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毛》是埃及青年导演奥马尔·埃尔·佐海里的第一部长片作品，讲述在丈夫缺席后，妻子独自承担家庭生计的故事。这个简介普遍又正常，它会是又一部批判父权制的女性主义电影吗？奥马尔·埃尔·佐海里显然不想落入俗套，他懂得如何让一个老套的家庭故事变得奇特，从日常生活的肌理里变出新机，让观众触及家庭生活的本质。如同电影里那场意外又神奇的魔术表演，奥马尔·埃尔·佐海里施展他的电影魔法，点化出一则关于现代非洲社会的寓言。

人变成动物，向来是文学世界展演魔幻、让现实脱离常规的手段。古罗马时期的《金驴记》让贵族青年变成一头驴，历经人生磨难。卡夫卡肯定借鉴过这部小说，他让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一只甲虫。文学因为得天独厚的视角优势擅长用第一人称叙事观察、记录主角的所见所闻；电影就没那么幸运了，摄影机决定了大多数电影只能以第三人称客观的视角呈现。因此，让一个角色变成动物然后用动物的眼睛观察世界，显得不太现实。但将他从人世间抹除，进入动物世界，倒是可行的。这是奥马尔·埃尔·佐海里的思路：一位典型的男权社会里的丈夫/父亲突然变成“鸡”，这个家庭会发生怎样的变故？

于是原本终日呆在家中，只在幕后提供衣食住行的家庭主妇被推到了台前。为维系家庭的运转，她只能挺身而出，抛头露面。同时，这也注定她将遭受众多磨难：她领不到丈夫的工资，因为无法证明丈夫人在世与否；她找不到工作，因为工作的女性不太被社会接受；她向丈夫的老板求助，虽然得到热心的帮助，但也不得不忍受对方的暧昧和骚扰……她能怎么办呢？她想尽了办法——找到流动马戏团的魔术师，希望用魔术再把丈夫变回来；找来巫师，希望巫术能助一臂之力；当“鸡”生病，她花完积蓄为“鸡”治病，仍不见好。要命的是，收租的人就等在门口等着收回房子。

丈夫变成“鸡”，意味着丈夫在这个家里，同时也不在。作为一家经济的支柱，丈夫消失了；但作为需要看护和照顾的对象，丈夫在，而且成为了累赘。奥马尔·埃尔·佐海里刻画的不是埃及社会女性的觉醒，而是男性失去权力后，她们仍然无法觉醒。这是千百年来的传统加在女性身上的深远影响，已经让她们变成行尸走肉。她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只能机械地做古往今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她们不会反思，更不会为自己争取应有的利益。电影里的妻子就是典型，木讷呆滞，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她做的事情完全在社会的规习范围之内，观众自然无从通过她的举动知悉她的内心想法。唯有到电影最后，她用枕头闷死捡来的流浪汉（权且充当丈夫，换取未成年孩子工作的资格）。

这意味着她觉醒了吗？当然没有。流浪汉本可有也本可无，杀死他跟捡回他一样，都是维持生计的常规举动。动不得的是由丈夫变成的“鸡”，如果哪天这个女人真的动起扔掉或杀死“鸡”的念头，可能真有些觉醒了。但仅从电影提供的情节来看，丈夫是幽灵，即便消失，依然笼罩着这个家庭。妻子根本无法脱身，她悲苦命运会将继续下去。另外，若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看，可以引申一下的是：丈夫变成“鸡”，是不是像宗主国的撤离，被殖民的国家就像电影里的妻子，虽然获得了自由，但手足无措；生活不仅没有变得更好，反而更加糟糕。这是一个有着悖谬意味的寓言故事，让人唏嘘。

值得一提的是，《羽毛》在影像美学上有颇多新颖的探索和建树。电影台词很少，人物几乎不说话，也没有强烈的表情，影像风格偏向疏离、克制的极简主义风格，喜欢用镜头的组合推进故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贯彻着布列松的电影理念（“模特”、“电影书写”）。同时，特意违背常规交互使用不规则的特写镜头和大全景镜头，让人眼前一亮。一方面表现出人在居室内的局促和压抑，另一方面表达人在户外环境中的渺小和无依。角色既像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生活，也像被抛在一个荒芜的超现实世界。他们像动物园里的动物那样展露在观众面前，屏幕就是观众窥探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