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样本的“代表性”来看，《爱情神话》所展现的生活当然远远不能代表普通上海市民的生活，它刻画的，毋宁说是那在社会阶层和文化等级塔尖的很小一部分人——不仅有钱、而且有闲钱的老上海人。但是，如果我们不从“样本代表性”来看，而是从“个案典型性”来看，那在我看来，它确实展现了上海文化最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突出特质。生活优渥闲适的白先生、嫁了个英国人后来又离异的李小姐、谜一样的老乌，他们的意识分沾在上海那些更加朴素、平常的小市民身上。

（二）

“爱情神话”之所以是“爱情神话”，而不是“爱情传奇”，是因为它包含着大人物。“传奇”并不一定需要大人物，街头巷尾的邂逅，墙头马上的缠绵，都足以成就爱情的“传奇”。而让电影的故事具有“神话”质感的，是老乌和索菲亚·罗兰据说的那段奇特相遇。上海人崇洋，但其实重点不完全在于媚外。奇异的异国情调，有时本身成了一个无法兑现的神话，魅惑（enchant）着这些生活在狭窄的弄堂里的人。后来，老乌就被困在了这个神话里面，并且得以自足，什么都不再需要。但真正的大人物，其实只留下影子。那个国外女人，留下的只是一个房子，它将老乌锁在了里面。我们说，在她和这间上海的房子之间，中间有无穷在实然意义上被阻断的联系，但是神话让封闭性的空间“着了魔”（enchanted），它让“小资产阶级”生活在日常中，又脱离了日常。

（三）

像老白这样不彻底的艺术家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愿意相信自己不相信的事物。一方面，物质的计较已成为本能；一方面，在追李小姐这件事上，他可以摆脱对未来的一切考虑。事实上，这不如说是他在回避考虑未来的物质问题，对于旁人的怀疑，他的回答是“这有什么不可以”。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未来是一个虚设，是一个可以逃脱算计的“神话”地带。在现实中，这个画画老师处于极端的自抑状态，他相信自己有高雅的品味，但从不致力于推广和宣传自己。他在一个小弄堂的小角落里自我欣赏，没有展现出我们所期待的那种野心。因此，他的社会性仅限于一种想象，在今天的生活——煮饭、烧小菜、自我欣赏的生活——和虚设的神话故事里，存在着无穷的暧昧的空间。

（四）

相比这些误入歧途的男性角色，李小姐显得更加干脆。她是那种斩断了与传统联系的独立的女性，这种独立不是来源于物质的独立，而是在于可以随意施加自己的诱惑，随意地挑选为自己服务的男性。她矜持而冷酷，洞若观火而又言不由衷。我们几乎可以想见，她的混血的女儿在长大后一定不会留在上海这个伪装成大城市的小地方。成熟的上海女性有一连串的人生计划，见好就收，忍得一时苦，却并不将就，她们只经营让自己骄傲的生活。更新一代的“上海人”，则通过扮演与传统不符的性别气质，更好地争取这种独立性，他们要的是那种暗暗赞叹但又无从说起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