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导演意志

在电影的结尾，场景回到了电影的开头，一头一尾同一场景，由"伯恩斯坦"来讲述伯恩斯坦的故事到此完结。“还有任何疑问吗”的台词仿佛在向观众们宣告，叙事完成了它的使命，此刻该有的默契与安定，对于作为观众的你来说，不应该还有关于电影的任何疑问，因为作为传记片主角的音乐大师伯恩斯坦，已经完全解答给了你。

但想必即便伯恩斯坦的研究专家，在看完该片也不会有全然被解答的感觉，更别说路人，或说压根不在乎或没听过伯恩斯坦其人，更对传记片主角不甚关心的观众。这其中，移情过多的观众，错误地沉湎于其中，而忽视了这大概只是一个人自己叙述自己，难免其中有诸多不可靠或美化或回避的成分，不能达成所谓“客观”，最终了解的只是虚假的“伯恩斯坦”的可能性；再者，不甚明确的人物剖析，作为传记类型片可能更时髦的所谓“反类型”结构，视作某种罗兰·巴特刺点意义上的后现代神秘，本不需要什么解答，但电影最终，也难以免俗地贴上了一条“若卿夏天无歌可歌于心，则歌休矣”的答案。而自我解谜的自我解构，让渡了大师的自我定义权，让陈词滥调消失，让预设清醒出梦，走向了传记片直接达到让观众自己构建形象的现实主义神话，最终指向了一出反讽式的“《骂观众》”。

不过，观众们可能都只从一种“空缺”的评判道德立场来看伯恩斯坦吗？这不禁让人想到更有代表性戏剧性也更有名的高更，作为有妻子有孩子的丈夫和父亲，他坚决地认为家庭和责任是自己伟大艺术家成就之路上的障碍，果断决绝地抛妻弃子，独自一人跑到大溪地进行创作......后人和他自己对此的辩护是，高更做的一切和付出都是值得的，他的行为也是可以被原谅的，因为他成功了！大溪地给与他的灵感，让他的天赋可以展现，让艺术的灵韵通过他的画作来到世界，并为人类的艺术宝库留下了丰硕的遗产。此时评判的合理性，已经不单单是个道德问题，也是艺术家追求人生理想的问题，更是普通人的艺术追求问题，在高更所作决定的彼时，这些都是无法预料的，所以当然也是取决于运气因素的。

而只摘出道德领域，或在进步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观众们仅仅从伯恩斯坦是不是高更式渣男这个角度上看《音乐大师》，这种双性恋之妻受苦受难的八卦展开方式，不可避免地暴露着整套好莱坞式传记片挖掘体系的困窘。因为忽略无视其中的结构和可能的转换，一旦展开诠释，只能以玄虚的叙述代替具体，直接从现象跳跃到意义。在电影里这表现为从妄图跳过马勒、肖斯塔科维奇、莫扎特等等古典乐需要艺术灵韵赏析的显形门槛，而尝试直接在感性上利用机械复制时代的技术，创造一个所谓最佳理解问题的切入角度。结果是观众充其量只能得到伯恩斯坦其人“性需求上需要男人而在情感上需要女人”这样的排除性批判结论，这显然是好莱坞传统式传记片类型体系没有“与时俱进”的表现，也是灵韵艺术和复制技术的根本矛盾。

从如此叙述层面的现实主义来看，以伯恩斯坦或菲利希亚任何一方来聚焦这个故事，都会是吃力不讨好或极其流于俗套的流水账式传记。且作为导演的布莱德利·库珀显然也没有马老师《天堂之日》般的镜头语言风格，来抽离地讲述一段由外部性视角看待的故事，或米老师《莫扎特传》评论音轨式通俗言物志，去喧宾夺主地抢夺历史叙事来讲述故事的能力，而只能把道德运气等复杂的元素排除在叙事领域之外来讲一个面面俱到的多面体平均律人物，希冀着某种“不言自明”的同构性、洞见性（比如双性恋之妻和大师背后的女人、古典音乐的神秘学反应）在好莱坞传记片体系下，来自动构建一个深刻的现实主义神话。

有趣的是，片中唯一展现运气的一次，就是伯恩斯坦在昏暗寝室接到了替补电话的一幕，狂喜之中库珀扮演的伯恩斯坦猛地拉开窗帘，仿佛是神说要有光的启示一样照亮了其光明前途，此刻的场面调度，除了言说音乐即人生的发轫，弦外之音恐怕是某种“金子在哪都要发光”的信念暗示，布莱德利·库珀或许也期望着自己的那束学院肯定之光，只是其平庸，恐怕要令其冲奥之梦再次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