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四胡同里看了第10届first影展的最佳纪录片《昨日狂想曲》，虽然浮光掠影，但它作为一部纪录片，却有利用猎奇视角将观众深深吸引的本事。

老刘出身于雷锋班，以效仿雷锋为荣，开一辆贴着标语、外放喇叭的“全国长征宣传专车”巡游祖国大地，如此竟坚持了五十年之久。他擅长“唱高调的正义”，爱登报、爱摆拍，参照雷锋旧照在相片留下似曾相识的场景、不约而同的表情；好人好事也做了不少，虽然已沦落为靠乞讨为生的畸零人，但声称就算会死在路上，爬也要坚持下去。他有伟人崇拜，但妄想走伟人的老路就会成为第二个伟人，他有权力崇拜，却在进京时被拦在五环之外、在天安门摆摊被保安赶走，他有荣誉崇拜，而只能五味杂陈地看着郭明义在电视上被称为“活雷锋”。他热爱表演，支撑行动的是有限的符号，譬如国旗、兵装和免费做好事，但无力解释他的宣传要达到怎样的目的；他异想天开，认定自己要当第一人、干首件事，募资百亿开创雷锋大学，立足自己的浅薄的视野，而现实毫无可操作性。

他的言语及行动中透露着理想主义、盲干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性格特征和南辕北辙的行动轨迹，不知是导演有意让他向堂吉诃德的典型形象靠拢，还是堂吉诃德本人对随行导演桑丘的主导。观众只能从观感中提炼出，当镜头意识低于生活，生活的演技就会强于任何一种演技，再经过导演对素材的罗列和剪辑，把后知后觉的、不主动布局的微妙细节放大，从主角到过路人们与普遍生活格格不入的不协调感，就形成了纪录片天然的黑色幽默。

纪录片蕴藉的启迪性散见于零碎的片段中。老刘早先爱憎分明、善恶二分，车内的一扇门上贴着“不可为恶所胜”的标语，要和坏人阶层斗智斗勇；直到后来他自己也混沌了，他不理解明明都是好人、但觉得“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好笑的过客，继而总结苦难经验写下了一本日记名为“好人是怎么整好人的”。他恍惚间仍活在昨日，无法总结“人的良知和心灵”在多年间发生的变化，但唏嘘的是，他始终要“用毁灭人性牢底坐穿不成功便成仁的方式与邪恶斗争”。

纪录片缺乏系统性思考和表达的原因，可能与跟拍导演和老刘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有关，他不完全是旁观者，而是督导者、甚至是被督导者，乃至成为了堂吉诃德的桑丘，二人互相诘问、因理念不合而分开、一年后的再聚首，构成以发起人为基准的独特叙事线。因此想象空间就此留下，把未尽之事作为对观众的智性考验，可以是一部优秀纪录片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