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6-10-17
[已注销] • 彼岸花:彼岸花
有论者谓小津晚期作品颇得俳句之旨，这是真的，看他晚年作品的名字，俨然就是俳句的点题“季语”：《晚春》、《麦秋》、《早春》、《东京暮色》、《彼岸花》、《浮草》、《秋日和》、《小早川家之秋》、《秋刀鱼之味》。从《彼岸花》开始，他作品中“秋”的意象愈益浓厚，其所体现浓稠沉郁的人生况味，可谓“溢出悲外”。
知堂翁在《药味集》、姚巧梅在《京都八年》都提到或在春彼岸（春分前后七日）或者秋彼岸（秋分前后七日）开花因而得名的彼岸花，据说以前日本人把这种花种在墓地和农作物旁，用以驱赶动物。看起来，彼岸花不是一种吉祥的花，似乎与死亡有某种隐秘的联系。但就象《秋刀鱼之味》中没有出现秋刀鱼，《彼岸花》同样也没有出现彼岸花。小津以之命名电影，只是一种取譬，以表达人生某种枨触难言的滋味。
初看《彼岸花》，即为全片洋溢着的高雅温暖的氛围所触动。虽然是小津的第一部彩色片，已经自成气象，色彩调配已颇协调，那种清丽淡雅，与片中女演员们“香气袭人的姣美与高雅的举止（佐藤忠男语）”相映成趣；主题为小津最拿手的中产家庭嫁女题材，拍来得心应手，处处见出高雅脱俗又不乏幽默的趣味。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对红色的运用：那只在片中跳来跳去位置不断变换的红色水壶，红色的收音机，小津甚至让扮演行人的临时演员穿红色的西装。红色是小津的最爱，按胜本清一郎的说法，红色是大正时代的颜色，成长于大正时代的小津，当然没有道理不钟爱它；或者照唐纳德.里奇的说法，那红色的水壶挹注着小津的感情。不管如何，片中的红色道具，带给人的总是明净暖和的愉悦的气氛，难怪他乐此不疲用了又用。
小津的作品往往有一个趣味横生的开篇，《彼岸花》也不例外。都说小津的电影像能剧，那么浪花千荣子和山本富士子饰演的作为主角一家朋友的一对母女，就如同能剧中主角出场前插科打诨的“胁”（配角），尤其是母亲，一言一行无不引发戏里戏外的欢声笑颜。在轻松谐趣的气氛中，故事慢慢转入正题。情趣高尚的中产家庭，做父亲的看似开通，实则非常保守，朋友的女儿自由恋爱是好事，自己的女儿却不许自把自为。大女儿瞒着他结交男友，不期然提出结婚要求，当然使他大发雷霆:”他养大了女儿，自然关怀她的婚事，她却一声不响地跟别人订了婚。他知道她挑选丈夫的眼光不赖，但他觉得自己在这家庭里给忽略了，自尊心受到损害”。虽然他最终无奈接受现实，同意了亲事，可心中的老大不快却按压不下。这个父亲的形象有点顽固可笑，却又带几份凄凉无助。他对女儿的复杂情愫，相信读过余光中《我的四个假想敌》的人都能理解。影片的结尾，父亲听说嫁出去的女儿因没有得到他的祝福而耿耿于怀，又急急忙忙在那对搞笑母女的安排下赶去广岛女儿家探望。
佐藤忠男说，《彼岸花》中的家庭，是小津描写的一切家庭之中最幸福的家庭，几乎可以说是不发生任何问题的平安无事的家庭。小津在这个家庭里把他一直追求至今的家庭崩溃的危机感根本束之高阁，完全悠悠然沉津于家庭幸福的美梦之中。真的是这样吗？电影结束于父亲搭火车探望女儿的旅途，他望着车窗外往后退的沿途风景，那若有若无的一丝惆怅，其实寄寓着小津殊深的感慨：
“25日清晨，我在外祖母的面前行了好久没有行的两手接席的叩礼，然后特别认真地说‘我要走了’。外祖母笑着说，下次再来。我不由得心里难过。30分钟以后，我倚在从津开往久居的轻便火车的窗边盘算着下星期天再上外祖母那儿去。但见窗外铁轨两旁红色的彼岸花正在怒放。
“我变得Awfully sentimental （十分感伤）。
“咯噔，咯噔……轻便列车行驶在铁轨上，车窗外的彼岸花朝左右两侧退去。
“下次再来，几时重现，盛开的彼岸花。”
小津年轻时非常孝敬祖母，二十岁时因服兵役不得不离开家庭，这时他写给中学时代好友的信中的话。读到它，不由忆起看特吕弗的《朱尔和吉姆》，有香港名影评人舒琪和黄爱玲的评论，其中黄爱玲特别提到，小津和特吕弗，都属于那种早慧的导演，早年即已对世事人情有练达的洞察。这封信可以视为明证。数十年后拍出的《彼岸花》，其实不过是早年这种心情的反映。和祖母的一场分别，他已看出生命之无情：祖母衰老，自己长大，都是生命自然发展的轨迹，离别正好是两种生命的交叉点，使人悲不是喜不是，唯有看着彼岸花在车窗外掠去，“寄无常于形相（唐纳德.里奇语）”。回到《彼岸花》，似乎说的是父女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实则如金炳兴所说，小津要我们认清一个事实，看清生命发展的自然现象。现代的文明制度虽然加剧了伦理关系的松驰，但真正使这种关系断送的，却是顽强的生命本身。我相信父亲坐在火车上的所思所想，和当年小津离开祖母的心情，并无什么不同。
知堂翁在《药味集》、姚巧梅在《京都八年》都提到或在春彼岸（春分前后七日）或者秋彼岸（秋分前后七日）开花因而得名的彼岸花，据说以前日本人把这种花种在墓地和农作物旁，用以驱赶动物。看起来，彼岸花不是一种吉祥的花，似乎与死亡有某种隐秘的联系。但就象《秋刀鱼之味》中没有出现秋刀鱼，《彼岸花》同样也没有出现彼岸花。小津以之命名电影，只是一种取譬，以表达人生某种枨触难言的滋味。
初看《彼岸花》，即为全片洋溢着的高雅温暖的氛围所触动。虽然是小津的第一部彩色片，已经自成气象，色彩调配已颇协调，那种清丽淡雅，与片中女演员们“香气袭人的姣美与高雅的举止（佐藤忠男语）”相映成趣；主题为小津最拿手的中产家庭嫁女题材，拍来得心应手，处处见出高雅脱俗又不乏幽默的趣味。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对红色的运用：那只在片中跳来跳去位置不断变换的红色水壶，红色的收音机，小津甚至让扮演行人的临时演员穿红色的西装。红色是小津的最爱，按胜本清一郎的说法，红色是大正时代的颜色，成长于大正时代的小津，当然没有道理不钟爱它；或者照唐纳德.里奇的说法，那红色的水壶挹注着小津的感情。不管如何，片中的红色道具，带给人的总是明净暖和的愉悦的气氛，难怪他乐此不疲用了又用。
小津的作品往往有一个趣味横生的开篇，《彼岸花》也不例外。都说小津的电影像能剧，那么浪花千荣子和山本富士子饰演的作为主角一家朋友的一对母女，就如同能剧中主角出场前插科打诨的“胁”（配角），尤其是母亲，一言一行无不引发戏里戏外的欢声笑颜。在轻松谐趣的气氛中，故事慢慢转入正题。情趣高尚的中产家庭，做父亲的看似开通，实则非常保守，朋友的女儿自由恋爱是好事，自己的女儿却不许自把自为。大女儿瞒着他结交男友，不期然提出结婚要求，当然使他大发雷霆:”他养大了女儿，自然关怀她的婚事，她却一声不响地跟别人订了婚。他知道她挑选丈夫的眼光不赖，但他觉得自己在这家庭里给忽略了，自尊心受到损害”。虽然他最终无奈接受现实，同意了亲事，可心中的老大不快却按压不下。这个父亲的形象有点顽固可笑，却又带几份凄凉无助。他对女儿的复杂情愫，相信读过余光中《我的四个假想敌》的人都能理解。影片的结尾，父亲听说嫁出去的女儿因没有得到他的祝福而耿耿于怀，又急急忙忙在那对搞笑母女的安排下赶去广岛女儿家探望。
佐藤忠男说，《彼岸花》中的家庭，是小津描写的一切家庭之中最幸福的家庭，几乎可以说是不发生任何问题的平安无事的家庭。小津在这个家庭里把他一直追求至今的家庭崩溃的危机感根本束之高阁，完全悠悠然沉津于家庭幸福的美梦之中。真的是这样吗？电影结束于父亲搭火车探望女儿的旅途，他望着车窗外往后退的沿途风景，那若有若无的一丝惆怅，其实寄寓着小津殊深的感慨：
“25日清晨，我在外祖母的面前行了好久没有行的两手接席的叩礼，然后特别认真地说‘我要走了’。外祖母笑着说，下次再来。我不由得心里难过。30分钟以后，我倚在从津开往久居的轻便火车的窗边盘算着下星期天再上外祖母那儿去。但见窗外铁轨两旁红色的彼岸花正在怒放。
“我变得Awfully sentimental （十分感伤）。
“咯噔，咯噔……轻便列车行驶在铁轨上，车窗外的彼岸花朝左右两侧退去。
“下次再来，几时重现，盛开的彼岸花。”
小津年轻时非常孝敬祖母，二十岁时因服兵役不得不离开家庭，这时他写给中学时代好友的信中的话。读到它，不由忆起看特吕弗的《朱尔和吉姆》，有香港名影评人舒琪和黄爱玲的评论，其中黄爱玲特别提到，小津和特吕弗，都属于那种早慧的导演，早年即已对世事人情有练达的洞察。这封信可以视为明证。数十年后拍出的《彼岸花》，其实不过是早年这种心情的反映。和祖母的一场分别，他已看出生命之无情：祖母衰老，自己长大，都是生命自然发展的轨迹，离别正好是两种生命的交叉点，使人悲不是喜不是，唯有看着彼岸花在车窗外掠去，“寄无常于形相（唐纳德.里奇语）”。回到《彼岸花》，似乎说的是父女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实则如金炳兴所说，小津要我们认清一个事实，看清生命发展的自然现象。现代的文明制度虽然加剧了伦理关系的松驰，但真正使这种关系断送的，却是顽强的生命本身。我相信父亲坐在火车上的所思所想，和当年小津离开祖母的心情，并无什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