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1-07
木卫二 • 香蕉天堂:假如我是真的
微信公众号：moviesss 首发于 MOViE木卫
去年几次呼吁，华语地区诸多影展，并没有在台湾解除戒严三十周年之际，做一个王童导演的作品回顾展。郎园的词语放映，这次带来台湾三部曲《稻草人》、《香蕉天堂》、《无言的山丘》（这部电影还是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算是走出了一步。
作为重要的台湾导演之一，王童一直很少被大规模曝光。一方面是《红柿子》后，他几乎中断了严肃，有资金保障，产生较大影响的创作。无论试水动画片，还是试图回春的《风中家族》都没能激起水花。倒是献礼民国百年的短片《谢神》，我个人很是喜爱。
另一方面，王童横跨了制片厂体制由繁荣走向解体的阶段，他游刃于诸多类型创作，从政治宣教片，到古装片，再到带有黑色喜剧的风格三部曲，自传色彩的《红柿子》，似乎很难以单一的电影风格或美学语言来概括他。简言之，他的作品，似乎受到了台湾电影时局变化的深刻影响。
《稻草人》、《香蕉天堂》、《无言的山丘》三部曲，是可以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编排的一组电影，日本殖民时代的1920s、1940s，以及跨度最大的《香蕉天堂》，从1948年，讲到了1988年。
三部曲带有相似的说书人、讲故事的口吻，底层民众和普通小人物的人生经历，可谓惨烈荒诞，电影却苦中作乐。淘金的兄弟俩，差不多是把自己往土里送。送炸弹的兄弟俩，命悬一线并不自知。自学英语的李麒麟，糊涂乱来，让人失笑。再多心酸委屈，都变成无可奈何的逆来顺受，只因在大时代面前，炮灰不值一提。
无言的小人物，是王童这三部作品的特质。导演要做的事情，是替他们说话，好比那颗从天而降的硕大哑弹。《稻草人》和《无言的山丘》的底层民众，听不懂日语。《香蕉天堂》的大头兵，又操持着老家的方言。田野上的稻草人，九份的雄壮山峦，它们是以大地为背景物的存在，与电影人物形同一体。唯有《香蕉天堂》比较特殊，门栓莫名其妙变成了甲、乙、丙，顶着别人的身份在苟活。他的口头禅，是大呼“莫名其妙”，“岂有此理”。只有到了电影结尾处，他才在电话这头，陷入了“假如我是真的”情境，大呼爹娘，孩儿不孝，真正说出了属于自己的话。
《稻草人》的开头，观众可以听到日军的铜管乐，与台湾民众的唢呐，是如此不协调的冲突存在（《无言的山丘》亦是如此）。乡间的封闭与农民的纯朴，见证了那场战争的无意义，也凸显了台湾命运的尴尬。到了《无言的山丘》，王童的作品又引入相隔不远的琉球人，在日本人的内部，分化出同样弱势、找不到身体认同归属的小人物。
黄金梦会破灭，战争会结束，香蕉会滞销。明明灭灭的人物命运，它们都叫台湾。不同于杨德昌的锋利，侯孝贤的悲悯，王童是带着说故事的老人家口吻，电影里的人物，完全可以擦掉名字，用大哥和小弟来代替。
《香蕉天堂》的主人公，身上有诸多的缺陷。门栓稀里糊涂，性格软弱，但无论怎样落难，他始终没有抛弃痴呆的大哥。如此又逃又躲、只想活命下去的人，最后成了一家顶梁柱，又是一记心酸的讽刺。与门栓相比，电影里的女性，更加坚韧，角色多样，也更加强大（包括乡下的阿祥嫂）。
回到《香蕉天堂》拍摄的八十年代末，杨德昌和侯孝贤已经开讲台北都市的现代病，王童依然维护着传统家庭的价值（《香蕉天堂》的结尾和《红柿子》全片），并且用一场老人家的葬礼，与过去挥手告别。与杨德昌和侯孝贤完全是从台湾开始有成长记忆不同，王童的童年（八岁之前），还是在大陆度过的。比王童更有大陆经验的台湾导演，是李行。
如果做一个稍远的联想，当山田洋次在《家族之苦》中，依然维持三代同堂，同在东京小屋生活，塑造一个任何难关都能迈过去的完美家庭。它洋溢着幸福，散发着梦幻理想，也难逃过时之批注。某种意义上，得之时代、失之时代的王童身上，也束缚着类似的，为民请命的东西（巧合在于，他们都是制片厂出来）。
当人们急于把一些院线片封为神作，面对华语电影史，人们错过的佳作，恐怕比急于肯定的，要有意义得多。王童作为中影系导演，作品通俗、风趣，情感真挚。虽没有侯孝贤的风格美学，他的独特价值，是当你在看《大佛普拉斯》时，你可能想起《稻草人》里被调侃“polanpa”的兄弟。当你发现《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记得有一部《香蕉天堂》。当你到了九份金瓜石景区，面对高大的基隆山体，会发现《无言的山丘》与《悲情城市》同样沉甸——王童站在了另一道峻岭上。
去年几次呼吁，华语地区诸多影展，并没有在台湾解除戒严三十周年之际，做一个王童导演的作品回顾展。郎园的词语放映，这次带来台湾三部曲《稻草人》、《香蕉天堂》、《无言的山丘》（这部电影还是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算是走出了一步。
作为重要的台湾导演之一，王童一直很少被大规模曝光。一方面是《红柿子》后，他几乎中断了严肃，有资金保障，产生较大影响的创作。无论试水动画片，还是试图回春的《风中家族》都没能激起水花。倒是献礼民国百年的短片《谢神》，我个人很是喜爱。
另一方面，王童横跨了制片厂体制由繁荣走向解体的阶段，他游刃于诸多类型创作，从政治宣教片，到古装片，再到带有黑色喜剧的风格三部曲，自传色彩的《红柿子》，似乎很难以单一的电影风格或美学语言来概括他。简言之，他的作品，似乎受到了台湾电影时局变化的深刻影响。
《稻草人》、《香蕉天堂》、《无言的山丘》三部曲，是可以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编排的一组电影，日本殖民时代的1920s、1940s，以及跨度最大的《香蕉天堂》，从1948年，讲到了1988年。
三部曲带有相似的说书人、讲故事的口吻，底层民众和普通小人物的人生经历，可谓惨烈荒诞，电影却苦中作乐。淘金的兄弟俩，差不多是把自己往土里送。送炸弹的兄弟俩，命悬一线并不自知。自学英语的李麒麟，糊涂乱来，让人失笑。再多心酸委屈，都变成无可奈何的逆来顺受，只因在大时代面前，炮灰不值一提。
无言的小人物，是王童这三部作品的特质。导演要做的事情，是替他们说话，好比那颗从天而降的硕大哑弹。《稻草人》和《无言的山丘》的底层民众，听不懂日语。《香蕉天堂》的大头兵，又操持着老家的方言。田野上的稻草人，九份的雄壮山峦，它们是以大地为背景物的存在，与电影人物形同一体。唯有《香蕉天堂》比较特殊，门栓莫名其妙变成了甲、乙、丙，顶着别人的身份在苟活。他的口头禅，是大呼“莫名其妙”，“岂有此理”。只有到了电影结尾处，他才在电话这头，陷入了“假如我是真的”情境，大呼爹娘，孩儿不孝，真正说出了属于自己的话。
《稻草人》的开头，观众可以听到日军的铜管乐，与台湾民众的唢呐，是如此不协调的冲突存在（《无言的山丘》亦是如此）。乡间的封闭与农民的纯朴，见证了那场战争的无意义，也凸显了台湾命运的尴尬。到了《无言的山丘》，王童的作品又引入相隔不远的琉球人，在日本人的内部，分化出同样弱势、找不到身体认同归属的小人物。
黄金梦会破灭，战争会结束，香蕉会滞销。明明灭灭的人物命运，它们都叫台湾。不同于杨德昌的锋利，侯孝贤的悲悯，王童是带着说故事的老人家口吻，电影里的人物，完全可以擦掉名字，用大哥和小弟来代替。
《香蕉天堂》的主人公，身上有诸多的缺陷。门栓稀里糊涂，性格软弱，但无论怎样落难，他始终没有抛弃痴呆的大哥。如此又逃又躲、只想活命下去的人，最后成了一家顶梁柱，又是一记心酸的讽刺。与门栓相比，电影里的女性，更加坚韧，角色多样，也更加强大（包括乡下的阿祥嫂）。
回到《香蕉天堂》拍摄的八十年代末，杨德昌和侯孝贤已经开讲台北都市的现代病，王童依然维护着传统家庭的价值（《香蕉天堂》的结尾和《红柿子》全片），并且用一场老人家的葬礼，与过去挥手告别。与杨德昌和侯孝贤完全是从台湾开始有成长记忆不同，王童的童年（八岁之前），还是在大陆度过的。比王童更有大陆经验的台湾导演，是李行。
如果做一个稍远的联想，当山田洋次在《家族之苦》中，依然维持三代同堂，同在东京小屋生活，塑造一个任何难关都能迈过去的完美家庭。它洋溢着幸福，散发着梦幻理想，也难逃过时之批注。某种意义上，得之时代、失之时代的王童身上，也束缚着类似的，为民请命的东西（巧合在于，他们都是制片厂出来）。
当人们急于把一些院线片封为神作，面对华语电影史，人们错过的佳作，恐怕比急于肯定的，要有意义得多。王童作为中影系导演，作品通俗、风趣，情感真挚。虽没有侯孝贤的风格美学，他的独特价值，是当你在看《大佛普拉斯》时，你可能想起《稻草人》里被调侃“polanpa”的兄弟。当你发现《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记得有一部《香蕉天堂》。当你到了九份金瓜石景区，面对高大的基隆山体，会发现《无言的山丘》与《悲情城市》同样沉甸——王童站在了另一道峻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