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07-21
不开灯 • 当我们离开:幸福，只是奢望
她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四岁男孩的母亲，面对丈夫不断施加的家庭暴力，为了自己、更为了儿子，她拒绝忍耐、选择勇敢，毅然带着儿子投奔娘家。她知道未来的路将无比崎岖坎坷，也知道等待自己的绝不是热情迎接的双臂，但她相信，只要努力、只要不放弃，爱终能感动上天，化解亲人的不谅解。然而，她错了，身为一个土耳其裔的女人，妄图自由，代价唯死。
2009年，奥地利籍女导演菲欧-艾拉达自编自导首部剧情长片《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获得德国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奖，以及柏林影展最佳欧洲电影奖。这部影片讲述一个土耳其裔女性在争取独力自由的过程中所陷入的悲惨境遇，不仅在主题上与法提赫-阿金的《撞墙》相似，连女主角也同样由西碧-科绮丽出演。两部影片最大的差异在于，《撞墙》关注的焦点是文化冲突下的爱情，而《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关注的焦点则是亲情。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当中的女主角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土耳其裔女性吴梅（Umay），她的家人都移民到德国，她则嫁到伊斯坦堡。吴梅的丈夫是个传统的土耳其男人，对妻子和儿子都极为粗暴，动辄出手打骂，对此，夫家的人都习以为常也从不加以干预阻拦。但是吴梅不甘心就此过完一生，她选择当一个勇敢的现代女性，带着儿子出走、投奔住在德国的家人。
虽然吴梅的家人移民德国多年，但他们始终是虔诚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对吴梅这种抛弃家庭的败德行为完全无法接受。如果这部影片只着重描绘吴梅的不幸遭遇，那它只是另一部《撞墙》，不会受到如此广泛的肯定。《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最突出的部分，就在于它站在一个平衡的视角，给出一个全面的描绘，告诉人们为什么土耳其裔的德国移民如此封闭守旧。
在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将近300万人，但当中只有30万人入德国籍，这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虽然是德国第二大移民族群，但在当地的融入状况极差，普遍的教育程度也较低。毕竟宗教和生活习惯上的巨大差异，很自然地在彼此之间竖起一座高墙。因此土耳其移民总是聚集在一起，在自己的社区当中紧紧抱团取暖、也相互捆绑牵制。吴梅背叛丈夫的行为，不止辱没的夫家的名誉，也辱没了娘家在当地社区的家族名誉，让全家人遭到耻笑与排斥。
吴梅的家中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土耳其家长，保守且威严，得知大女儿带着儿子逃家后，立即厉声要求她回去。母亲同样是个典型的土耳其女性，在看到吴梅身上满满的伤痕后，虽然痛心不舍，但仍旧要求她像自己一般隐忍度日。家中的哥哥身为长子，自然是以父亲的威严、家庭的名誉为重，频频以暴力来对付妹妹的不顺从。吴梅的妹妹与她年纪最为相近，虽然能多些同情与理解同为女性的姐姐，但在家中从不敢发声、只求家庭平静和睦。至于吴梅的弟弟，他与吴梅年纪相差较多，可说是她一手带大的，因此两人自小便亲近，尽管他衷心希望吴梅能幸福快乐，但身为家中的幼子，完全服从父亲与哥哥的意思是他应尽的义务。
在吴梅回到娘家后，无论父亲和哥哥如何责怪、打骂，她都不肯再重返夫家，为此她甚至烧掉自己的护照。而当家人决定以强硬的手段将孩子归还夫家时，吴梅更不惜报警脱困，让警察护送她和儿子到女性收容所。吴梅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争取一个女性的独立自主，然而却让家人的名声遭到败坏、陷入困境。首先是妹妹被退婚，接着是弟弟在聚会中被耻笑、哥哥因为维护弟弟而遭到痛殴，父母也在社区里遭到排挤抬不起头来。为了小女儿的幸福，吴梅的母亲低声请求吴梅牺牲自己回到夫家；为了恢复部分的家族名誉，吴梅的父亲领着吴梅的丈夫来带走孩子，但吴梅仍旧选择坚决抵抗，既不愿意回夫家、也不愿意让孩子离开自己身边。
亲情走到这个地步，只剩悲凉。这段时间里，父亲的巴掌、哥哥的巴掌，不停地打在吴梅的脸上，也打在她的心上。而当最疼爱的弟弟终于也伸出手掌掴自己时，吴梅不知道还能怎么样继续。父亲的弟弟也曾背离教义追求自由，父亲为此一再赞许当中的勇气，吴梅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家人连一点都理解和包容都不能给她？面对吴梅的质疑，父亲语塞了，他没有答案，但当他收到通知去探望弟弟时，他终于找到答案：弟弟当初的选择是错的，自己对他的赞许也是错的。
吴梅的父亲颠簸了很长的路途才抵达弟弟的家，沿路无比荒凉破落，弟弟一人孤身躺在一间破败的房子里头，像一条病倒路边的野狗，这就是一个土耳其人背弃教义、选择自由的代价！吴梅的父亲虽然保守、虽然严肃，但终究不是铁石心肠，对于大女儿的坚持，他也曾试着宽容，否则他不会在吴梅的眼泪和哭喊声中转过身、低下头。但当他看到自己弟弟的下场时，他知道自己必须狠下心，必须为了维护家族名誉、保护其他家人做出选择，纵使必须撕碎自己的心也在所不惜。
■那天，吴梅抱着儿子走在路上，弟弟突然出现叫住她，说有话要跟她说。在经过这一切后还能和弟弟见面，吴梅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走着走着，弟弟的脚步却越来越沉重、步伐越来越缓慢，吴梅不得不转过身去看落在后头的弟弟，结果看到的却是弟弟手中握着枪指着自己。吴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要杀死自己的竟然是自己一手带大、最亲最爱的弟弟。
弟弟终于是没能扣下扳机，泪湿的眼和颤抖的手再在逼着他转身离去。弟弟扔下枪、跑向刚刚抵达的巴士。但才上车，他便立即冲向巴士的后座、拍打玻璃窗拼命喊叫。原来，哥哥知道他一定下不了手，一直躲在一旁观望等候，此刻正从吴梅背后快步走来。吴梅没有听到弟弟叫唤的声音，但却听到抱在怀中的儿子对着自己身后叫人。吴梅当即转过身来，就这样，哥哥手中的刀子狠狠刺进儿子身体里。这是一个土耳其女性索要独立自主的代价，这是一个土耳其家庭维护家族名誉的代价，谁也承受不起。
究竟这当中是谁做错了什么？是吴梅应该忍受家庭暴力而不该违反教义出走？还是家人应该承受羞辱排挤而不该重视名誉胜过亲情？也许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解答了这个问题：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对于礼教我们总要用来自我要求，但当我们用这礼教严厉地约束他人、指责他人时，兴许正以礼教吃人、逼人走绝路而不自知。
就影片的拍摄手法来说，整体调性不免过于煽情，有些内容也流于夸张和极端，但影片的流畅程度和视角高度，不得不让人对导演在处女作里的出色表现表示赞赏。
2009年，奥地利籍女导演菲欧-艾拉达自编自导首部剧情长片《当我们离开的时候》，获得德国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奖，以及柏林影展最佳欧洲电影奖。这部影片讲述一个土耳其裔女性在争取独力自由的过程中所陷入的悲惨境遇，不仅在主题上与法提赫-阿金的《撞墙》相似，连女主角也同样由西碧-科绮丽出演。两部影片最大的差异在于，《撞墙》关注的焦点是文化冲突下的爱情，而《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关注的焦点则是亲情。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当中的女主角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土耳其裔女性吴梅（Umay），她的家人都移民到德国，她则嫁到伊斯坦堡。吴梅的丈夫是个传统的土耳其男人，对妻子和儿子都极为粗暴，动辄出手打骂，对此，夫家的人都习以为常也从不加以干预阻拦。但是吴梅不甘心就此过完一生，她选择当一个勇敢的现代女性，带着儿子出走、投奔住在德国的家人。
虽然吴梅的家人移民德国多年，但他们始终是虔诚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对吴梅这种抛弃家庭的败德行为完全无法接受。如果这部影片只着重描绘吴梅的不幸遭遇，那它只是另一部《撞墙》，不会受到如此广泛的肯定。《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最突出的部分，就在于它站在一个平衡的视角，给出一个全面的描绘，告诉人们为什么土耳其裔的德国移民如此封闭守旧。
在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将近300万人，但当中只有30万人入德国籍，这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虽然是德国第二大移民族群，但在当地的融入状况极差，普遍的教育程度也较低。毕竟宗教和生活习惯上的巨大差异，很自然地在彼此之间竖起一座高墙。因此土耳其移民总是聚集在一起，在自己的社区当中紧紧抱团取暖、也相互捆绑牵制。吴梅背叛丈夫的行为，不止辱没的夫家的名誉，也辱没了娘家在当地社区的家族名誉，让全家人遭到耻笑与排斥。
吴梅的家中除了父母之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土耳其家长，保守且威严，得知大女儿带着儿子逃家后，立即厉声要求她回去。母亲同样是个典型的土耳其女性，在看到吴梅身上满满的伤痕后，虽然痛心不舍，但仍旧要求她像自己一般隐忍度日。家中的哥哥身为长子，自然是以父亲的威严、家庭的名誉为重，频频以暴力来对付妹妹的不顺从。吴梅的妹妹与她年纪最为相近，虽然能多些同情与理解同为女性的姐姐，但在家中从不敢发声、只求家庭平静和睦。至于吴梅的弟弟，他与吴梅年纪相差较多，可说是她一手带大的，因此两人自小便亲近，尽管他衷心希望吴梅能幸福快乐，但身为家中的幼子，完全服从父亲与哥哥的意思是他应尽的义务。
在吴梅回到娘家后，无论父亲和哥哥如何责怪、打骂，她都不肯再重返夫家，为此她甚至烧掉自己的护照。而当家人决定以强硬的手段将孩子归还夫家时，吴梅更不惜报警脱困，让警察护送她和儿子到女性收容所。吴梅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争取一个女性的独立自主，然而却让家人的名声遭到败坏、陷入困境。首先是妹妹被退婚，接着是弟弟在聚会中被耻笑、哥哥因为维护弟弟而遭到痛殴，父母也在社区里遭到排挤抬不起头来。为了小女儿的幸福，吴梅的母亲低声请求吴梅牺牲自己回到夫家；为了恢复部分的家族名誉，吴梅的父亲领着吴梅的丈夫来带走孩子，但吴梅仍旧选择坚决抵抗，既不愿意回夫家、也不愿意让孩子离开自己身边。
亲情走到这个地步，只剩悲凉。这段时间里，父亲的巴掌、哥哥的巴掌，不停地打在吴梅的脸上，也打在她的心上。而当最疼爱的弟弟终于也伸出手掌掴自己时，吴梅不知道还能怎么样继续。父亲的弟弟也曾背离教义追求自由，父亲为此一再赞许当中的勇气，吴梅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家人连一点都理解和包容都不能给她？面对吴梅的质疑，父亲语塞了，他没有答案，但当他收到通知去探望弟弟时，他终于找到答案：弟弟当初的选择是错的，自己对他的赞许也是错的。
吴梅的父亲颠簸了很长的路途才抵达弟弟的家，沿路无比荒凉破落，弟弟一人孤身躺在一间破败的房子里头，像一条病倒路边的野狗，这就是一个土耳其人背弃教义、选择自由的代价！吴梅的父亲虽然保守、虽然严肃，但终究不是铁石心肠，对于大女儿的坚持，他也曾试着宽容，否则他不会在吴梅的眼泪和哭喊声中转过身、低下头。但当他看到自己弟弟的下场时，他知道自己必须狠下心，必须为了维护家族名誉、保护其他家人做出选择，纵使必须撕碎自己的心也在所不惜。
■那天，吴梅抱着儿子走在路上，弟弟突然出现叫住她，说有话要跟她说。在经过这一切后还能和弟弟见面，吴梅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但走着走着，弟弟的脚步却越来越沉重、步伐越来越缓慢，吴梅不得不转过身去看落在后头的弟弟，结果看到的却是弟弟手中握着枪指着自己。吴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要杀死自己的竟然是自己一手带大、最亲最爱的弟弟。
弟弟终于是没能扣下扳机，泪湿的眼和颤抖的手再在逼着他转身离去。弟弟扔下枪、跑向刚刚抵达的巴士。但才上车，他便立即冲向巴士的后座、拍打玻璃窗拼命喊叫。原来，哥哥知道他一定下不了手，一直躲在一旁观望等候，此刻正从吴梅背后快步走来。吴梅没有听到弟弟叫唤的声音，但却听到抱在怀中的儿子对着自己身后叫人。吴梅当即转过身来，就这样，哥哥手中的刀子狠狠刺进儿子身体里。这是一个土耳其女性索要独立自主的代价，这是一个土耳其家庭维护家族名誉的代价，谁也承受不起。
究竟这当中是谁做错了什么？是吴梅应该忍受家庭暴力而不该违反教义出走？还是家人应该承受羞辱排挤而不该重视名誉胜过亲情？也许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解答了这个问题：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对于礼教我们总要用来自我要求，但当我们用这礼教严厉地约束他人、指责他人时，兴许正以礼教吃人、逼人走绝路而不自知。
就影片的拍摄手法来说，整体调性不免过于煽情，有些内容也流于夸张和极端，但影片的流畅程度和视角高度，不得不让人对导演在处女作里的出色表现表示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