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3-06-10
祥瑞 • 见证人:转：《梵蒂冈的乱世抉择》(1922—1945年) 序
段琦女士把她的近作《梵蒂冈的乱世抉择》(1922—1945年)拿给我看，我当然是先“读”为快。书稿是在收集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外文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读过后，发现她笔下的梵蒂冈与我印象中的很不一样，因为在我过去所见到的书中几乎清一色地把它视为法西斯的同盟军，反革命阵营的顽固派，而此书通过翔实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很有说服力地表明：梵蒂冈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的所作所为有着双重性。它一方面出于对苏联在宗教问题上过激行为的反感，有其反共的一面，甚至认为法西斯在宗教问题上比共产主义者还宽容;另一方面它出于人道主义，在二战期间帮助和保护了许多犹太人、难民和战俘，有时为此不得不忍受屈辱。
本书突出之处在于谈双重性时，不是采取僵化的二分法，而是对梵蒂冈在当时实出无奈的有些做法给予了同情和理解，如为了维护普世天主教会的利益，要与法西斯国家达成宗教协议，梵蒂冈就不得不做出某些妥协或屈服。再如，在法西斯横行时，梵蒂冈以沉默相对，或只能用很婉转的措词来表达对受迫害者的同情，以往这都是梵蒂冈与法西斯结盟的一个重要证据。而本书指出，这是因为梵蒂冈担心此时发表强硬的反法西斯言论只能给沦陷区的人民带来更大的迫害，“两害相权取其轻”。
本书对20世纪困扰着中梵关系的伪满洲国问题也作了深入的剖析，引征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最新观点，力求从学术的角度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本书的写实风格，使我联想起恩格斯的一句格言：“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原则应该服从历史，而不是历史服从原则”(《反杜林论》前言)以及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的治史格言：“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出”。愿史学界均能以这样的态度来治史。
http://read.beifabook.com/H/booknews/b_i/b_quk/09/02/KXQL04030556.shtml
本书突出之处在于谈双重性时，不是采取僵化的二分法，而是对梵蒂冈在当时实出无奈的有些做法给予了同情和理解，如为了维护普世天主教会的利益，要与法西斯国家达成宗教协议，梵蒂冈就不得不做出某些妥协或屈服。再如，在法西斯横行时，梵蒂冈以沉默相对，或只能用很婉转的措词来表达对受迫害者的同情，以往这都是梵蒂冈与法西斯结盟的一个重要证据。而本书指出，这是因为梵蒂冈担心此时发表强硬的反法西斯言论只能给沦陷区的人民带来更大的迫害，“两害相权取其轻”。
本书对20世纪困扰着中梵关系的伪满洲国问题也作了深入的剖析，引征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最新观点，力求从学术的角度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本书的写实风格，使我联想起恩格斯的一句格言：“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不是原则，而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原则应该服从历史，而不是历史服从原则”(《反杜林论》前言)以及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的治史格言：“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出”。愿史学界均能以这样的态度来治史。
http://read.beifabook.com/H/booknews/b_i/b_quk/09/02/KXQL04030556.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