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4-28
Lucius Fabius • 使徒保罗:寻找上帝之城——观影后的历史回溯
[摘要]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在西元第一个世纪迅速成为罗马帝国底层拥有重要影响力的主流宗教。虽屡遭迫害打压，但基督教终究通过渗透入军队的方式得到了世俗统治者的承认，最终成为末代罗马帝国的国教，并在奥古斯丁手下发展出相对成熟完整的理论体系。起源往往接近于本体真相，而基督教在千年发展中出现了偏差并因此导致没落，笔者希望回到教义与发展历程一探究竟，并阐释自己的宗教价值观。
[关键词]早期基督教，耶稣，《米兰敕令》，圣奥古斯丁
基督教是犹太教的衍生品，历史起源应始自拿撒勒的耶稣诞生。耶稣以种种神迹和劝导布道传播信仰，而真正对于基督教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则是在一世纪初传教的使徒圣保罗（天主教译作圣保禄）。大体上可以确认，在西元第一个世纪，基督教成型了；基督教的核心思想是博爱，是耶稣牺牲自我为全人类赎罪的“神爱世人”，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在物欲横流的罗马帝国时代，逆流而行的基督徒们以苦行和关怀感染了许多底层民众，并让影响力在混乱的帝国晚期通过蛮族的晋升渗入上层和军队。随着《米兰敕令》颁布后外部迫害的减轻，基督教思想有了第一次整理的机会，在几次宗教大会厘清正统与异端后，圣奥古斯丁成为了早期基督教的集大成者。罗马帝国在他身后隳灭，精神的罗马帝国却已冉冉升起。
基督教在西方历史上始终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从罗马帝国末期的民间精神支柱到中世纪的绝对权威，从宗教改革与战争后的日益衰微到今日争取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它已然融入了西方文明的空气之中。其兴衰演变与如今的毁誉参半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人普遍性的信仰危机，让笔者产生了一个心愿：笔者希望通过多次小论文的撰写累积，实现对基督教本原教旨的还原，甚至通过合理的调整让基督教重新融入现代社会，发挥从前教化大众、凝聚人心的作用。这是一个比较宏大的想法，本文则是笔者的第一步：探寻这一可贵思想在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前的兴起。
一、研究综述
关于基督教早期发展，除了《圣经》这本公认的原典之外，《伽勒里乌斯宽容敕令》、《米兰敕令》、《上帝之城》、《忏悔书》、《论三位一体》等也是早期基督教的重要著述。然而由于时间限制和语言隔阂（非母语原典大大延长了阅读时间），笔者不得不以略读的方式，即通过参考他人书评与学报探略的方式完成了对于原典的阅读。
学界对于基督教的早期发展史也是著述颇多，主要包括对早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宏观研究、帝国宗教政策变化的推动者（君士坦丁、伽勒里乌斯、狄奥多西等）和阻碍者（尼禄、戴克里先、“叛教者”尤利安等）的中观研究、《忏悔录》《上帝之城》作品解读的微观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学者包括前辈泰斗徐怀启老师、中央民族大学的刘爱兰老师和王遥老师、波恩大学的徐龙飞老师等人，而针对本文主题开展研究最全面的则是复旦大学世界史系的杨锐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就叫做《论早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笔者作为一个入学不到一年的本科生，面对着前辈的高山，的确仰止慨叹良久。尤其是自以为原创的推论，在前辈们的文章中大多找到了雷同之处，不得不说令人沮丧。尽管预感到了本文大概率成为学术垃圾的可能性，笔者还是希望把本文写成，在边角处提出自己观点的细微补充，尽力做到无愧于心，实现自己心中的愿望吧。具体的前代文章，可详见文末参考文献。
二、拿撒勒的布道者
公元元年12月25日，耶稣出生在伯利恒的马厩。根据《新约》记载，年少的救世主就天资聪颖，知晓自己来到人间的使命。三十岁在约旦河畔受约翰洗礼后，在东地中海沿岸开始了传教。一方面耶稣展示了种种神迹：用有限的“五个饼两条鱼”喂饱大批饥民，让渔民丰收，医治残疾病患和麻风病人，甚至是让人复明、复活；另一方面又在各种神殿中布道，对不信奉基督的异教徒进行教化，因而与异教徒祭司们——主要是本土的犹太教祭司、文士们发生了矛盾。
来自本土的反对势力主要包括祭司贵族们组成的撒都该人、支持希律王统治的希律党人、恪守犹太教规和成见的法利赛人。自从希腊化时代末期马加比起义成功后，迦南地的犹太人一直是以政教合一的方式进行自治的。因此尽管有犹太祭司成分，撒都该人和希律党人更加世俗化，追求世俗享受，接受偶像崇拜；反而是法利赛人作为犹太教律法的坚定支持者，试图实现迦南地犹太教的净化。他们希望犹太人的领地上只有唯一的信奉耶和华的宗教，并且对于教条的遵循严苛到了病态的极致，甚至连安息日治病都被视为禁忌。与他们相对的，耶稣称自己为神之子、弥赛亚，公然在犹太会堂传教、甚至食用祭祀用的饼，又在安息日治病救人，从根本上触犯了犹太教信条和祭司们的利益，因此为以上三类人所不容。
耶稣受辱被钉死是彼拉多总督对犹太人自治势力的妥协，本质上是犹太保守势力处决的耶稣。由于罗马帝国神化元首的宗教，民族或地方宗教若想在罗马帝国得到宽容，就得承认元首神的地位。然而耶稣以自己为犹太人的“弥赛亚”，也就是带领犹太民族复兴的“受膏者”“大卫王再世”，因此反对耶稣的犹太人威胁彼拉多，如果不处死耶稣，就意味着彼拉多不忠于帝国元首。通过这种控告，犹太人达到了目的：耶稣最终被彼拉多处死，并经历了三日后复活与四十日后升天。尽管所有的神迹都是《新约》的孤证，但作为宗教圣典，千年来一直为信徒所深信尊奉。就耶稣本人的生平来说，最值得敬重的在笔者看来就是宽容与博爱。与犹太人的谚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同，耶稣教导信众“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一如初唐贤相娄敬德“唾面自干”。这种良善的美德在笔者眼里称得上基督教思想体系中最可爱的明珠。
三、向死而生的传教士
耶稣升天后直到《米兰敕令》颁布期间，基督教被称为“大公（catholic）基督教”，也就是普世的、大公无私的，最初由安条克大主教伊格纳修使用。大公时代的基督教就是在此起彼伏的迫害中艰难求生的。
约在公元36年，基督教在犹太地区遭受了第一次大规模迫害，圣徒史蒂芬（教廷通译为“司提反”）惨遭犹太人投石而死。“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而投石的凶手之一，就是日后的伟大使徒保罗(Paulus)——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犹太教徒，希腊名唤作扫罗（Saul）。作为一个法利赛人的后代，他曾经极度敌视基督教、基督徒，直到在大马士革遭遇神迹的审判，在基督感化下皈依了他曾经敌视的宗教，同时，保罗还建立了“使徒-长老-执事”构成的地方性教团组织，让基督教在安条克之外又新增了亚历山大、以弗所、迦太基等多个新的结点，像一棵大树一样生长枝桠，将基督教传遍地中海地区。不分阶级的平等博爱思想深受底层平民和奴隶的欢迎。到了2世纪图拉真统治时期，比西尼亚·本都行省（今土耳其北部、黑海南岸）的长官小普林尼报告，当地的诸神庙堂已经荒芜，而基督教则声誉日隆。
公元64年罗马大火发生以后，基督教遇到了第一次迫害高潮。相传尼禄皇帝为了修建新宫殿焚烧了罗马城，并嫁祸到了基督徒身上，于是包括圣彼得、圣保罗在内的大批传教者被凌辱后斩首、钉十字架或活活烧死。据圣经记载，彼得自认为由于基督蒙难时的三次否认，没有颜面与基督享有同样的待遇，因此是被倒着钉死的。尼禄的昏君之名是否属实有待商榷，但将大火归咎于基督徒是板上钉钉的不争事实。尼禄曾吩咐手下的被释奴隶去调查，得到的反馈集中在元首蓄意纵火和基督徒可疑两点。笔者认为，由于基督徒秘密集会、朴素节欲，同当时罗马社会奢靡享受的主流风气格格不入，已然遭到许多不了解基督教的异教徒的猜忌，因此首次全国性的基督教迫害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帝国元首急于撇清干系的一己之为。
此后迫害间或进行，烈度基本随着皇帝个人喜好而定。比如弗拉维王朝的图密善统治时期，处于加强君权的目的，对于不信恺撒的基督徒们进行了迫害；五贤帝时代则相对宽容，基本是井水不犯河水，不过由于马可奥勒留笃信哲学，与基督教神学观念产生分歧，因此他统治期间对基督教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打压。
同样是不承认皇帝的一神教，为什么犹太人就没有遭受同样的迫害呢？刘爱兰老师将这归因于屠杀全体犹太人太过残忍，然而笔者却认为，由于犹太教的狭隘性（只有犹太人才是耶和华的选民），犹太民族不会如基督徒一般执着于向自己民族以外传教和破坏偶像。犹太人再怎样不祭拜皇帝也不会威胁帝国的稳定统治，毕竟犹太人只占据着罗马帝国子民的一小部分，而且在1世纪的多次起义与平叛中，犹太人的家园早已被摧毁，整个民族早已离散四方；而基督徒则不然。基督教进取的传播性配合天国理想主义的光芒，让其拥有了极强的感染力。他们会在共同信仰的指引下一呼百应，拥立一个与皇帝崇拜完全对立的“唯一的主”。基督徒又坚决反对偶像崇拜，与供奉皇帝塑像的帝国宗教产生了进一步的冲突。这并非耶稣生前那句“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就可以调和的，因而他和他的信徒依旧在追求专制统一的政治需求面前依旧不能避祸。
随着帝国黄金时代的远去，3世纪的罗马帝国陷入混乱和分裂；而与政局相反的是，基督教在2世纪初步形成的教会组织领导下成为愈发团结的整体，与帝国统治者和异教徒的距离更大了。在统治受威胁的恐慌下，乱世的罗马皇帝们进行了更多迫害。3世纪早期的塞维鲁王朝是帝国最后相对安定的时代，整个王朝由于官僚结构的东方化，受到了更多基督教的影响，对于基督徒普遍宽容。塞维鲁父子甚至像包容犹太人一样允许基督徒不拜自己——只要他们对皇帝和帝国忠诚。不过在王朝覆灭后，新即位的各路皇帝们彼此倾轧，迫害时常发生。最后一次迫害高潮是戴克里先时代，那是一场血流成河的强迫性的基督徒举国献祭，教堂被毁、教徒被害，连皇帝的基督徒妻女也不例外。不过，被称为“大迫害(The Great persecution)”的艰难时段激发了更多平民大众的同情，在戴克里先退位、浪潮逐渐平息后，基督教的影响力反而愈发扩大了。当然，这份同情与基督教的既有传播基础和基督徒的“和光同尘”是分不开的。误会在传播中被澄清，隔阂在交往中被打破：基督徒不是什么秘密会社，就是一群以教会社区形式连结在一起互帮互助的群体而已。他们面对死亡的坦然，他们对于自己信奉的主那份热忱的虔诚，他们所向往的永生的天国，深深感染了动荡年代的平民、军人和迷茫的上层贵族，甚至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元首——比如帝国第一份宽容敕令的发布，就是行将就木的迫害者伽勒里乌斯惧怕上帝的惩罚，试图通过赦免基督徒来祈求身体的健康。此外在伽勒里乌斯的敕令中，元首规定了基督徒有义务在自己的上帝面前为帝国的安宁祈祷，服从帝国的统治，暗中揭示了基督思想已经在元首心中埋下种子：元首已经将自身健康和帝国的安危寄托在了基督教身上，比塞维鲁时代服从统治下的宽容更进一步。伽勒里乌斯死后经过内战，生于基督教家庭、对基督教素有好感的君士坦丁获得了帝国的最终统治权，以《米兰敕令》和临终受洗的方式终结了大公基督教时代的苦难。
大公时代，基督徒中涌现了大批伟大的传教士与殉道者，他们在高压之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传播自己所相信的，拯救自己所能帮到的。“帝国崩溃之际，基督徒以非同一般的凝聚力，照顾寡妇、孤儿和老人。每当瘟疫流行、城市被围，唯有基督徒在看护伤员，掩埋尸体。对于罗马帝国大量无家可归、众多孤独无依的人们，教会是他们获得认同、发现生命意义和继续活下去的唯一希望。由于不受任何社会、种族或知识程度的阻碍，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这个开放的团体，基督教也在入侵的“蛮族”中传布，并形成各民族的大家园。在这个团体里，不论是有权势的国王的近臣还是平民和奴隶，都被视为兄弟姐妹，一起过着平等、行善而友爱的生活。”不少文学影视作品，如电影《使徒保罗》、《暴君焚城录(Quo Vadis)》、小说《沉默》都展现了这份可贵的信仰的力量。在信仰缺失、精神空茫的今天，重振这种心灵力量十分重要。人们心中有所归依，行为也就有了目的，生命也就有了意义。比起在虚无中庸人自扰，不如选择一种去相信、去实践善行。
四、落日余晖下的苦尽甘来
公元312年，《米兰敕令》颁布。此乃帝国油灯将枯前，教徒重获新生日。敕令以官方文件形式承认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平等地位，并明令保护教会财产，将塞维鲁时代的宽容政策和伽勒里乌斯的敕令进一步落实。敕令的颁布，意味着帝国政统和基督教道统从以往的压迫反抗关系正式转变为合作关系。笔者认为，这背后的关键因素是基督教对军队的成功影响。
尽管基督教早已影响了大量的底层民众，但在罗马帝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军心而非民心。帝国晚期，军队的民族结构复杂化，更多的蛮族凭借勇猛好战的强健体魄成为帝国武装力量，在混乱的三世纪，位于中枢的近卫军更是拥有对于皇帝的生杀废立大权，地方军团则随时兴风作浪。可以说从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时代近卫军建立开始，皇帝或多或少都必须迎合近卫军或地方军团的利益。因此当蛮族军人受到基督天国理想的感化皈依了基督教、军教“合作”（或者说“合体”更加形象）的时候，皇帝为了统治的稳定，必须与基督教合作。同时，基督教宣扬秩序与道德的教义和初具规模的教会组织有利于重组因长期混战而分裂的帝国诸行省，通过精神力量重建对于统一中央的认同。因此政教从冲突走向合作是时代的必然。而不久之后的尼西亚宗教大会，则是政教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宗教大会由世俗力量的最高代表君士坦丁皇帝召开，就“三位一体”等争议热点进行了辨析，裁定并驱逐了异端，贯彻了皇帝的意志。
在君士坦丁去世后，他的继承者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341、346年先后颁布法令, 禁止一切异教崇拜, 关闭所有异教神庙，不过很快被“叛教者”尤利安皇帝停止。随着尤利安战死，世俗统治者最后的异教色彩被抹去。375 年瓦伦斯恢复君士坦提乌斯的禁令，并宣布罗马皇帝不再充当神庙的“最高祭司”——这表明基督教的国教地位开始确立。392年，东西分裂前最后统治全国的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再次颁布法令，以罗马帝国的名义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三年后，帝国分裂。公元410年，罗马城陷落，西哥特人疯狂的洗劫了曾经欧洲最强大帝国的繁华首都。罗马市民惊惶地出逃，乘着船将敌人的恐怖暴行带到了帝国在北非的行省。时任安纳巴大主教的奥古斯丁也听闻了此事，以及与这个消息同时漂来的流言：帝国遭受如此不幸，就是得归咎于基督教取代了古老的多神教信仰，因此抛弃了诸神的帝国也被诸神抛弃。这类流言蜚语基督徒们早已听惯了，从三百多前的那场大火算起，似乎什么灾难的成因都可以扣上信奉基督的帽子。这一回，奥古斯丁决定反击，于是耗尽三年光阴，编成伟大的《上帝之城》。异教徒把罗马城的陷落与劫掠归咎于帝国对多神信仰的抛弃，而奥古斯丁则表示这是罗马人自我放纵的报应，是罗穆路斯杀害兄弟的原罪果报。所谓“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罗马以劫掠兴国，也必将以被劫掠亡国；基督教追求精神的善的上帝之城，因此与帝国国运相反，得以繁荣发展。罗马城不过是惩罚世俗之城的堕落，但追求精神而非肉体享受的信众依旧会得到救赎。基督徒们的信心再次得到强化。又过了半个多世纪，西罗马帝国陨落，中世纪的黑幕徐徐拉下。但在黑暗中，遍布欧洲和地中海沿岸的教堂与修道院点起了微弱的烛火，保存了古典文化古籍，约束了皈依蛮族的暴行，并作为面向君主和贵族的制衡力量，在中世纪时常制约着他们的为所欲为。
“叛教者”尤利安是帝国余晖中唯一一个逆流而上的皇帝，他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构建哲学体系下的新众神体系，然而文武兼备的他唯独没有具备一颗体察民意的心——他所宣讲的哲学早已不是共和国时代公民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事物了，哲学已经脱离了民众太久，太过曲高和寡了；而旧有诸神无法像基督在人间的使者们给予民众关怀和天国的希望，因此早已被大多数人抛弃。在此之上，试图凭借旧有诸神的名义建立新的信仰则更是难上加难。宗教作为社会的稳定剂之一，需要给人切实的关怀和希望，赋予人生意义和目的，继而激发社会进步的内生力。无论是天国还是极乐世界，宗教都要给存在一个解释，给人一个盼头。基督教在尤利安皇帝的自创宗教面前，明显更具有说服力。但是，尤利安皇帝对于基督教的某些批评，还是值得思考的，例如其不宽容与反智主义。
与它的滥觞源头犹太教相比，诚然基督教相对地更加宽容：他们否认犹太民族是上帝唯一的选民，认为任何外邦人只要相信上帝行善去恶，同样可以升入天国。当然，严苛的一神论加上外邦人的资格，让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更具有破坏性和强迫性——他们总是希望更多的人摒弃原有的异教皈依基督，从而衍生了逼迫异教徒改变信仰的恶行，这又是基督教不宽容的一面。在得到宽容后不久，这种不宽容的攻击性就体现了出来，迫害的双方倒置了，仿佛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最恶性的、令笔者发指的就是希帕提娅之死。希帕提娅惨遭侮辱分尸，而凶手却因为国教的庇护逍遥法外。
希帕提娅和基督徒凶手们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于科学哲学的探索；二是女性的身份。由于涉猎天文占星，希帕提娅不免要进行观测，因此被诬陷为巫术；在哲学世界的探索，也被视为“食用禁果”一般的罪行。基督教存在反智主义色彩，从《旧约·创世纪》中就可以体现。但笔者认为，这几句话不能单纯理解为反智主义。《圣经》原文所载禁果的功能是知晓“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所强调的是名词后的定语：知善恶。笔者结合心学四诀和佛教思想，有所感悟：上帝所希望亚当夏娃保持的，是“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原初状态。世间本无善恶对立，有的是“无”的圆满。当善恶出现的时候，也就出现了“有善有恶意之动”的妄想和分别心，从而远离了原初，被视为堕落。背负了原罪，就必须要“为善去恶是格物”了。然而基督教从帝国晚期开始就片面地把这句话理解为蒙昧主义，进而要让信徒保持愚蠢才可得救。本质上反智主义是二次诠释的错误，但又确实以反智的形式在历史中体现，因此笔者表达为“色彩”，正是由于该标签是后世阐释有偏差的地方。在希帕提娅生活的年代，这种观念业已形成，因此出现了科学与宗教的矛盾。
而女性身份则是伴随基督教女性观念的发展而遭受敌视的。《创世纪》中，夏娃是亚当的肋骨所造，因此女性对于男性的从属地位滥觞初现。1世纪保罗的教导和4世纪末奥古斯丁女性观，则让基督教语境内的女性彻底变成从属，非常像同时代中国三纲五常的形成和深化。究其原因，在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分工中，女性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接触知识、开拓眼界的机会的确不如男性多。因此这种性别差异是有原因的，并最终导致了希帕提娅的惨死和后世基督教对女性的压制。
希帕提娅的悲剧本应引起教会的警觉：他们已经在违背博爱的教导了。然而教会没有，只是粗浅的把她的尸首和名声扫入异端的灰烬。于是从小微起，成大困剧。就在5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刻薄取代了宽容，博爱的信众开始变得疯狂残暴而且闭目塞听，执着于清洗异端。千年之后，基督教终于被反抗者从神坛上掀翻。有谁还记得它本来的样子呢？
五、结语：灵性道统的重建
帝国灭亡后，基督徒始终在前往上帝之城的路上孜孜不倦，然而走到今天，似乎早已迷失在了资本主义祛魅和后现代解构之中。上帝之城究竟在哪里？究竟怎么去实现？笔者心中有答案，答案要从古籍教导中挖掘找寻，所谓“信而好古”，所谓“法先王”。
笔者认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先锋所批判的种种禁锢并未触及本质，基督教本质问题在于宽容。诚然，正文中笔者已经谈到，基督教已经比犹太教宽容许多：教会所帮助的是所有人类，无论他是否是犹太人；天堂也不是犹太人的一家乐园，而是面向所有的选民。但是，也恰恰是可劝化信徒的范围扩大，基督徒就要逼迫更多的人去相信他们所信仰的主。加上《旧约》“十诫”第一条“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和《新约·马太福音》的一神论训诫，让基督教在传播至异邦的时候存在破坏性。但同时，耶稣又随时再教导博爱与平等，耶稣的和使徒并不因病人或祈祷者是非基督徒就不予帮助。笔者认为，这才是更加接近原教旨的。在笔者看来，任何宗教（邪教绝不是宗教，而是邪恶的、迷信的教育）都是劝人向善的，都是在追求人格的完善的，只不过是表现的方式不同。有的像印度教强调苦修，有的像伊斯兰教强调斋戒，有的像基督教强调弥撒；印度教徒奉读《奥义书》，伊斯兰教徒奉读《古兰经》，基督教徒奉读《圣经》，尽管神灵不同，但都是在劝人为善去恶。笔者认为，基督教教会应允许多元宗教共存，并为了人类道德的完善共同努力。接受基督教思想的信徒自然应该恪守戒律信奉一神，而信奉其他宗教的，基督徒也不必视为异端强迫其改变信仰。
批判完教会自身的偏激，我们也要反过来看看近现代以来针对基督教的祛魅和解构是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宗教在笔者的眼中从来都不是那种狂热的、迷信的神学，甚至神在宗教中的角色都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宗教之于笔者的定义是“重要的教育”，所有的宗教无论大小都是劝人向善，而神迹神祇的存在不过是教化的手段。笔者所好奇的是自古以来不断试图证伪神迹的人们，他们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呢？文艺复兴以后愈发大胆的人文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们，或许脑海中只剩下了对一切桎梏的痛恨，还有对自我理性的盲目自信；甚至也不排除像当代历史学家大卫欧文一样的市侩，为了博取名声而公开否认纳粹大屠杀。然而无论如何，一味解构神迹和权威，本质上就是在消解权威的影响。正如吴思在《潜规则》杂编中所写的，那些信奉科学的理性主义者眼中的“迷信”很多时候恰恰要比人为制定的法规制度行之有效得多。理性上明白不一定能在情感上做到，然而超越理性认知范围的灵性震慑则能够将影响深化，真正促成个人用内生力约束自己。因此余英时先生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提出，中国政统缺乏制衡力量是由于中国的道统没有形成西方的教会式组织权威。人类在认可自我价值的同时绝不能走向妄自尊大的极端，人类要承认理性的掌控是有限度的——比如情感很多的时候就会击垮理性。这个时候往往需要超越理性力量的一些事物：超自然的，神性的，让人产生内生力（内生的另一种情感）去约束可能会导致恶性后果的情感冲动。例如地狱的存在让作恶者惧怕果报，从而避免了恶行；统治者惧怕天谴神罚，从而被迫对民众施加恩惠。而从近代以来强调的法度，本质上依旧是由人制订、由人解释的，并不会因为参与者的多少就会增加超越性——人类依旧需要超越人类本身的事物去约束自我。
今天，部分西方人依旧在汲汲于从各种层面开展精神约束力量的重建，例如教会依旧在传教；而洛夫克拉夫特构建克苏鲁神话系统本质上也是在批判20世纪初欧美文化圈中已然膨胀到极点的理性主义，试图用无法被解释的恐怖去重建人们对于自然、世界和宇宙的敬畏。但这种文学作品如今只在小众之间传播，成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一旦解构，想要再恢复就已经近乎不可能。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有灵性的信仰、宗教、权威，绝不能妄自尊大地任意解构，而是要在解构之前要有尽可能充分全面的认识，不仅是了解这种思想的构架，更要明白它的作用和解构的后果严重性。
余英时先生在多部作品里都谈到古代中国的道统和政统平衡问题，尽管理想状态是政统受制于道统从而实现德政，然而道统在中国总是屈服于政统的暴力机器，甚至曲道以逢君，和暴力机器合作；在西方则是世俗力量反复与教会争夺，最后教会由于自我腐化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连击一蹶不振，一如发生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变革，由于传统文化的自我腐化和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外力从此断代。灵性道统在东西方的没落在笔者眼中是一大悲剧，因为这意味着天道所具有的神秘性和权威性在科学的解构下丧失殆尽，政统的暴力失去了最有力量的束缚。
笔者以为，美好的上帝之城在凡间的实现绝不能依靠对于自我的压抑和扭曲，也不能单纯依靠被理性主义者吹捧到神圣的法律。笔者对于法律始终有不信任，因为法律可以任暴力最强者解释，并不会因为法律刻在了铁板上就具有了权威性：维持法律的是暴力机器，随时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依旧是最强暴力。真正超越暴力压制暴力机器的在历史上大概只有灵性的神的制裁。科学或许可以解释很多，但那种神性的、灵性的色彩和元素，它们是必要性的威慑存在。因此通过宗教信仰的重建，实际上是实现灵性道统的重建，进而激发政统的内生约束，配合法制形成道统主导政统、政统辅助道统的格局——是的，人类世界是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的兼容之处，因此道统和政统需要合作。在这种格局下，上帝之城才有在人间实现的基础。这个过程中最需要注意的是道统力量的自律，不可重蹈中世纪基督教或者清末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力量，因为自我堕落导致世人诟病。
以上。
参考书目：
一、原典专著类
[1]《圣经》手机APP。
[2][罗马]塔西佗：《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
[3]徐怀启：《古代基督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4]连东、张喜爱：《基督教的传承与变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5][美]玛格丽特·迈尔斯：《道成肉身：基督教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6][美]胡斯托·冈萨雷斯：《基督教史：初期教会到宗教改革前夕》，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7]林荣洪：《基督教神学发展史》，译林出版社，2013年。
二、论文期刊类
[1]杨锐：《论早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复旦大学世界史博士学年论文，2003年，导师：张广智。
[2]唐彬：《尼禄与克劳狄王朝的灭亡》，湖南师范大学世界史硕士学年论文，2010年，导师：杨俊明。
[3]张立可：《二世纪基督教教义的独立与教派分化》，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博士学年论文，2015年，导师：王晋新。
[4]王遥：《“异端”的挑战与“正统”的形成——朱利亚努斯“叛教”及其历史意义初探》，中央民族大学世界史硕士学年论文，2010年，导师：刘爱兰。
[5]汪纯阳：《希帕提娅之死与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与世俗权力冲突（公元4-5世纪）》，辽宁大学世界史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导师：郭霞。
[6]吴芮：《1至3世纪基督教主教制的起源与确立》，天津师范大学世界史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导师：郭小凌。
[7]刘爱兰：《从米兰敕令看君土坦丁皇帝的基督教政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8]刘爱兰：《从民族宗教到帝国宗教——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9]刘爱兰：《试论基督教对犹太教的继承与革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0]刘爱兰：《基督教与西罗马帝国亡辨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1]刘爱兰：《米兰敕令与君士坦丁皇帝的基督教政策》，《民族史研究》，2007年。
[12]李继荣：《伽勒里乌斯宽容敕令文本考——兼论伽氏敕令的历史地位》，《中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13]张庆熊：《试析基督教和儒家的罪恶观》，《复旦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4]张庆熊：《通往罗马路上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受迫害的宗教到成为国教的历史》，《复旦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15]赵林：《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文化张力》，《学术月刊》，2015年第4期。
[16]徐宏英：《浅析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国教地位的确立》，《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7]郭长刚：《罗马帝国基督教政策探析——兼论基督教文化的本位主义特征》，《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
[18]李继荣，徐家玲：《米兰敕令新探》，《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19]刘钊：《君士坦丁与米兰敕令的政治动因》，《南通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20]陈舒：《论罗马帝国皇权强化对基督教发展的影响》，《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21]钱家先：《上帝之城中的基督教神学史观》，《曲靖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22]沈锐：《上帝之城中的宗教政治思想》，《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9年第4期。
[23]夏祖恩：《忏悔录奠定了奥古斯丁的神学史观》，《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1997年第1期。
[24]郑松：《行走在涕泣之谷和上帝之城间——奥古斯丁自然法思想探究》，《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25]程子妍：《神圣的死亡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死亡观》，《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0期。
[26]李晓敏：《圣奥古斯丁的神学自然法的追述》，《法制与经济》，2011年第7期。
[27]安庆征：《圣奥古斯丁基督教神学历史观初探》，《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
[28]贺璋瑢：《圣奥古斯丁神学历史观探略》，《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29]夏洞奇：《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奥古斯丁思想中的两分倾向》，《现代哲学》，2005年第3期。
[30]徐龙飞：《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神学》，《外国哲学》，2014年。
[31]王遥：《叛教者的宗教设计及其悖论——朱里亚努斯对神明的叙述》，《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6期。
三、相关书籍
[1] [荷]W·H·房龙：《宽容》，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2] [荷]W·H·房龙：《人类的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3] [荷]W·H·房龙：《圣经的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4]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
[5]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关键词]早期基督教，耶稣，《米兰敕令》，圣奥古斯丁
基督教是犹太教的衍生品，历史起源应始自拿撒勒的耶稣诞生。耶稣以种种神迹和劝导布道传播信仰，而真正对于基督教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则是在一世纪初传教的使徒圣保罗（天主教译作圣保禄）。大体上可以确认，在西元第一个世纪，基督教成型了；基督教的核心思想是博爱，是耶稣牺牲自我为全人类赎罪的“神爱世人”，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在物欲横流的罗马帝国时代，逆流而行的基督徒们以苦行和关怀感染了许多底层民众，并让影响力在混乱的帝国晚期通过蛮族的晋升渗入上层和军队。随着《米兰敕令》颁布后外部迫害的减轻，基督教思想有了第一次整理的机会，在几次宗教大会厘清正统与异端后，圣奥古斯丁成为了早期基督教的集大成者。罗马帝国在他身后隳灭，精神的罗马帝国却已冉冉升起。
基督教在西方历史上始终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从罗马帝国末期的民间精神支柱到中世纪的绝对权威，从宗教改革与战争后的日益衰微到今日争取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它已然融入了西方文明的空气之中。其兴衰演变与如今的毁誉参半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人普遍性的信仰危机，让笔者产生了一个心愿：笔者希望通过多次小论文的撰写累积，实现对基督教本原教旨的还原，甚至通过合理的调整让基督教重新融入现代社会，发挥从前教化大众、凝聚人心的作用。这是一个比较宏大的想法，本文则是笔者的第一步：探寻这一可贵思想在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前的兴起。
一、研究综述
关于基督教早期发展，除了《圣经》这本公认的原典之外，《伽勒里乌斯宽容敕令》、《米兰敕令》、《上帝之城》、《忏悔书》、《论三位一体》等也是早期基督教的重要著述。然而由于时间限制和语言隔阂（非母语原典大大延长了阅读时间），笔者不得不以略读的方式，即通过参考他人书评与学报探略的方式完成了对于原典的阅读。
学界对于基督教的早期发展史也是著述颇多，主要包括对早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宏观研究、帝国宗教政策变化的推动者（君士坦丁、伽勒里乌斯、狄奥多西等）和阻碍者（尼禄、戴克里先、“叛教者”尤利安等）的中观研究、《忏悔录》《上帝之城》作品解读的微观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学者包括前辈泰斗徐怀启老师、中央民族大学的刘爱兰老师和王遥老师、波恩大学的徐龙飞老师等人，而针对本文主题开展研究最全面的则是复旦大学世界史系的杨锐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就叫做《论早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笔者作为一个入学不到一年的本科生，面对着前辈的高山，的确仰止慨叹良久。尤其是自以为原创的推论，在前辈们的文章中大多找到了雷同之处，不得不说令人沮丧。尽管预感到了本文大概率成为学术垃圾的可能性，笔者还是希望把本文写成，在边角处提出自己观点的细微补充，尽力做到无愧于心，实现自己心中的愿望吧。具体的前代文章，可详见文末参考文献。
二、拿撒勒的布道者
公元元年12月25日，耶稣出生在伯利恒的马厩。根据《新约》记载，年少的救世主就天资聪颖，知晓自己来到人间的使命。三十岁在约旦河畔受约翰洗礼后，在东地中海沿岸开始了传教。一方面耶稣展示了种种神迹：用有限的“五个饼两条鱼”喂饱大批饥民，让渔民丰收，医治残疾病患和麻风病人，甚至是让人复明、复活；另一方面又在各种神殿中布道，对不信奉基督的异教徒进行教化，因而与异教徒祭司们——主要是本土的犹太教祭司、文士们发生了矛盾。
来自本土的反对势力主要包括祭司贵族们组成的撒都该人、支持希律王统治的希律党人、恪守犹太教规和成见的法利赛人。自从希腊化时代末期马加比起义成功后，迦南地的犹太人一直是以政教合一的方式进行自治的。因此尽管有犹太祭司成分，撒都该人和希律党人更加世俗化，追求世俗享受，接受偶像崇拜；反而是法利赛人作为犹太教律法的坚定支持者，试图实现迦南地犹太教的净化。他们希望犹太人的领地上只有唯一的信奉耶和华的宗教，并且对于教条的遵循严苛到了病态的极致，甚至连安息日治病都被视为禁忌。与他们相对的，耶稣称自己为神之子、弥赛亚，公然在犹太会堂传教、甚至食用祭祀用的饼，又在安息日治病救人，从根本上触犯了犹太教信条和祭司们的利益，因此为以上三类人所不容。
耶稣受辱被钉死是彼拉多总督对犹太人自治势力的妥协，本质上是犹太保守势力处决的耶稣。由于罗马帝国神化元首的宗教，民族或地方宗教若想在罗马帝国得到宽容，就得承认元首神的地位。然而耶稣以自己为犹太人的“弥赛亚”，也就是带领犹太民族复兴的“受膏者”“大卫王再世”，因此反对耶稣的犹太人威胁彼拉多，如果不处死耶稣，就意味着彼拉多不忠于帝国元首。通过这种控告，犹太人达到了目的：耶稣最终被彼拉多处死，并经历了三日后复活与四十日后升天。尽管所有的神迹都是《新约》的孤证，但作为宗教圣典，千年来一直为信徒所深信尊奉。就耶稣本人的生平来说，最值得敬重的在笔者看来就是宽容与博爱。与犹太人的谚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同，耶稣教导信众“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一如初唐贤相娄敬德“唾面自干”。这种良善的美德在笔者眼里称得上基督教思想体系中最可爱的明珠。
三、向死而生的传教士
耶稣升天后直到《米兰敕令》颁布期间，基督教被称为“大公（catholic）基督教”，也就是普世的、大公无私的，最初由安条克大主教伊格纳修使用。大公时代的基督教就是在此起彼伏的迫害中艰难求生的。
约在公元36年，基督教在犹太地区遭受了第一次大规模迫害，圣徒史蒂芬（教廷通译为“司提反”）惨遭犹太人投石而死。“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而投石的凶手之一，就是日后的伟大使徒保罗(Paulus)——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犹太教徒，希腊名唤作扫罗（Saul）。作为一个法利赛人的后代，他曾经极度敌视基督教、基督徒，直到在大马士革遭遇神迹的审判，在基督感化下皈依了他曾经敌视的宗教，同时，保罗还建立了“使徒-长老-执事”构成的地方性教团组织，让基督教在安条克之外又新增了亚历山大、以弗所、迦太基等多个新的结点，像一棵大树一样生长枝桠，将基督教传遍地中海地区。不分阶级的平等博爱思想深受底层平民和奴隶的欢迎。到了2世纪图拉真统治时期，比西尼亚·本都行省（今土耳其北部、黑海南岸）的长官小普林尼报告，当地的诸神庙堂已经荒芜，而基督教则声誉日隆。
公元64年罗马大火发生以后，基督教遇到了第一次迫害高潮。相传尼禄皇帝为了修建新宫殿焚烧了罗马城，并嫁祸到了基督徒身上，于是包括圣彼得、圣保罗在内的大批传教者被凌辱后斩首、钉十字架或活活烧死。据圣经记载，彼得自认为由于基督蒙难时的三次否认，没有颜面与基督享有同样的待遇，因此是被倒着钉死的。尼禄的昏君之名是否属实有待商榷，但将大火归咎于基督徒是板上钉钉的不争事实。尼禄曾吩咐手下的被释奴隶去调查，得到的反馈集中在元首蓄意纵火和基督徒可疑两点。笔者认为，由于基督徒秘密集会、朴素节欲，同当时罗马社会奢靡享受的主流风气格格不入，已然遭到许多不了解基督教的异教徒的猜忌，因此首次全国性的基督教迫害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帝国元首急于撇清干系的一己之为。
此后迫害间或进行，烈度基本随着皇帝个人喜好而定。比如弗拉维王朝的图密善统治时期，处于加强君权的目的，对于不信恺撒的基督徒们进行了迫害；五贤帝时代则相对宽容，基本是井水不犯河水，不过由于马可奥勒留笃信哲学，与基督教神学观念产生分歧，因此他统治期间对基督教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打压。
同样是不承认皇帝的一神教，为什么犹太人就没有遭受同样的迫害呢？刘爱兰老师将这归因于屠杀全体犹太人太过残忍，然而笔者却认为，由于犹太教的狭隘性（只有犹太人才是耶和华的选民），犹太民族不会如基督徒一般执着于向自己民族以外传教和破坏偶像。犹太人再怎样不祭拜皇帝也不会威胁帝国的稳定统治，毕竟犹太人只占据着罗马帝国子民的一小部分，而且在1世纪的多次起义与平叛中，犹太人的家园早已被摧毁，整个民族早已离散四方；而基督徒则不然。基督教进取的传播性配合天国理想主义的光芒，让其拥有了极强的感染力。他们会在共同信仰的指引下一呼百应，拥立一个与皇帝崇拜完全对立的“唯一的主”。基督徒又坚决反对偶像崇拜，与供奉皇帝塑像的帝国宗教产生了进一步的冲突。这并非耶稣生前那句“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就可以调和的，因而他和他的信徒依旧在追求专制统一的政治需求面前依旧不能避祸。
随着帝国黄金时代的远去，3世纪的罗马帝国陷入混乱和分裂；而与政局相反的是，基督教在2世纪初步形成的教会组织领导下成为愈发团结的整体，与帝国统治者和异教徒的距离更大了。在统治受威胁的恐慌下，乱世的罗马皇帝们进行了更多迫害。3世纪早期的塞维鲁王朝是帝国最后相对安定的时代，整个王朝由于官僚结构的东方化，受到了更多基督教的影响，对于基督徒普遍宽容。塞维鲁父子甚至像包容犹太人一样允许基督徒不拜自己——只要他们对皇帝和帝国忠诚。不过在王朝覆灭后，新即位的各路皇帝们彼此倾轧，迫害时常发生。最后一次迫害高潮是戴克里先时代，那是一场血流成河的强迫性的基督徒举国献祭，教堂被毁、教徒被害，连皇帝的基督徒妻女也不例外。不过，被称为“大迫害(The Great persecution)”的艰难时段激发了更多平民大众的同情，在戴克里先退位、浪潮逐渐平息后，基督教的影响力反而愈发扩大了。当然，这份同情与基督教的既有传播基础和基督徒的“和光同尘”是分不开的。误会在传播中被澄清，隔阂在交往中被打破：基督徒不是什么秘密会社，就是一群以教会社区形式连结在一起互帮互助的群体而已。他们面对死亡的坦然，他们对于自己信奉的主那份热忱的虔诚，他们所向往的永生的天国，深深感染了动荡年代的平民、军人和迷茫的上层贵族，甚至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元首——比如帝国第一份宽容敕令的发布，就是行将就木的迫害者伽勒里乌斯惧怕上帝的惩罚，试图通过赦免基督徒来祈求身体的健康。此外在伽勒里乌斯的敕令中，元首规定了基督徒有义务在自己的上帝面前为帝国的安宁祈祷，服从帝国的统治，暗中揭示了基督思想已经在元首心中埋下种子：元首已经将自身健康和帝国的安危寄托在了基督教身上，比塞维鲁时代服从统治下的宽容更进一步。伽勒里乌斯死后经过内战，生于基督教家庭、对基督教素有好感的君士坦丁获得了帝国的最终统治权，以《米兰敕令》和临终受洗的方式终结了大公基督教时代的苦难。
大公时代，基督徒中涌现了大批伟大的传教士与殉道者，他们在高压之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传播自己所相信的，拯救自己所能帮到的。“帝国崩溃之际，基督徒以非同一般的凝聚力，照顾寡妇、孤儿和老人。每当瘟疫流行、城市被围，唯有基督徒在看护伤员，掩埋尸体。对于罗马帝国大量无家可归、众多孤独无依的人们，教会是他们获得认同、发现生命意义和继续活下去的唯一希望。由于不受任何社会、种族或知识程度的阻碍，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这个开放的团体，基督教也在入侵的“蛮族”中传布，并形成各民族的大家园。在这个团体里，不论是有权势的国王的近臣还是平民和奴隶，都被视为兄弟姐妹，一起过着平等、行善而友爱的生活。”不少文学影视作品，如电影《使徒保罗》、《暴君焚城录(Quo Vadis)》、小说《沉默》都展现了这份可贵的信仰的力量。在信仰缺失、精神空茫的今天，重振这种心灵力量十分重要。人们心中有所归依，行为也就有了目的，生命也就有了意义。比起在虚无中庸人自扰，不如选择一种去相信、去实践善行。
四、落日余晖下的苦尽甘来
公元312年，《米兰敕令》颁布。此乃帝国油灯将枯前，教徒重获新生日。敕令以官方文件形式承认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平等地位，并明令保护教会财产，将塞维鲁时代的宽容政策和伽勒里乌斯的敕令进一步落实。敕令的颁布，意味着帝国政统和基督教道统从以往的压迫反抗关系正式转变为合作关系。笔者认为，这背后的关键因素是基督教对军队的成功影响。
尽管基督教早已影响了大量的底层民众，但在罗马帝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军心而非民心。帝国晚期，军队的民族结构复杂化，更多的蛮族凭借勇猛好战的强健体魄成为帝国武装力量，在混乱的三世纪，位于中枢的近卫军更是拥有对于皇帝的生杀废立大权，地方军团则随时兴风作浪。可以说从尤利乌斯-克劳狄王朝时代近卫军建立开始，皇帝或多或少都必须迎合近卫军或地方军团的利益。因此当蛮族军人受到基督天国理想的感化皈依了基督教、军教“合作”（或者说“合体”更加形象）的时候，皇帝为了统治的稳定，必须与基督教合作。同时，基督教宣扬秩序与道德的教义和初具规模的教会组织有利于重组因长期混战而分裂的帝国诸行省，通过精神力量重建对于统一中央的认同。因此政教从冲突走向合作是时代的必然。而不久之后的尼西亚宗教大会，则是政教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宗教大会由世俗力量的最高代表君士坦丁皇帝召开，就“三位一体”等争议热点进行了辨析，裁定并驱逐了异端，贯彻了皇帝的意志。
在君士坦丁去世后，他的继承者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341、346年先后颁布法令, 禁止一切异教崇拜, 关闭所有异教神庙，不过很快被“叛教者”尤利安皇帝停止。随着尤利安战死，世俗统治者最后的异教色彩被抹去。375 年瓦伦斯恢复君士坦提乌斯的禁令，并宣布罗马皇帝不再充当神庙的“最高祭司”——这表明基督教的国教地位开始确立。392年，东西分裂前最后统治全国的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再次颁布法令，以罗马帝国的名义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三年后，帝国分裂。公元410年，罗马城陷落，西哥特人疯狂的洗劫了曾经欧洲最强大帝国的繁华首都。罗马市民惊惶地出逃，乘着船将敌人的恐怖暴行带到了帝国在北非的行省。时任安纳巴大主教的奥古斯丁也听闻了此事，以及与这个消息同时漂来的流言：帝国遭受如此不幸，就是得归咎于基督教取代了古老的多神教信仰，因此抛弃了诸神的帝国也被诸神抛弃。这类流言蜚语基督徒们早已听惯了，从三百多前的那场大火算起，似乎什么灾难的成因都可以扣上信奉基督的帽子。这一回，奥古斯丁决定反击，于是耗尽三年光阴，编成伟大的《上帝之城》。异教徒把罗马城的陷落与劫掠归咎于帝国对多神信仰的抛弃，而奥古斯丁则表示这是罗马人自我放纵的报应，是罗穆路斯杀害兄弟的原罪果报。所谓“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罗马以劫掠兴国，也必将以被劫掠亡国；基督教追求精神的善的上帝之城，因此与帝国国运相反，得以繁荣发展。罗马城不过是惩罚世俗之城的堕落，但追求精神而非肉体享受的信众依旧会得到救赎。基督徒们的信心再次得到强化。又过了半个多世纪，西罗马帝国陨落，中世纪的黑幕徐徐拉下。但在黑暗中，遍布欧洲和地中海沿岸的教堂与修道院点起了微弱的烛火，保存了古典文化古籍，约束了皈依蛮族的暴行，并作为面向君主和贵族的制衡力量，在中世纪时常制约着他们的为所欲为。
“叛教者”尤利安是帝国余晖中唯一一个逆流而上的皇帝，他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构建哲学体系下的新众神体系，然而文武兼备的他唯独没有具备一颗体察民意的心——他所宣讲的哲学早已不是共和国时代公民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事物了，哲学已经脱离了民众太久，太过曲高和寡了；而旧有诸神无法像基督在人间的使者们给予民众关怀和天国的希望，因此早已被大多数人抛弃。在此之上，试图凭借旧有诸神的名义建立新的信仰则更是难上加难。宗教作为社会的稳定剂之一，需要给人切实的关怀和希望，赋予人生意义和目的，继而激发社会进步的内生力。无论是天国还是极乐世界，宗教都要给存在一个解释，给人一个盼头。基督教在尤利安皇帝的自创宗教面前，明显更具有说服力。但是，尤利安皇帝对于基督教的某些批评，还是值得思考的，例如其不宽容与反智主义。
与它的滥觞源头犹太教相比，诚然基督教相对地更加宽容：他们否认犹太民族是上帝唯一的选民，认为任何外邦人只要相信上帝行善去恶，同样可以升入天国。当然，严苛的一神论加上外邦人的资格，让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更具有破坏性和强迫性——他们总是希望更多的人摒弃原有的异教皈依基督，从而衍生了逼迫异教徒改变信仰的恶行，这又是基督教不宽容的一面。在得到宽容后不久，这种不宽容的攻击性就体现了出来，迫害的双方倒置了，仿佛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最恶性的、令笔者发指的就是希帕提娅之死。希帕提娅惨遭侮辱分尸，而凶手却因为国教的庇护逍遥法外。
希帕提娅和基督徒凶手们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于科学哲学的探索；二是女性的身份。由于涉猎天文占星，希帕提娅不免要进行观测，因此被诬陷为巫术；在哲学世界的探索，也被视为“食用禁果”一般的罪行。基督教存在反智主义色彩，从《旧约·创世纪》中就可以体现。但笔者认为，这几句话不能单纯理解为反智主义。《圣经》原文所载禁果的功能是知晓“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所强调的是名词后的定语：知善恶。笔者结合心学四诀和佛教思想，有所感悟：上帝所希望亚当夏娃保持的，是“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原初状态。世间本无善恶对立，有的是“无”的圆满。当善恶出现的时候，也就出现了“有善有恶意之动”的妄想和分别心，从而远离了原初，被视为堕落。背负了原罪，就必须要“为善去恶是格物”了。然而基督教从帝国晚期开始就片面地把这句话理解为蒙昧主义，进而要让信徒保持愚蠢才可得救。本质上反智主义是二次诠释的错误，但又确实以反智的形式在历史中体现，因此笔者表达为“色彩”，正是由于该标签是后世阐释有偏差的地方。在希帕提娅生活的年代，这种观念业已形成，因此出现了科学与宗教的矛盾。
而女性身份则是伴随基督教女性观念的发展而遭受敌视的。《创世纪》中，夏娃是亚当的肋骨所造，因此女性对于男性的从属地位滥觞初现。1世纪保罗的教导和4世纪末奥古斯丁女性观，则让基督教语境内的女性彻底变成从属，非常像同时代中国三纲五常的形成和深化。究其原因，在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分工中，女性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接触知识、开拓眼界的机会的确不如男性多。因此这种性别差异是有原因的，并最终导致了希帕提娅的惨死和后世基督教对女性的压制。
希帕提娅的悲剧本应引起教会的警觉：他们已经在违背博爱的教导了。然而教会没有，只是粗浅的把她的尸首和名声扫入异端的灰烬。于是从小微起，成大困剧。就在5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刻薄取代了宽容，博爱的信众开始变得疯狂残暴而且闭目塞听，执着于清洗异端。千年之后，基督教终于被反抗者从神坛上掀翻。有谁还记得它本来的样子呢？
五、结语：灵性道统的重建
帝国灭亡后，基督徒始终在前往上帝之城的路上孜孜不倦，然而走到今天，似乎早已迷失在了资本主义祛魅和后现代解构之中。上帝之城究竟在哪里？究竟怎么去实现？笔者心中有答案，答案要从古籍教导中挖掘找寻，所谓“信而好古”，所谓“法先王”。
笔者认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先锋所批判的种种禁锢并未触及本质，基督教本质问题在于宽容。诚然，正文中笔者已经谈到，基督教已经比犹太教宽容许多：教会所帮助的是所有人类，无论他是否是犹太人；天堂也不是犹太人的一家乐园，而是面向所有的选民。但是，也恰恰是可劝化信徒的范围扩大，基督徒就要逼迫更多的人去相信他们所信仰的主。加上《旧约》“十诫”第一条“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和《新约·马太福音》的一神论训诫，让基督教在传播至异邦的时候存在破坏性。但同时，耶稣又随时再教导博爱与平等，耶稣的和使徒并不因病人或祈祷者是非基督徒就不予帮助。笔者认为，这才是更加接近原教旨的。在笔者看来，任何宗教（邪教绝不是宗教，而是邪恶的、迷信的教育）都是劝人向善的，都是在追求人格的完善的，只不过是表现的方式不同。有的像印度教强调苦修，有的像伊斯兰教强调斋戒，有的像基督教强调弥撒；印度教徒奉读《奥义书》，伊斯兰教徒奉读《古兰经》，基督教徒奉读《圣经》，尽管神灵不同，但都是在劝人为善去恶。笔者认为，基督教教会应允许多元宗教共存，并为了人类道德的完善共同努力。接受基督教思想的信徒自然应该恪守戒律信奉一神，而信奉其他宗教的，基督徒也不必视为异端强迫其改变信仰。
批判完教会自身的偏激，我们也要反过来看看近现代以来针对基督教的祛魅和解构是否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宗教在笔者的眼中从来都不是那种狂热的、迷信的神学，甚至神在宗教中的角色都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宗教之于笔者的定义是“重要的教育”，所有的宗教无论大小都是劝人向善，而神迹神祇的存在不过是教化的手段。笔者所好奇的是自古以来不断试图证伪神迹的人们，他们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呢？文艺复兴以后愈发大胆的人文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们，或许脑海中只剩下了对一切桎梏的痛恨，还有对自我理性的盲目自信；甚至也不排除像当代历史学家大卫欧文一样的市侩，为了博取名声而公开否认纳粹大屠杀。然而无论如何，一味解构神迹和权威，本质上就是在消解权威的影响。正如吴思在《潜规则》杂编中所写的，那些信奉科学的理性主义者眼中的“迷信”很多时候恰恰要比人为制定的法规制度行之有效得多。理性上明白不一定能在情感上做到，然而超越理性认知范围的灵性震慑则能够将影响深化，真正促成个人用内生力约束自己。因此余英时先生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提出，中国政统缺乏制衡力量是由于中国的道统没有形成西方的教会式组织权威。人类在认可自我价值的同时绝不能走向妄自尊大的极端，人类要承认理性的掌控是有限度的——比如情感很多的时候就会击垮理性。这个时候往往需要超越理性力量的一些事物：超自然的，神性的，让人产生内生力（内生的另一种情感）去约束可能会导致恶性后果的情感冲动。例如地狱的存在让作恶者惧怕果报，从而避免了恶行；统治者惧怕天谴神罚，从而被迫对民众施加恩惠。而从近代以来强调的法度，本质上依旧是由人制订、由人解释的，并不会因为参与者的多少就会增加超越性——人类依旧需要超越人类本身的事物去约束自我。
今天，部分西方人依旧在汲汲于从各种层面开展精神约束力量的重建，例如教会依旧在传教；而洛夫克拉夫特构建克苏鲁神话系统本质上也是在批判20世纪初欧美文化圈中已然膨胀到极点的理性主义，试图用无法被解释的恐怖去重建人们对于自然、世界和宇宙的敬畏。但这种文学作品如今只在小众之间传播，成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一旦解构，想要再恢复就已经近乎不可能。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有灵性的信仰、宗教、权威，绝不能妄自尊大地任意解构，而是要在解构之前要有尽可能充分全面的认识，不仅是了解这种思想的构架，更要明白它的作用和解构的后果严重性。
余英时先生在多部作品里都谈到古代中国的道统和政统平衡问题，尽管理想状态是政统受制于道统从而实现德政，然而道统在中国总是屈服于政统的暴力机器，甚至曲道以逢君，和暴力机器合作；在西方则是世俗力量反复与教会争夺，最后教会由于自我腐化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连击一蹶不振，一如发生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变革，由于传统文化的自我腐化和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外力从此断代。灵性道统在东西方的没落在笔者眼中是一大悲剧，因为这意味着天道所具有的神秘性和权威性在科学的解构下丧失殆尽，政统的暴力失去了最有力量的束缚。
笔者以为，美好的上帝之城在凡间的实现绝不能依靠对于自我的压抑和扭曲，也不能单纯依靠被理性主义者吹捧到神圣的法律。笔者对于法律始终有不信任，因为法律可以任暴力最强者解释，并不会因为法律刻在了铁板上就具有了权威性：维持法律的是暴力机器，随时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依旧是最强暴力。真正超越暴力压制暴力机器的在历史上大概只有灵性的神的制裁。科学或许可以解释很多，但那种神性的、灵性的色彩和元素，它们是必要性的威慑存在。因此通过宗教信仰的重建，实际上是实现灵性道统的重建，进而激发政统的内生约束，配合法制形成道统主导政统、政统辅助道统的格局——是的，人类世界是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的兼容之处，因此道统和政统需要合作。在这种格局下，上帝之城才有在人间实现的基础。这个过程中最需要注意的是道统力量的自律，不可重蹈中世纪基督教或者清末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力量，因为自我堕落导致世人诟病。
以上。
参考书目：
一、原典专著类
[1]《圣经》手机APP。
[2][罗马]塔西佗：《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
[3]徐怀启：《古代基督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4]连东、张喜爱：《基督教的传承与变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5][美]玛格丽特·迈尔斯：《道成肉身：基督教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6][美]胡斯托·冈萨雷斯：《基督教史：初期教会到宗教改革前夕》，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7]林荣洪：《基督教神学发展史》，译林出版社，2013年。
二、论文期刊类
[1]杨锐：《论早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复旦大学世界史博士学年论文，2003年，导师：张广智。
[2]唐彬：《尼禄与克劳狄王朝的灭亡》，湖南师范大学世界史硕士学年论文，2010年，导师：杨俊明。
[3]张立可：《二世纪基督教教义的独立与教派分化》，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博士学年论文，2015年，导师：王晋新。
[4]王遥：《“异端”的挑战与“正统”的形成——朱利亚努斯“叛教”及其历史意义初探》，中央民族大学世界史硕士学年论文，2010年，导师：刘爱兰。
[5]汪纯阳：《希帕提娅之死与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与世俗权力冲突（公元4-5世纪）》，辽宁大学世界史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导师：郭霞。
[6]吴芮：《1至3世纪基督教主教制的起源与确立》，天津师范大学世界史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导师：郭小凌。
[7]刘爱兰：《从米兰敕令看君土坦丁皇帝的基督教政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8]刘爱兰：《从民族宗教到帝国宗教——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9]刘爱兰：《试论基督教对犹太教的继承与革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0]刘爱兰：《基督教与西罗马帝国亡辨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1]刘爱兰：《米兰敕令与君士坦丁皇帝的基督教政策》，《民族史研究》，2007年。
[12]李继荣：《伽勒里乌斯宽容敕令文本考——兼论伽氏敕令的历史地位》，《中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13]张庆熊：《试析基督教和儒家的罪恶观》，《复旦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4]张庆熊：《通往罗马路上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受迫害的宗教到成为国教的历史》，《复旦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15]赵林：《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文化张力》，《学术月刊》，2015年第4期。
[16]徐宏英：《浅析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国教地位的确立》，《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7]郭长刚：《罗马帝国基督教政策探析——兼论基督教文化的本位主义特征》，《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
[18]李继荣，徐家玲：《米兰敕令新探》，《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19]刘钊：《君士坦丁与米兰敕令的政治动因》，《南通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20]陈舒：《论罗马帝国皇权强化对基督教发展的影响》，《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21]钱家先：《上帝之城中的基督教神学史观》，《曲靖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22]沈锐：《上帝之城中的宗教政治思想》，《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9年第4期。
[23]夏祖恩：《忏悔录奠定了奥古斯丁的神学史观》，《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1997年第1期。
[24]郑松：《行走在涕泣之谷和上帝之城间——奥古斯丁自然法思想探究》，《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25]程子妍：《神圣的死亡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死亡观》，《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0期。
[26]李晓敏：《圣奥古斯丁的神学自然法的追述》，《法制与经济》，2011年第7期。
[27]安庆征：《圣奥古斯丁基督教神学历史观初探》，《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
[28]贺璋瑢：《圣奥古斯丁神学历史观探略》，《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29]夏洞奇：《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奥古斯丁思想中的两分倾向》，《现代哲学》，2005年第3期。
[30]徐龙飞：《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神学》，《外国哲学》，2014年。
[31]王遥：《叛教者的宗教设计及其悖论——朱里亚努斯对神明的叙述》，《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6期。
三、相关书籍
[1] [荷]W·H·房龙：《宽容》，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2] [荷]W·H·房龙：《人类的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3] [荷]W·H·房龙：《圣经的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4]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
[5]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