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0-08-15
ModestMuss • 激荡·1978-2008:哀悼日，回味激荡三十年
如果按照历史形成的先后角度来看，今天首先是天主教四大瞻礼之一的“圣母升天节”，其次是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再次才是为2010年甘肃省舟曲遇难同胞哀悼日。不过似乎第三个才是今天的主角，也难怪中国是一个好了伤疤就（才）会忘了疼，喜新厌旧的国度。
全国的所有电视台都在转播中央电视台1套和新闻台并机播出的新闻节目，虽然不全是播报灾区消息的，还是有够无聊，而且所有的台标和新闻内容中色彩过于丰富、艳丽的片段都做了处理，看上去大家心情似乎都不太好。例外的只有两个台，一个是中央2套（财经频道），另一个是上海电视台财经频道。
上海财经（第一财经）频道播出了2008年年末制作的《激荡·1978-2008》专题片，如此分析客观、叙事清晰而又有特色的制作还真是让我惊叹。除了所用材料非常详实、组合非常有新意之外，被访问的人物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重要的历史亲历者——财经新闻记者。他们的真知灼见在回首的过程中越发闪耀出智慧的光芒。我特别有印象的是，在叙述1997年这个对国企发展前途有着非同寻常的扭转意义的年份最后，影片提到了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提到了主演葛优在影片末尾说的一句话：“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而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片段是谈到了“世界工厂”的问题，一位嘉宾讲了中国指甲钳厂商向“9·11”纪念活动组织者——美国某基金会卖了500万只指甲钳作为活动纪念品，这一点点的创意背后的用心，才是中国这个劳动人口素质不高、但基础劳动力成本优势极高的“世界工厂”（在这部纪录片里，称中国连工厂都称不上，只能算是一个车间）真正的出路。
这部纪录片除了精致的画面、深度的访谈、沉着而恰如其分的情感把握之外，还有非常值得称素的一点，那就是多提政府，少提党。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抗震救灾，出现的都是政府总理的画面，甚至没有对国家领导人用任何称颂的词汇，只是就事论事地借用史料罢了。这份理智是难能可贵的。
专题片是有感情在的，感情在这三十年的不易，在每一个为新时代中国经济付出自己或喜或悲的经验的奋斗者，在这个时代的经济英雄们对这个社会乃至国家的责任感。的确，从朱镕基开始（甚至从邓小平开始），国进民退的思路就一直在政治层面的顾虑和犹豫中蹒跚前行着，而当这一政治转型、经济转轨的关键时刻，如何激发来自社会的力量承担起民族危亡的大任，变成了所有问题的核心。
宋思衡这个非常有经济头脑，懂得用噱头赚钱的青年钢琴演奏者因为哀悼日取消了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他提到了自己和瑞士巴塞尔乐团成员聊哀悼日的情形，他们说，在欧洲诸国，哀悼活动往往是全部自发的。这让我想到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刚刚过去的84岁生日，电视上的报道说，虽然卡斯特罗没有露面，但百姓们都自发为他庆生。我想，当一个国家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境界，哀悼日大概也会有这样的场景：虽然党和政府没有露面，但百姓们都自发为遇难的同胞哀悼吧。
全国的所有电视台都在转播中央电视台1套和新闻台并机播出的新闻节目，虽然不全是播报灾区消息的，还是有够无聊，而且所有的台标和新闻内容中色彩过于丰富、艳丽的片段都做了处理，看上去大家心情似乎都不太好。例外的只有两个台，一个是中央2套（财经频道），另一个是上海电视台财经频道。
上海财经（第一财经）频道播出了2008年年末制作的《激荡·1978-2008》专题片，如此分析客观、叙事清晰而又有特色的制作还真是让我惊叹。除了所用材料非常详实、组合非常有新意之外，被访问的人物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重要的历史亲历者——财经新闻记者。他们的真知灼见在回首的过程中越发闪耀出智慧的光芒。我特别有印象的是，在叙述1997年这个对国企发展前途有着非同寻常的扭转意义的年份最后，影片提到了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提到了主演葛优在影片末尾说的一句话：“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而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片段是谈到了“世界工厂”的问题，一位嘉宾讲了中国指甲钳厂商向“9·11”纪念活动组织者——美国某基金会卖了500万只指甲钳作为活动纪念品，这一点点的创意背后的用心，才是中国这个劳动人口素质不高、但基础劳动力成本优势极高的“世界工厂”（在这部纪录片里，称中国连工厂都称不上，只能算是一个车间）真正的出路。
这部纪录片除了精致的画面、深度的访谈、沉着而恰如其分的情感把握之外，还有非常值得称素的一点，那就是多提政府，少提党。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抗震救灾，出现的都是政府总理的画面，甚至没有对国家领导人用任何称颂的词汇，只是就事论事地借用史料罢了。这份理智是难能可贵的。
专题片是有感情在的，感情在这三十年的不易，在每一个为新时代中国经济付出自己或喜或悲的经验的奋斗者，在这个时代的经济英雄们对这个社会乃至国家的责任感。的确，从朱镕基开始（甚至从邓小平开始），国进民退的思路就一直在政治层面的顾虑和犹豫中蹒跚前行着，而当这一政治转型、经济转轨的关键时刻，如何激发来自社会的力量承担起民族危亡的大任，变成了所有问题的核心。
宋思衡这个非常有经济头脑，懂得用噱头赚钱的青年钢琴演奏者因为哀悼日取消了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他提到了自己和瑞士巴塞尔乐团成员聊哀悼日的情形，他们说，在欧洲诸国，哀悼活动往往是全部自发的。这让我想到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刚刚过去的84岁生日，电视上的报道说，虽然卡斯特罗没有露面，但百姓们都自发为他庆生。我想，当一个国家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境界，哀悼日大概也会有这样的场景：虽然党和政府没有露面，但百姓们都自发为遇难的同胞哀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