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1-11

猫奴十二年 • 至暗时刻:《至暗时刻》：人物与叙事策略

对于一部历史传记类影片而言，该影片的核心人物——即该传记主人的塑造，对最终质量的高低优劣起着决定性作用。观众在观赏此类影片时，不仅对历史上所发生的真实事件具有兴趣，更对这个有着纪念价值的重要人物抱有期待。这是历史传记电影的特有属性，也顺其自然成为了创作者们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它要求创作出的作品，特别是历史人物，既要符合历史的客观事实，又要符合观众的主观想象，甚至许多时候，对人物的诉求还大于了对故事的需要。

乔·赖特显然明白这个道理。在《至暗时刻》中，他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塑造丘吉尔，这个极富魅力的前英国首相、二战英雄，同时也是一名烟鬼、酒鬼、偏执狂。不可忽略的是，本片想要做到与观众产生共鸣（的确也做到了），除了要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可信、丰满的丘吉尔形象，还面临着另一个难题——一个近乎是同类电影都要面临的共同难题，那就是在面对大多数未经历过二战、甚至没听说过丘吉尔的观众时，需把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人物关系、时代条件等一一阐明，在不喧宾夺主的同时与主人公的行动相互促进。这时常意味着故事线索纷繁复杂，并直接体现在体量上的巨大（如国产主旋律电影《大决战》），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变成一场灾难。但《至》的创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一次巧妙的“让步”：把影片所需要的前提条件通通简化，用尽可能精炼的笔墨把人物推至前景，在确保故事准确、完整的同时，也不失为对丘吉尔的一次忠实还原。

而丘吉尔恰恰拥有这样“符合要求”的故事。影片截取了他从临危受命到敦刻尔克大撤退之间短短一个月的内容，利用这样一个水深火热的时刻，凸显丘吉尔在极端条件下面对不同人物和不同事件时候的不同侧面。为此，创作者设置了多组人物，使他们与丘吉尔在不同的场景中发生关系。不难想象，作为激发丘吉尔“性格万花筒”的主要手段，这些人物如故事背景一般被简单化，成为一种符号、象征，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立场和势力，以他们各自的“单一”去对应丘吉尔性格中的“某一”。况且，一些真实人物，如乔治六世、张伯伦、哈利法克斯等在特定事件中本身如是，改编起来更是游刃有余。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创作者就无大作为了。如果说上述人物尚可舒服创作，那丘吉尔坐地铁的一场戏则是一次有趣的假想。这个身着黑衣的胖男子，被围在一群花花绿绿、纤弱苗条的群众中间，显得那么的别样、不合。可正是这一群和自己从外观上看起来与议院众人相比更有着天壤之别的地铁乘客，却和自己有着更为接近的思想追求，从而深化了丘吉尔拒绝和谈的信念。这段被安排在发表最后重要演讲之前的情节，虽略显急躁，但却是合理且有趣的。

故事上的精炼、人物上的单一，再加上场景上的简约——大多数场景都安排在作战室和丘吉尔的家里，随之而来的，便是可能需要应对的沉闷的副作用。为了令观众全神贯注于丘吉尔（亦或加里·奥德曼）的一举一动，不至于因为沉闷而让影片丧失了可能或应有的赞誉，创作者在形式技巧上做出了补充。最常见的，是摄影时一些异常角度、复杂调度的使用，如影片刚一开场就是一个俯拍全景，首先为观众展示了混乱的议院——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地方，更是决定丘吉尔命运的地方；镜头降，移到正在发言的议员跟前，并随他手指的方向一扭头，镜头推到了正坐在凳子上丧气的张伯伦处——他会在后来成为丘吉尔的主要对抗力量之一；几个愤怒的议员的单镜头后，紧接着，是张伯伦看向了二楼，与他目光相接的，是坐在栏杆后的哈利法克斯——丘吉尔的另一个对抗力量出现；这一段落的最后，镜头顺着成排的议员们移到丘吉尔的座位上——此时座位上只留有丘吉尔的一顶帽子，一个神秘和力量的预示。

所有这一切，既丰富了画面构成、增添了观众兴趣，又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影片的叙事核心：丘吉尔。这样的例子在影片中不胜枚举。

还有一处值得玩味的地方，是丘吉尔的打字员，即雷顿小姐的角色设置。可以发现，丘吉尔在影片中第一次现身，是由雷顿小姐进入他的房间而引发的，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雷顿小姐的视点第一次完成了对丘吉尔的“观看”，丘吉尔则是处于“被看”的位置。这不妨理解为创作者试图以他人之眼来展示丘吉尔此人，形成一种客观的、不掺杂其它主观因素的评价。但事实上，在此后许多的故事段落里，雷顿小姐都处于缺席，并不能完成对丘吉尔的“观看”，反倒是丘吉尔掌控大局，对他人实施着操控。这样一种主观/客观、直接/间接的齐头并进，似乎在快到结尾的一场戏时，以丘吉尔的胜利达成了最终和解：丘吉尔拿着雷顿小姐哥哥的照片，一直看着雷顿小姐；雷顿小姐哽咽着问“怎么了”，丘吉尔回答“我只是想看看你”。

这可以说是在人物塑造和叙事核心下划上的又一个着重符号，但同时，也或许是创作者试图通过雷顿小姐的视点、穿透荧幕形成对观众的“被看”、以便得到观众对丘吉尔乃至一切的指认与认同？对此深究一番，未尝不是一件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