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1-31
Trillian • 亲爱的日记:莫莱蒂的轻逸
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开篇讲述了“轻逸”的好处。在他看来，文学中有两种互相竞争的倾向：一种赋予语言沉重感、密度和具体性，另一种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纤细的尘埃和磁力线一样毫无重量的因素。前者以但丁为代表，后者涵盖了卡夫卡、艾米丽·狄更生、米兰·昆德拉的作品。
其实如果把”轻“与”重“概念化，电影世界中这样两种对立的倾向也同样有迹可循。这周重温了《巴里·林登》，两年前一见倾心，再看依然是最爱的库布里克作品。片中六岁的小男爵踩着不合脚的鞋子走进高朋满座的演奏会，他的脚在沉重的木鞋里不停地滑动，每一步都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这是小男爵同母异父的兄弟刻意安排的报复行为，意在把他俄狄浦斯式的仇恨广而告之。（这样天真挑衅者的形象在鲁本·奥斯特伦德的《自由广场》的宴会戏里也有再现。）但最吸引我的还是这个情景本身，西谚”穿着别人的鞋“（即越俎代庖）落为实物的荒诞不经，还有宾客的沉默中的道德判断，这种冲撞中，影片阶级差异的主题得以彰显。
库布里克的影片都充满了如此的沉重感，即使是所谓的喜剧作品如《奇爱博士》也充满核战争与性无能的恐惧，这是库氏以电影为生死的性格使然。伯格曼、哈内克、威尔斯无不如此。与之相对的是侯麦、考里斯马基等人的作品。同样讨论道德的严肃话题，他们电影中的人或事都是轻微的、不断变化的、充满滑稽的悲哀的况味。这种的划分并非绝对，也不是为了证明文学领域的判断完全适用于电影。而是视觉语言的选择中，在一个镜头与另一个的连缀中，在画面内部的形象里，确有轻与重的因素密切地运动，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感触。
我心目中最能称上轻逸二字的，还是卡尔维诺的意大利同乡南尼·莫莱蒂的电影。他的作品鲜见深刻的洞见和惊人的视觉，却能借助风与云的力量，留下水流云在的印象。对于莫莱蒂作品的这种轻盈的特质，Jonathan Rosenbaum（Chicago Reader的前任影评人）有过贴切无比的描述：“对于需要我写评论的电影，我往往非得记些观影笔记不可。但对于《亲爱的日记》，我发现自己无一字可记。这大概可以说明这部影片独特而难以描述的风味。无论是对于画面的描述，还是画外音的记录，或者影片中的对白，都无法捕捉到这部电影的精髓——也就是莫莱蒂本人的特质。“
《亲爱的日记》是这样一部作品：它界于纪录与虚构之间，现实与超现实密切相融。莫莱蒂在影片中扮演自己。（为了把角色与作者作区分，本文中角色称做“南尼”，而指代导演时称为“莫莱蒂”。） 影片以日记标题的形式分为三个段落展开，真实与虚构以不同的方式微妙地交织在一起：《医生》源自他本人真实的患病经历（甚至用到了一部分纪录影像）。《群岛》虚构了两位朋友在意大利群岛的游历旅程。以上两种手法在《我的摩托车》中得以融合，镜头跟随南尼骑着摩托车在罗马城四处周游，观感几乎如同一部旅行纪录片，直到荒诞与现实慢慢融为一炉。
莫莱蒂对于轻的追求在《群岛》一节中有着格外迷人的呈现。故事起始，南尼前往利帕里岛看望友人，并试图专心工作。他这位友人是个隐士，在岛上独自居住了十一年研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然而这方寸之地也开始被游客占据，两人不得不启程寻找其他安宁的岛屿。谁也没想到，旅程中，这位避世独居的友人第一次接触到了电视，被各式各样的节目和跌宕起伏的电视剧吸引住了。他开始引用提布鲁斯、恩岑斯贝格尔的诗句描述电视的魅力，甚至扬言给教皇写信赞扬电视的教化功能。因此，当两人终于找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平静岛屿时，这位老隐士被没有电视的生活吓坏了。故事的最后一幕，镜头跟随他一路小跑，高呼着“没有电视我们如何生活“，奔向海边的渡轮。
这里莫莱蒂或许讽刺了知识分子的虚伪做派。但在这个故事里电视不太像邪恶的撒旦，更像知识树的苹果，帮助这个在形而上的世界里沉迷太久的人回归家乡。被电视世界迷住的隐士或许滑稽可笑，但仍然拥有逃离的选择。他一路小跑，迅捷又灵敏，从沉重中脱身，奔向大海，奔向电视代表的文明和轻盈。
对于《亲爱的日记》这样的作品，似乎存在一种普遍的轻视，“看起来轻松”的作品总不如四个小时长镜头的力量重。但莫莱蒂以他简单清爽的风格，十年如一日在作品中坚持着纯粹低调的影像和情感表达。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更加高贵的坚持。虽然讨厌一切奖项，但想到常年不靠谱的戛纳靠谱了一次，把当年的最佳导演颁给了他，还是觉得很开心呢。
其实如果把”轻“与”重“概念化，电影世界中这样两种对立的倾向也同样有迹可循。这周重温了《巴里·林登》，两年前一见倾心，再看依然是最爱的库布里克作品。片中六岁的小男爵踩着不合脚的鞋子走进高朋满座的演奏会，他的脚在沉重的木鞋里不停地滑动，每一步都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这是小男爵同母异父的兄弟刻意安排的报复行为，意在把他俄狄浦斯式的仇恨广而告之。（这样天真挑衅者的形象在鲁本·奥斯特伦德的《自由广场》的宴会戏里也有再现。）但最吸引我的还是这个情景本身，西谚”穿着别人的鞋“（即越俎代庖）落为实物的荒诞不经，还有宾客的沉默中的道德判断，这种冲撞中，影片阶级差异的主题得以彰显。
库布里克的影片都充满了如此的沉重感，即使是所谓的喜剧作品如《奇爱博士》也充满核战争与性无能的恐惧，这是库氏以电影为生死的性格使然。伯格曼、哈内克、威尔斯无不如此。与之相对的是侯麦、考里斯马基等人的作品。同样讨论道德的严肃话题，他们电影中的人或事都是轻微的、不断变化的、充满滑稽的悲哀的况味。这种的划分并非绝对，也不是为了证明文学领域的判断完全适用于电影。而是视觉语言的选择中，在一个镜头与另一个的连缀中，在画面内部的形象里，确有轻与重的因素密切地运动，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感触。
我心目中最能称上轻逸二字的，还是卡尔维诺的意大利同乡南尼·莫莱蒂的电影。他的作品鲜见深刻的洞见和惊人的视觉，却能借助风与云的力量，留下水流云在的印象。对于莫莱蒂作品的这种轻盈的特质，Jonathan Rosenbaum（Chicago Reader的前任影评人）有过贴切无比的描述：“对于需要我写评论的电影，我往往非得记些观影笔记不可。但对于《亲爱的日记》，我发现自己无一字可记。这大概可以说明这部影片独特而难以描述的风味。无论是对于画面的描述，还是画外音的记录，或者影片中的对白，都无法捕捉到这部电影的精髓——也就是莫莱蒂本人的特质。“
《亲爱的日记》是这样一部作品：它界于纪录与虚构之间，现实与超现实密切相融。莫莱蒂在影片中扮演自己。（为了把角色与作者作区分，本文中角色称做“南尼”，而指代导演时称为“莫莱蒂”。） 影片以日记标题的形式分为三个段落展开，真实与虚构以不同的方式微妙地交织在一起：《医生》源自他本人真实的患病经历（甚至用到了一部分纪录影像）。《群岛》虚构了两位朋友在意大利群岛的游历旅程。以上两种手法在《我的摩托车》中得以融合，镜头跟随南尼骑着摩托车在罗马城四处周游，观感几乎如同一部旅行纪录片，直到荒诞与现实慢慢融为一炉。
莫莱蒂对于轻的追求在《群岛》一节中有着格外迷人的呈现。故事起始，南尼前往利帕里岛看望友人，并试图专心工作。他这位友人是个隐士，在岛上独自居住了十一年研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然而这方寸之地也开始被游客占据，两人不得不启程寻找其他安宁的岛屿。谁也没想到，旅程中，这位避世独居的友人第一次接触到了电视，被各式各样的节目和跌宕起伏的电视剧吸引住了。他开始引用提布鲁斯、恩岑斯贝格尔的诗句描述电视的魅力，甚至扬言给教皇写信赞扬电视的教化功能。因此，当两人终于找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平静岛屿时，这位老隐士被没有电视的生活吓坏了。故事的最后一幕，镜头跟随他一路小跑，高呼着“没有电视我们如何生活“，奔向海边的渡轮。
这里莫莱蒂或许讽刺了知识分子的虚伪做派。但在这个故事里电视不太像邪恶的撒旦，更像知识树的苹果，帮助这个在形而上的世界里沉迷太久的人回归家乡。被电视世界迷住的隐士或许滑稽可笑，但仍然拥有逃离的选择。他一路小跑，迅捷又灵敏，从沉重中脱身，奔向大海，奔向电视代表的文明和轻盈。
对于《亲爱的日记》这样的作品，似乎存在一种普遍的轻视，“看起来轻松”的作品总不如四个小时长镜头的力量重。但莫莱蒂以他简单清爽的风格，十年如一日在作品中坚持着纯粹低调的影像和情感表达。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更加高贵的坚持。虽然讨厌一切奖项，但想到常年不靠谱的戛纳靠谱了一次，把当年的最佳导演颁给了他，还是觉得很开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