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0-03-09
tarkberg • 公民凯恩:黑色美国故事
时至今日，《公民凯恩》早已被供上神坛：它是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是“没有中心的迷宫”（博尔赫斯语）；它不受任何电影类型或评论的桎梏，从而自成一体，弥散成如同仙那度一般无所不包的凯恩世界。可是，仍然是这部电影的创造者奥森·威尔斯把它落到了实处；《公民凯恩》本不是《公民凯恩》，而是《美国人》。
“这是一个关于失败的故事，”威尔斯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试图用金钱购买民主，试图用权力控制民主，但他失败了，所以只能退缩。他只有两个退缩的选择：死亡或者子宫。那幢宫殿（仙那度）就是子宫。我的主人公在这里找到了他在外部世界丢失的辉煌和霸权。这就是他的财产——这些财产如此之大，以至于包括了一件小小的玩具，一件来自这位伟人沉寂过去的玩具。”
这件玩具就是著名的“玫瑰花蕾”；它是一个雪橇。
公民凯恩是个美国人，他是个失败者，却也是个伟人；他的故事迄于“玫瑰花蕾”，终于“玫瑰花蕾”：《公民凯恩》是个寻找“玫瑰花蕾”的故事。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公民凯恩》其实是个黑暗的侦探故事，将近两小时的史诗篇幅只是为了去理解、去追寻凯恩这个谜一般的人物，而解开凯恩之谜，却完全依赖于“玫瑰花蕾”这个从那张苍老窒息的嘴中所道出的词。
如果说《公民凯恩》是部幽暗的侦探电影，那它却也和人们所熟知的福尔摩斯不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毕竟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曾经，理性和科学驱散了城市暗夜中的迷雾，可如今，战争和经济危机却又如同阴霾，悬挂在每个美国人心头，挥之不去。无法相信，故事的主人公可以是个和福尔摩斯一样完美的男子，一切叙事都变得不可靠。在这是个破碎的年代，纵然影片以六个视角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进入凯恩的内心，可每一次，一种叙事会抵消和解构另一种叙事：爱国的凯恩与亲德的凯恩，家庭和睦的凯恩与众叛亲离的凯恩，熟真熟假，无从得知。
让人危襟正坐的文学式微了，让人消遣娱乐的文学亦不再流行。凯恩的美国是现在时的美国：在这片民主和资本的土壤上，充斥着凯恩一人亲手打造的小报新闻，见诸报端的是则是一篇篇惊悚听闻的谋杀故事、政治黑幕、黑帮交火和地下交易。这就是美国，这个凯恩的世界，它塑造了凯恩，同时也打造了詹姆斯·凯恩、雷蒙德·钱德勒与达希尔·汉密特等一系列低俗侦探小说家。在这些小说家的世界里，一如在奥森·威尔斯的世界里，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已不可靠，亦不可能。可不，上帝不是死了吗？所以，剩下的只有令人窒息和疯癫的第一人称叙事。
《公民凯恩》属于威尔斯，当然也属于凯恩的原型，当年的新闻业巨头威廉·兰道尔夫·赫斯特。正是赫斯特本人口口声声地称自己为“美国人”，却又毫不掩饰自己专断的面貌，恼怒之中，差点把《公民凯恩》的拷贝付之一炬。在威尔斯标志性的景深长镜头与低角度低调摄影中，《公民凯恩》总是让人觉得如梦如幻，却恰好是这种怪诞的梦魇，把美国的现实捕入胶片之中。美国的现实，难道不正是“美国梦”吗？
但切不要误会，《公民凯恩》绝不是对“美国梦”的追寻，“玫瑰花蕾”也不是“美国梦”的象征。再没有比威尔斯这位著名的好莱坞左派份子更加明白，“美国梦”就是资本的幻梦，而《公民凯恩》恰恰又是对它最为绝望和无情的批判。
如果真要把《公民凯恩》安置在电影七彩的谱系中，那它只能属于黑色。1941年，在《公民凯恩》诞生的同时，《马耳他之鹰》开启了黑色电影的幽暗隧道。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当我们把《马耳他之鹰》这部改编自黑色低俗小说、由传奇黑色电影导演执导、不朽黑色电影演员演绎的影片称作“影史上第一部黑色电影”时，《公民凯恩》或许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饶有趣味的是，这两部电影都带有强烈的恋物癖性质，对“马耳他之鹰”——这个“用梦幻铸成的物体”——的追寻俨然和对“玫瑰花蕾”的追寻构成了玄色的对映。而如果说“马耳他之鹰”所代表的是资本的虚无，那么，“玫瑰花蕾”象征的又是什么呢？这恐怕不仅是《公民凯恩》，而且是黑色电影史上最大的谜团了。
“这是一个关于失败的故事，”威尔斯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试图用金钱购买民主，试图用权力控制民主，但他失败了，所以只能退缩。他只有两个退缩的选择：死亡或者子宫。那幢宫殿（仙那度）就是子宫。我的主人公在这里找到了他在外部世界丢失的辉煌和霸权。这就是他的财产——这些财产如此之大，以至于包括了一件小小的玩具，一件来自这位伟人沉寂过去的玩具。”
这件玩具就是著名的“玫瑰花蕾”；它是一个雪橇。
公民凯恩是个美国人，他是个失败者，却也是个伟人；他的故事迄于“玫瑰花蕾”，终于“玫瑰花蕾”：《公民凯恩》是个寻找“玫瑰花蕾”的故事。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公民凯恩》其实是个黑暗的侦探故事，将近两小时的史诗篇幅只是为了去理解、去追寻凯恩这个谜一般的人物，而解开凯恩之谜，却完全依赖于“玫瑰花蕾”这个从那张苍老窒息的嘴中所道出的词。
如果说《公民凯恩》是部幽暗的侦探电影，那它却也和人们所熟知的福尔摩斯不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毕竟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曾经，理性和科学驱散了城市暗夜中的迷雾，可如今，战争和经济危机却又如同阴霾，悬挂在每个美国人心头，挥之不去。无法相信，故事的主人公可以是个和福尔摩斯一样完美的男子，一切叙事都变得不可靠。在这是个破碎的年代，纵然影片以六个视角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进入凯恩的内心，可每一次，一种叙事会抵消和解构另一种叙事：爱国的凯恩与亲德的凯恩，家庭和睦的凯恩与众叛亲离的凯恩，熟真熟假，无从得知。
让人危襟正坐的文学式微了，让人消遣娱乐的文学亦不再流行。凯恩的美国是现在时的美国：在这片民主和资本的土壤上，充斥着凯恩一人亲手打造的小报新闻，见诸报端的是则是一篇篇惊悚听闻的谋杀故事、政治黑幕、黑帮交火和地下交易。这就是美国，这个凯恩的世界，它塑造了凯恩，同时也打造了詹姆斯·凯恩、雷蒙德·钱德勒与达希尔·汉密特等一系列低俗侦探小说家。在这些小说家的世界里，一如在奥森·威尔斯的世界里，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已不可靠，亦不可能。可不，上帝不是死了吗？所以，剩下的只有令人窒息和疯癫的第一人称叙事。
《公民凯恩》属于威尔斯，当然也属于凯恩的原型，当年的新闻业巨头威廉·兰道尔夫·赫斯特。正是赫斯特本人口口声声地称自己为“美国人”，却又毫不掩饰自己专断的面貌，恼怒之中，差点把《公民凯恩》的拷贝付之一炬。在威尔斯标志性的景深长镜头与低角度低调摄影中，《公民凯恩》总是让人觉得如梦如幻，却恰好是这种怪诞的梦魇，把美国的现实捕入胶片之中。美国的现实，难道不正是“美国梦”吗？
但切不要误会，《公民凯恩》绝不是对“美国梦”的追寻，“玫瑰花蕾”也不是“美国梦”的象征。再没有比威尔斯这位著名的好莱坞左派份子更加明白，“美国梦”就是资本的幻梦，而《公民凯恩》恰恰又是对它最为绝望和无情的批判。
如果真要把《公民凯恩》安置在电影七彩的谱系中，那它只能属于黑色。1941年，在《公民凯恩》诞生的同时，《马耳他之鹰》开启了黑色电影的幽暗隧道。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当我们把《马耳他之鹰》这部改编自黑色低俗小说、由传奇黑色电影导演执导、不朽黑色电影演员演绎的影片称作“影史上第一部黑色电影”时，《公民凯恩》或许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饶有趣味的是，这两部电影都带有强烈的恋物癖性质，对“马耳他之鹰”——这个“用梦幻铸成的物体”——的追寻俨然和对“玫瑰花蕾”的追寻构成了玄色的对映。而如果说“马耳他之鹰”所代表的是资本的虚无，那么，“玫瑰花蕾”象征的又是什么呢？这恐怕不仅是《公民凯恩》，而且是黑色电影史上最大的谜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