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尼·莫雷蒂在意大利是个另类导演,他哪派(这里指的不是政治派别,而是艺术流派)也不是,但他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影片都与意大利政治、时局有关,但风格上与政治片迥然不同。他对意大利的政治态度鲜明,对社会弊端包括对自己以及同代人在讽刺挖苦时使用的是尖锐幽默的语言,直至2006年以前,他所有的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己出演主人公。在《亲爱的日记》这部影片里,他以近乎纪录片的形式向观众敞开心扉:在这个开放的电影笔记本里,他抒发了自己的心情、感受、乐趣和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在叙述时,影片还配有幽默的旁白或对社会弊端的抨击。
纳尼·莫雷蒂在其影片中,善于自嘲,也善于表达当代人的精神面貌。在本片中,他表达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时代的弊端也作了剖析:新闻界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自封的左派思想;1968年运动参加者的悔过;时髦的环保口号;医生的自负……影评家焦瓦尼·格拉齐尼在评述莫雷蒂的《亲爱的日记》这部影片时写道:“导演中很少有人像纳尼·莫雷蒂那样受到青年观众的狂热崇拜。并非所有的中年人(更不用说老年人了)都能理解,为什么他会被众人视为掌上明珠。对于他的新片《亲爱的日记》观众也是顶礼膜拜,而一些影评家则用了最美好的形容词去赞扬他(如才华横溢、富有智慧与创造性的,激动人心、令人震惊的)。而我们则担心地询问,这种赞美是不是在那种善于制造期待气氛的强大的宣传机器鼓动下,出自那些影迷对偶像崇拜的需要?”
确实,不管是市场宣传的需要,抑或是影迷的狂热,但莫雷蒂的才华、他的电影的影响力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青年人中的影响,他的影片一问世就受到青年观众的青睐,也许正因为他的影片反映的都是青年人自身问题的缘故吧。1953年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莫雷蒂对于1968年意大利的学生罢课运动(简称“68运动”)记忆犹新,也可以说,给他的心灵留下了创伤,与此相关的内容经常出现在他的影片里。高中毕业后,他没有上大学。当时他有两大爱好,一是水球运动,二是电影。他在20岁那年将多年珍藏的集邮卖掉,买了个超8毫米的摄影机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短片《失败》。在片中,他就以嘲讽的笔调描述了一个前“68分子”的精神危机。随后,他又拍摄了类似的第二部短片。1976年莫雷蒂摄制了第一部故事片《我是个独立自主的人》(依然是超8毫米)。影片叙述了一个名叫米凯莱·阿皮切拉(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出现在他以后的多部影片里)的青年,为了经济上的独立而走出家庭谋生的经历:他投身到朋友创办的剧团演出,排练节目。为了演出成功,他们特意邀请了一位著名评论家。但评论家天南海北地说了一通,唯独对他与朋友的演出只字不提。最后,剧院里只剩下一位观众。这部影片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在罗马电影城影迷影院上映了很长时间。随后,他将影片重新翻印成16毫米,在罗马的一些其他影迷俱乐部上映,并将影片送往柏林和巴黎,在电影节期间上映,引起了一些批评家的关注。1977年,这个年轻人引起了导演塔维亚尼兄弟的好奇,在他们的《我父我主》里扮演了一个角色。这对莫雷蒂来说是个极好的学习电影专业知识的机会。
1978年,莫雷蒂的专业而又成熟的影片《哎哟!隆隆声!》(16毫米)诞生了。他用的是现场直接录音的方式,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影片参加了戛纳电影节的角逐,并取得了意外的票房成功,成本费仅1800万里拉,却取得了20亿里拉的收益,这次莫雷蒂真的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广受评论界的关注。《哎哟!隆隆声!》叙述了4个“68分子”虚度年华的现实状况。他们时而做个电影群众演员,时而聚在一起写点诗歌抒发情感,时而表现出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终于,影片主人公米凯莱·阿皮切拉与他的朋友们厌烦了那种每晚泡在酒吧里的无聊的生活,决定“自我觉醒、自我反思”。他们在一起,各自检讨自己的问题:米凯莱同家人相处不融洽,在家里常常莫名其妙地反叛,同当电影导演助理的未婚妻的关系若即若离;米尔科被各种问题所困扰,在家里收留了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奥尔加”;维托是个雇员,工作时像其同伴们一样总是无精打采;戈弗雷多是个厌倦学习、害怕考试的大学生。夏季到来了,四个朋友的反思试验结束了,他们重新相聚在酒吧。一天,他们突发奇想,决定去看看奥尔加。这个消息在酒吧以及全街区的青年中传开了,大家都要去看奥尔加。但最后只有米凯莱一个人去了,影片以米凯莱默默地注视着坐在那里的奥尔加而结束。影片中有个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场景:莫雷蒂尖刻地批评意大利喜剧电影偶像、著名演员阿尔贝托·索尔迪没有政治立场。多年后,当两人在同一个颁奖典礼上相遇时,不免有点尴尬。
1981年,莫雷蒂的第一部35毫米的影片《金色的梦》问世了。像以往的影片一样,该片也对同龄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进行了嘲讽。影片叙述了一个梦想成为大导演的青年在摄制其第一部影片“弗洛伊德的妈妈”时精神崩溃了。他受到电影记者的刁难,遭遇别的导演的挑战、尤其不能令他容忍的是,一个竞争对手要拍摄反映“68运动”的音乐剧——这是他酝酿已久的计划,从此,他的恶梦不断,最后在幻觉中,他成了变狼妄想症患者。该片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了导演银狮奖、评委会大奖。1984摄制了《比扬卡》,虽然有侦探片的味道,但仍属于莫雷蒂的一向政治风格。1985年摄制的《弥撒结束了》获得柏林电影节导演银熊奖。从各个方面讲,该片流畅的叙事线索、娴熟的导演技巧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加之优美的画面、动听的音乐,不仅为青年观众所喜爱,也为各年龄段的观众所接受。因为,它广泛地触及到了社会深层次的问题。该片讲的是,神父朱里奥被派往远离罗马的一个乡村工作,几年后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罗马,担任教区的神甫。但他回来后,发现与童年时的朋友们已格格不入:有的沦为恐怖分子,有的沦为同性恋者。尤其是他自己家庭也陷入了危机:他的父亲竟然向他忏悔——自己爱上了一个比他小30多岁的女孩;他的妹妹未婚却已经怀孕,他的母亲服毒自杀。朱里奥彻底失望了,感到沮丧之极。他原来与朋友们曾经雄心壮志地要改变社会的恶习,但现在,不仅没有改变社会,反而被社会的坏习俗“异化”了。于是,在为一对新婚夫妇做完结婚仪式的弥撒后,朱里奥祝福教区的全体教民幸福、安详,而他自己则要到一个偏僻落后的山区工作,为那里的教民服务。
莫雷蒂1987年为推出新人、制作出高水平的影片而成立了自己的影片制作公司“萨切尔”。事实上,公司成立后就摄制了由卡洛·马扎库拉蒂导演的《白夜》、1988年由达尼耶莱·卢凯蒂导演的《明天将发生……》两部颇为杰出的影片。这两位导演在1990年代成为意大利优秀青年导演。于是莫雷蒂担任了双重角色:制作人兼导演。1989年他出品了自己导演的影片《红林鸽》。在这部影片里,作者对政治问题的表达不再是含沙射影的、而是直截了当的。虽然影片主人公仍然叫米凯莱·阿皮切拉,但他是个喜欢水球运动的意共党员(即莫雷蒂本人),他对自己所信仰的共产党的无所作为感到灰心,对右翼势力自然是抨击。影片结尾处,表达了他的理想:在他遭遇车祸死里逃生后出现了幻觉,那是他童年时见到的一张大宣传画,那上面画着一个象征美好未来的红太阳。
进入1990年代,他除了在1993年出版了自传体的《亲爱的日记》外,主要经营自己的制片公司,不断推出新人的作品。1998年他拍摄了影片《四月》,这是《亲爱的日记》的续篇,莫雷蒂依然是以第一人称出现。在影片中,他回忆起了1996年4月18日儿子彼得罗出生时的日子,他对承担父亲这一角色时遇到的困难记忆犹新。自然还少不了他对意大利时局的关心:这时正好是罗马诺·普罗迪领导的中左联盟获取政治大选胜利的前三天。由于左派的胜利,莫雷蒂放弃了拍摄讽刺右派头脑贝卢斯科尼的计划。与此同时,他也难以摄制一部当时在贝卢斯科尼领导下的关于意大利的纪录片。于是重新构思排练他的音乐剧《托派烤面包师》(这是在《亲爱的日记》里已经提到过的计划)。自然,片中也少不了他惯有的对新闻界的嘲讽。本片中有句话后来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一句经典台词:“达莱玛,你说点,左派业绩有什么可值得炫耀的!”这是莫雷蒂在看电视里正在播放的政治辩论会时说的一句话,当时的辩论会的情景是——马西莫·达莱玛在自己的政治对手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质疑面前沉默不语。
莫雷蒂于2001年第一次导演了伤感的非政治性的故事片《儿子的房间》。影片讲述了一个17岁的男孩意外溺水身亡后给双亲带来的巨大悲痛。父亲在儿子的卧室里注视着,母亲翻看儿子的照片,许多往事涌上心头,一时间他们不能接受儿子被大海吞没的事实,但他们仍然要面对生活……这里,没有一点政治色彩,没有了导演往常的自负、自恋、自我满足感,连幽默感也没有了。这里只有常人的那种在悲剧突然降临时难以承受的感情的抒发。可能正是这“可怜天下父母心”的人类共同情感打动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委,影片毫无争议地获得了2001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2006年,莫雷蒂以企业家出身的政治家贝卢斯科尼为原型而摄制了影片《大鳄鱼》。影片正是在当年政治大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氛围中上映的,这引起了许多的争议。因为影片的矛头指向太明显了,他在影片中表现了一些灾难性的场景。紧随其后的就是力量党的领导人贝卢斯科尼拒绝放弃权力的场面。此外,影片中,还有贝卢斯科尼在电视中演说的片段。
2010年,莫雷蒂拍摄他的第11部影片《哈布穆斯·帕潘》,这次是一部喜剧片。


亲爱的日记Caro diario(1993)

又名:Dear Diary

上映日期:1993-11-12片长:100分钟

主演:南尼·莫莱蒂 / 朱利叶斯·贝斯 / 卡洛·马扎库拉蒂 / 

导演:南尼·莫莱蒂 / 编剧:Nanni Moret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