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40年前发生的事情，但是我怀疑如果我能够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堂堂正正地经营一家唱片店，最后可能也会走向差不多的道路，也未必能比他们走得好。

Geoff 年轻时在采访里说的那段话可能是很多人的心声，也是他们（包括我）在明知局面并不乐观的情况下还在做自己的事情的动力。市场可能是个骗局，如果你给人们公平的选择机会，他们未必会选择主流文化产品（垃圾）。这种观点是那种可疑的理想主义，你可能永远也无法验证它的真假，但照着去做，也总会有所收获。

我完全理解影片中段，Rough Trade 厂牌转型时面临的挣扎，也并不认为他们工作方式的转变仅仅是在回应资本扩张的要求。目睹 Geoff 的变化，多少提醒了我：你也许不会变成你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但你也确实也不再是曾经的自己了，喜好、追求都会有所变化，而且一切都来得十分自然。初创时的 Rough Trade 有一种熟悉的公社氛围，音乐和唱片更像是他们实践行动的其中一环。得益于彼时聆听渠道的相对独占性，唱片店确实是个能够以小搏大的前沿文化阵地。不过网络越做越大，行业越涉越深，我想核心人物的志趣在此时应该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家叫做 Rough Trade 的唱片店本体不再是必须的，发行和推广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音乐似乎是更有意义的工作。事实上，我所在单位的主理人们也经历了这样的转型。

从佛系运营一家偶然开业的唱片店，到为了旗下艺人绞尽脑汁做推广，我想大概对于 Geoff 来说，“音乐”本身的意义越来越重要，他的任务变成了挖掘有价值的声音，并确保它能得到应得的关注。表面上看，从一开始天不怕地不怕的干就完了，到后来小心翼翼处处受限只为推广运营，似乎是很经典的理想主义衰落路线。曾经并且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干就完了没什么不好，那些吹毛求疵又不肯降低要求的都是事儿逼，都是脑袋被一套说辞给建构了。但是，也许是对这些英国同行面临的抉择太感同身受了吧，我也可以想象自己“背叛”自己的那一天了。最终，Rough Trade 作为一个个性化选择，完美地内嵌于资本主义唱片工业之中了，但究竟是这套系统收割了他们的独立精神，还是他们主动出击在主流中开辟出一方另类天地，似乎都说得通，从过去、现在到未来，都一直会有人为了这样的选择而纠结。

对我来说另一层面的感伤在于作为一家唱片店也好厂牌也好，我们甚至不具备正常生长的土壤。这儿有足够的法条来制止甚或惩罚一笔涉及外国二手唱片的交易，独立出版物被认定非法牟利的案例也屡见不鲜，辛辛苦苦上传的淘宝条目一夜之间就会被全部删光。空有一腔热血无法施展，因为施展可能会招致自身的毁灭；在现单位也待了一年半但经手的客人越来越少，常常没有店员的实感（但我也还是爱这份工作），也不好意思和 Rough Trade 互称同行。这里面固然有时代变了的原因，但客观来说在外面的世界里，黑胶的境遇其实没有那么糟，几位店员延续经营下来的 Rough Trade 唱片店也还好好的活着。尽管黑胶早就不再是音乐唯一的介质，作为一种不便携带的实体它也必然处在一个更长的衰退周期之中，但其中漫长过去岁月所积累下来的音乐养分，在今天还远远没有完成充分的梳理和释放。

在我被上家公司开除，后来又去仲裁，并退掉了房子暂离上海安心等待唱片店的录用时，我心目中想要比肩的同行有： Probe 的 Pete Burns，在他全职成为 Dead Or Alive 的主唱之前，他是这家利物浦唱片店的活招牌（纪录片也提到了 Probe 在早期的 Rough Trade 分销网络中），以辱骂嘲笑顾客的音乐和着装品味著称，虽然我不是想学他，只是对那样的画面很好奇；还有祖籍曼彻斯特的精神柏林人 Mark Reeder，在唱片店工作的经历让他爱上了德国前卫音乐，最终来到柏林墙倒塌前回光返照的西柏林，见证并参与了一段传奇地下音乐场景的绝唱。我分别翻译了讲述他们故事的文章（ Pete Burns —— 一种赞美 / 被遗忘的西柏林时光：Mark Reeder的80年代），翻译计划也是从那时开始起步的。真正进入这个行业之后，也见识到更多平凡、谦逊但都心怀热爱的从业者们，让我更加确信唱片店的位置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能够观察，聆听，也可以鼓吹。在唱片店暂时不会消亡的近未来里，还是让我继续赖在这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