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9-07

加州州警 • 横空出世:邓稼先夫人：文革时两弹专家遭迫害被活活打死

转载自中华网
许鹿希，初见这个名字，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她是谁；如果我说“她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大家就明白了。但是，这却是许鹿希最不愿意听到的解释。
我从未遭遇过如此冷峻拒绝的采访对象
我同许鹿希相识，缘于1992年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之时。
杨振宁有个与之有着半个多世纪友谊的朋友邓稼先。邓稼先是中国的两弹元勋，当时已不在世，我要表现杨振宁与他从中学时代开始的亲如兄弟的情谊，收集和拍摄具体独到的素材，就必须要找许鹿希了。
1992年4月初，我去北京为拍摄踩点。为了和许鹿希取得联系，我一边采访其他对象，一边从早到晚往她家和医科大学办公室轮番打电话。那时候，在北京打电话还很不方便，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找电话机。但是连续两天始终没有人接听，直到第三天一早，我从北京西绒线胡同的招待所出门前再试，才听到话筒里传来她平静的声音。原来之前她出差去了，这时刚回到家里。我立刻十分激动地说明自己的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冷淡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听她的语气，要马上挂断电话了，我就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我们的诚意，而且已经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
怕好不容易接上的联系又“掉线”，我越说越详细越急迫，但是，我说了半个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我只好硬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的韧性坚持，最后，她沉默了一下，答应我第二天上门去见一面，不过规定在中午11点半，就是她午餐前的时间。“我12点吃午饭，这之前你必须走！”她语气干脆地说，接着又补充一句：“你得带介绍信来。”
在采访中遭遇这样冷峻的拒绝，在我还是第一次。但正因为这样，使我要探个究竟的好奇心反而更强烈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才知道了意外的背景
第二天一早，在去许鹿希家之前，我先顺道访问了也在西绒线胡同的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三十一中学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校友会的一位老教师接待了我。听到我就要去采访许鹿希，她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光是出了个纪念性的小册子，就为他们家找了很多麻烦：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知能挣多少大钱，也不会这么早死了！”三十一中在校内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不料十几岁的娃娃们也疑问不少，说：“像他这样值吗？”老师们痛心疾首，大声问：“都是这样的价值观，今后国家发展靠什么？”显然，许鹿希对采访的冷淡态度与这背景是大有关系的。
许鹿希的家在北太平庄的一个大院落里，很普通的平顶式住宅楼。进了门只见里面水泥地，白灰墙，裸露的管道和电线，像是没有经过什么装修一样，更没看到有成套像样的体面家具和摆设。
许鹿希把我引进一间显然是待客的房间，那里除了两个布沙发，两把钢管椅，一个写字台，一个小书橱之外，最醒目的就是一幅直接贴在墙上的毛笔字：“两弹元勋邓稼先”，那是张爱萍的手迹。下边有一张装在小镜框里的邓稼先半侧遗像，斜靠在书橱顶上。
相比之下，倒是许鹿希的外表更出乎我的意外：如果不是她在开门的时候说“我就是许鹿希”，我就不会直接认她，因为她那件驼灰色的对襟外衣，那头随意梳拢的齐耳直发，那个肤色黝黑的面容，看去绝对像个劳动妇女，与我头脑里预先勾勒的“元勋夫人、名门之后、大学教授”的形象相去实在太远了。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似乎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
好在，面对面时的许鹿希，比昨天电话里温和亲切多了；一坐下来交谈，感受到她内在的思想情感，就完全是另外一种体会了。果然，一说邓稼先和杨振宁的友谊，她立刻变得言辞委婉语意绵长，成了性情中人，再也没提昨天给我的时间限制，以至我起身告辞时，已过了下午一点半，而她则完全忘记了吃午饭。
许鹿希向我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邓以蛰、杨武之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同住清华西院宿舍，9号、11号更是紧近邻居。邓教美术史，杨教数学，性格很合得来。邓稼先的妈妈和杨老太太都是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关系也很好，所以两家是世交。
邓稼先出生于1924年，比杨振宁小两岁。他们两人生性都很顽皮，兴趣也一致，两人都曾在西南联大读书，但因为中学时杨振宁跳了一级，大学里要比邓稼先高三级，就更是一个大哥哥了，所以邓稼先对杨振宁很亲密。
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公费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很近的普渡大学，这样他们来往就很方便。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当即回国了，那时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之后两人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是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许鹿希说：“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邓稼先？杨振宁说，中央情报局是不可能去编一个名字恰好与邓稼先同音的。”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到上海之后定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说到这里，许鹿希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年轻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惨，那些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很多人遭了殃。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有个很有贡献的炸弹专家钱晋，他们拷打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决不承认，结果被活活打死。年轻的一批搞光后就轮到高层的了。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侥幸得救。
许鹿希感叹道：“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其实，无意之中他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这样的巧合真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简直太绝妙了！我至今想不出该怎么表达，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虽然最初知道拒绝采访，然而一开口谈这个话题，她就一泻难止了。这让我怦然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