诚还是虚假，伊凡随时随地都会把与他们的相处变成一场喜剧、一则笑话。
难道伊凡对待生活真是这样漠然吗？循着影片创作者的剧作安排，观众不由自主地参与到对伊凡这个典型人物的机械性和无意识性的处世态度的研究中去。可以看出，伊凡那种摇摆不定、反复无常的心态表现，是80年代苏联青年对某种近期目标的反抗，是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标准化的反抗，是对“好心人”的虚伪和刻板的“原则性”的反抗，是这一代年轻人想跨越与父辈的代沟，想被理解，不愿孤独的心情的变异。
影片的创作者给主人公伊凡安排了小信差这个职业，使伊凡在这部影片里成了向父辈们传递信息的人。由初上银幕的杜纳耶夫斯基扮演的伊凡，令人信服地表现了青年人与父辈们的关系：在家中，在工作中，在库兹涅佐夫教授家中，成年人已经不会倾听，不会和年轻人交流了。确切地说，两代人之间已经没有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沙赫纳扎洛夫为了准确地表现两代人之间的代沟，为影片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样式——民俗喜剧，并构建了一个具体的映照式的形象体系。影片的主人公们的言语行为、形态动作，都可以在这个映照体系的镜面上折射出来。在这个民俗喜剧里没有绝对正确的一方。剧情是围绕着各色人等之间的争论展开的。伊凡喜欢用“另一种”样式发表看法。在影片中，主人公那特殊的反抗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伊凡的母亲因为家庭破裂而心情极坏，哭哭啼啼，并为一些小事责怪伊凡时，伊凡的逆反心理占了上风，他对母亲说：“你再哭，我就要……点把火把这房子烧了！”他果然把一堆旧报纸燃着了，扔在地板上。母亲吓呆了，在沙发椅上缩成一团。这时，伊凡好像突然清醒过来了。他对自己感到厌恶，把水浇在报纸上，灭了火，走到窗前，把前额贴在玻璃上。对父亲的思念、对母亲的怜悯，带给伊凡的只有沮丧，他与母亲之间只有“聋子的对话”。在剧情展开的过程中，每个人物——无论是伊凡的好友巴津，还是库兹涅佐夫教授，抑或是编辑部里的几个不同类型的人物——他们各自都诉说了自己的追求和愿望。巴津的愿望是“买一件大衣”，打字员济娜的愿望是“嫁一个日本佬”，因为“他们的工艺是最先进的”，还有人“希望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成年人在银幕上诉说着，争论着。他们的诉说和争论也许不全是真诚的，但是，他们意味深长的目光，脸颊上的红晕、手指上闪烁的戒指，却给了伊凡判断他们真诚与否的可能。然而，每次这样的争论对于伊凡和他的同龄人来说，都是不平等的，成年人的乏味说教都针对着青年人。观众不禁要问，是否正因为如此，像伊凡这一类青年人就只能以沉默或漠然作答。
影片中伊凡的梦被处理得意味深长。伊凡在梦中见到：库兹涅佐夫教授在大厅中央弹竖琴，一个日本人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玻璃震碎了，伊凡看见门背后有一尊他父亲的塑像。父亲问他：“你的情况怎样，老弟？”“一切正常，爸爸。”伊凡回答。很难说导演沙赫纳扎洛夫是否有意识地以这一情景唤起观众对30年前胡齐耶夫的影片《我二十岁》中的那场父子对话的回忆。在胡齐耶夫的那场著名的对话里，牺牲了的父亲在儿子的梦中复活，而沙赫纳扎洛夫却让健在人世的父亲作为一尊石膏塑像出现在儿子的梦中。也许，《小信差》的创作者们重复这个经典式的场面调度的目的在于强调，岁月沧桑，人事变迁，情境重复，但父子间的对话已很难进行。
《小信差》中的一些细节处理很精巧且颇具功力：奔忙了一整天的伊凡睡着了。一道阳光在他的脸上滑过。影片的进程似乎在这一刹那间停止。镜头显得很不自信，把握不定，似乎在探究着主人公，似乎想知道，究竟是谁，为了什么要把伊凡吸引到这并非必要的团团转的忙碌之中？库兹涅佐夫教授为“我们亲手建立的大厦将落入谁手”而担心，观众却听到伊凡用同样的问题漫不经心地问他的朋友巴津。随之，古希腊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被毁坏了的祭祀雅典娜女神的帕德嫩神庙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导演让伊凡看见这些镜头，并通过主人公的眼神，把某种暗示和情绪传达给观众。
《小信差》中尽管有许多“严肃的”、“可笑的”因素，但艺术家们并不想导引出在一般的喜剧片中令观众早已习惯的酸甜的效果，在《小信差》里出现的笑声中，一种潜隐着的不安和担心越来越浓烈，直到一群孩子们在空地上狂舞时，这种不安几乎弥漫了整个银幕，从而凸显出一代青年人精神上的自我感觉——寂寞。在这狂舞的一群中，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但是，寂寞，也许还有对时尚的追求，终于使他们亲近起来。影片结尾处的闪电舞在剧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仅是吸引观众的手段，也不仅仅是对当代青年人集合形象的说明，而是一代人的一种符号，一个神秘的、在旁观者看来是恶意的激情和信仰的符号。青年人闪电式的狂舞充满了戏剧性。他们跳得那么投入，几乎把狂舞当做生活中唯一可做的事情了。但是，伊凡最终没有融入这狂舞的一群。他是小信差，是通讯员，也就是说，他处于两端之间，处于真诚与谎言、未来与过去之间。而未来对于他以及他的同龄人说来，尚未可知。当青年人继续狂舞时，一个脸部被烧伤的战士出现在银幕上，他站在一旁，观望着。这样的处理，可以说，已经越出了民俗喜剧的样式范围了。也许主人公想告诉观众：战争不会使人的精神变得富有，但它会使人的自我意识趋向成熟。导演就这样把等待入伍的主人公伊凡留在了这个生活的十字路口。这种简洁的结尾处理令人回味无穷。
《小信差》涉及80年代苏联社会的弊病和两代人的矛盾：成年人对青年人不满，青年人对成年人失望。从家庭危机到教育问题，从扼杀创造力的官僚主义、平庸的说教到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经济长期发展缓慢，在重大问题上不说真话，所有这一切都使以《小信差》的主人公伊凡为代表的一代年轻人产生了逆反心理，对成人世界感到失望。导演沙赫纳扎洛夫在自己的作品中，以80年代苏联社会的种种弊端为大背景，以伊凡这个年轻人为典型，引导观众去思考：从历史继承的意义上讲，那个时代苏联青年难道不是前辈的成就和错误的果实吗？
沙赫纳扎洛夫用确切的电影语言勾勒一个把天然的纯净和内在的真诚掩盖在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之下的年轻人的矛盾的形象。中学毕业之后，伊凡没能考上大学，便来到一家名为《认识问题》杂志社当了个“听差的”。他往来于作者、出版社、杂志编辑部之间，传递稿件。为了摆脱这种毫无意义的生活，伊凡像等待灵丹妙药似的等待着有朝一日应召去服兵役。生活中，伊凡似乎注定是个“听差的”。他来回奔忙，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也不想了解周围的人们要他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意义。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当代苏联青年形象。伊凡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持玩笑态度，他性格中玩世不恭的幽默似乎与他的年龄、阅历很不相符。无论对母亲，还是对他所喜欢的姑娘，抑或对编辑部的同事们，也不管他们对自己的态度是真诚还是虚假，伊凡随时随地都会把与他们的相处变成一场喜剧、一则笑话。
难道伊凡对待生活真是这样漠然吗？循着影片创作者的剧作安排，观众不由自主地参与到对伊凡这个典型人物的机械性和无意识性的处世态度的研究中去。可以看出，伊凡那种摇摆不定、反复无常的心态表现，是80年代苏联青年对某种近期目标的反抗，是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标准化的反抗，是对“好心人”的虚伪和刻板的“原则性”的反抗，是这一代年轻人想跨越与父辈的代沟，想被理解，不愿孤独的心情的变异。
影片的创作者给主人公伊凡安排了小信差这个职业，使伊凡在这部影片里成了向父辈们传递信息的人。由初上银幕的杜纳耶夫斯基扮演的伊凡，令人信服地表现了青年人与父辈们的关系：在家中，在工作中，在库兹涅佐夫教授家中，成年人已经不会倾听，不会和年轻人交流了。确切地说，两代人之间已经没有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沙赫纳扎洛夫为了准确地表现两代人之间的代沟，为影片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样式——民俗喜剧，并构建了一个具体的映照式的形象体系。影片的主人公们的言语行为、形态动作，都可以在这个映照体系的镜面上折射出来。在这个民俗喜剧里没有绝对正确的一方。剧情是围绕着各色人等之间的争论展开的。伊凡喜欢用“另一种”样式发表看法。在影片中，主人公那特殊的反抗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伊凡的母亲因为家庭破裂而心情极坏，哭哭啼啼，并为一些小事责怪伊凡时，伊凡的逆反心理占了上风，他对母亲说：“你再哭，我就要……点把火把这房子烧了！”他果然把一堆旧报纸燃着了，扔在地板上。母亲吓呆了，在沙发椅上缩成一团。这时，伊凡好像突然清醒过来了。他对自己感到厌恶，把水浇在报纸上，灭了火，走到窗前，把前额贴在玻璃上。对父亲的思念、对母亲的怜悯，带给伊凡的只有沮丧，他与母亲之间只有“聋子的对话”。在剧情展开的过程中，每个人物——无论是伊凡的好友巴津，还是库兹涅佐夫教授，抑或是编辑部里的几个不同类型的人物——他们各自都诉说了自己的追求和愿望。巴津的愿望是“买一件大衣”，打字员济娜的愿望是“嫁一个日本佬”，因为“他们的工艺是最先进的”，还有人“希望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成年人在银幕上诉说着，争论着。他们的诉说和争论也许不全是真诚的，但是，他们意味深长的目光，脸颊上的红晕、手指上闪烁的戒指，却给了伊凡判断他们真诚与否的可能。然而，每次这样的争论对于伊凡和他的同龄人来说，都是不平等的，成年人的乏味说教都针对着青年人。观众不禁要问，是否正因为如此，像伊凡这一类青年人就只能以沉默或漠然作答。
影片中伊凡的梦被处理得意味深长。伊凡在梦中见到：库兹涅佐夫教授在大厅中央弹竖琴，一个日本人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玻璃震碎了，伊凡看见门背后有一尊他父亲的塑像。父亲问他：“你的情况怎样，老弟？”“一切正常，爸爸。”伊凡回答。很难说导演沙赫纳扎洛夫是否有意识地以这一情景唤起观众对30年前胡齐耶夫的影片《我二十岁》中的那场父子对话的回忆。在胡齐耶夫的那场著名的对话里，牺牲了的父亲在儿子的梦中复活，而沙赫纳扎洛夫却让健在人世的父亲作为一尊石膏塑像出现在儿子的梦中。也许，《小信差》的创作者们重复这个经典式的场面调度的目的在于强调，岁月沧桑，人事变迁，情境重复，但父子间的对话已很难进行。
《小信差》中的一些细节处理很精巧且颇具功力：奔忙了一整天的伊凡睡着了。一道阳光在他的脸上滑过。影片的进程似乎在这一刹那间停止。镜头显得很不自信，把握不定，似乎在探究着主人公，似乎想知道，究竟是谁，为了什么要把伊凡吸引到这并非必要的团团转的忙碌之中？库兹涅佐夫教授为“我们亲手建立的大厦将落入谁手”而担心，观众却听到伊凡用同样的问题漫不经心地问他的朋友巴津。随之，古希腊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被毁坏了的祭祀雅典娜女神的帕德嫩神庙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导演让伊凡看见这些镜头，并通过主人公的眼神，把某种暗示和情绪传达给观众。
《小信差》中尽管有许多“严肃的”、“可笑的”因素，但艺术家们并不想导引出在一般的喜剧片中令观众早已习惯的酸甜的效果，在《小信差》里出现的笑声中，一种潜隐着的不安和担心越来越浓烈，直到一群孩子们在空地上狂舞时，这种不安几乎弥漫了整个银幕，从而凸显出一代青年人精神上的自我感觉——寂寞。在这狂舞的一群中，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但是，寂寞，也许还有对时尚的追求，终于使他们亲近起来。影片结尾处的闪电舞在剧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仅是吸引观众的手段，也不仅仅是对当代青年人集合形象的说明，而是一代人的一种符号，一个神秘的、在旁观者看来是恶意的激情和信仰的符号。青年人闪电式的狂舞充满了戏剧性。他们跳得那么投入，几乎把狂舞当做生活中唯一可做的事情了。但是，伊凡最终没有融入这狂舞的一群。他是小信差，是通讯员，也就是说，他处于两端之间，处于真诚与谎言、未来与过去之间。而未来对于他以及他的同龄人说来，尚未可知。当青年人继续狂舞时，一个脸部被烧伤的战士出现在银幕上，他站在一旁，观望着。这样的处理，可以说，已经越出了民俗喜剧的样式范围了。也许主人公想告诉观众：战争不会使人的精神变得富有，但它会使人的自我意识趋向成熟。导演就这样把等待入伍的主人公伊凡留在了这个生活的十字路口。这种简洁的结尾处理令人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