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7-06-12
aima • 父子:这不是一篇影评
我的老爸
家里电话打通了，刚跟父亲聊了两分钟，临时有事，我跟他说下次给他打。
下次是三分钟后，他显然没想到。我叫他的时候，电话那边传来粗重的喘息，我家的转角楼梯对他来说有些陡（他已经不是那个可以和我在上学路上比赛跑得年轻小学教师了），如果穿拖鞋，地板砖还有些滑-----而这些连同这房子的天窗、厨房、晾衣架和后阳台的水泥麻将桌在内的一切都是他一个人设计的。去年春节回家我看到他费心设计的新家的时候，着实欣喜了一番，虽然他也有设计失误------厨房墙壁没有留抽油烟机孔，搞得排烟管要从窗户伸出去，这样一来，窗户就必须一直开着，冬天的时候，老妈一直不愿意一个人呆在厨房。
我很喜欢他匠心独运的天窗，虽然那只是楼顶的一块不足平方的玻璃而已，但这块玻璃却是周围五六家同时动工的类似房屋里的唯一一块。晚上在饭厅里吃饭，如果停电（这在家乡不算偶然），懂事的月光就会穿过三楼顶那块早有预谋的玻璃，再通过天井倾泻下来，洒在泡菜、回锅肉和清炒鹅儿藤上，反射出清晰、诱人而又古老的光芒。这种时候，他总会拿出他的私人小酒杯（事实上，全家也就他一个人喝酒，几个月前我才学会喝白酒），还顺道诚意饱饱地问我一句：
“儿子，要不要来点？”
“不要！”通常我头也不抬，划龙舟似的挠碗里的米饭。
“真的不要？来点嘛。”他已经开始往整个桌面上唯一的杯子里倒酒了。
“不要，冷得很。”那个时候，我以为所有的酒都像橙汁一样喝起来会让肚子凉凉的。
“不要算了，我自己喝。”他竟然没有反驳我白酒喝起来是很暖和的，看起来，他这么多年来都并没有真的想让我喝酒-----虽然，刚才这样的对话已经发生了N次。嗯....我已经决定不会再让N加1次发生了，下次回去，我会告诉我我可以和他喝一点儿了，顺便很有成就感地告诉他：冷冷的白酒喝起来竟然是暖暖的。
他年轻的时候很帅，当然，他现在也很有魅力，深邃而不失锋芒的眼神、总是刮不干净的胡子和仍显伟岸的身体，如果出生在香港，他会是个大明星。他少时学力卓绝，碍于平凡的家世和混乱的时代，他未能在学业上更上层楼而止步于高中毕业。而后，他任教于我家附近的村小学，我是他最后一届学生里面的其中一个------那一年，他已经兢兢业业得做了十七年小学教师。 出于各种原因，他卸去了教职 、离开了学校，留下黑板上那远近称赞的粉笔字。他的字真的写得很好，无论粉笔、钢笔还是毛笔，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我的诡异字体完全是在为他还债。去年在家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理想地老年生活安排里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继续练他的毛笔字。我的字是没希望了，希望书写能力这种基因也可以隔代遗传吧。
他书虽然读得不算很多，但却同样有那个年代的读书人身上的那种善良、执拗、温情的理想主义。他热心时政、讨厌美国、不善于表露感情、对电视剧怀有敌意、有着从未衰竭的求知欲。无论我谈论足球、英国大选、还是东北的经济困境，他都乐于倾听并且适时地发表意见，更可贵的是他能够虚心地修正自己的看法、接受我的意见------只要我不说毛主席的坏话。
作为长子，他有些未能给家人带来更好地物质生活而心怀歉疚------这种歉疚里，大概也有一部分是对自己的，因为他没实现自己的从未表露但肯定存在的理想。而我同时作为家中的长子和幺儿，自然承担着他殷切地期望，他作为一个父亲的伟大之处就在这儿：虽然从小，他念兹在兹的就是我能有一个了不起的未来，但他从来没有把这种不渝的期待用具体的职业、地位或者其他什么可以量化的东西告诫给我。长大后，我认识了很多被温柔的压力和美好的期望一步步压迫者向前挪动的同龄人，跟他们比，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已经足够五光十色、鲜活动人。如果真的像《宝贝计划》中所言“三岁定八十”，那么，我想，在我的整个人生里，无论在哪个阶段所取得的幸福里，都总会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他那赞许的眼神和有力的大手。
我所永远忘不了的一个画面是：有一年，我在市里上学。为了节约时间，不绕道县城，我需要走到离我家大概三公里远的渡口坐船，渡过那条似乎总是在从容地诉说着什么的涪江。三公里不算短，因为很多都是小路，又不通车。所以，他总是骑那辆我坐过无数次的自行车载我到渡口。我并不能一直坐在车后座上一边继续跟他讲我们班语文课的推进进度或者猛虎组织在斯里兰卡的溃退速度，然后一边摘下偶尔碰过他手臂的油菜花，因为有的路崎岖不平，我、他、车都需要慢下来缓步而行。这时候，我才得以注意到他被汗水打湿的白衬衣。
到了河边，他总是急匆匆地跑过去问船家还有多久开船。其实，这有什么要紧呢？船家等够了足够的人自然会走，他也不会为我一个人开船的。而且，他也许不知道，尽管在家里我也吵着说要迟到啦要迟到啦，但每次站在河边等船的时候，我都希望也来坐船的人来得慢一些或者船夫多抽几根烟，好几次，我甚至抱怨为什么这条没有脾气的江里没有长出几条可以威胁到行船的礁石。
江不算宽，再慢的船也总是会过去的。我家的这岸是小小地刚好晾开我们小镇的平原，而对岸则是连绵起伏的青山，我要乘坐的汽车就穿梭在半山腰上。在连遮雨棚都没有铁船上，我背山伫立，向他挥手，让他回去吧。但是每一次，直到我跳下船，在乱石和杂草间拾级而上，站在了山腰的路边，回过头，仍可以瞧见河对岸哪个白色而醒目的小点......
突然想起电影《毁灭之路》里最后一句台词，是一个孩子（小迈克）的内心独白：When people ask me if Michael Sullivan was a good man or if there was just no good in him at all,I always give the same answer.I just tell them:"He was my father."。没有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但如果有人问，我会回答：他是一个好父亲。
家里电话打通了，刚跟父亲聊了两分钟，临时有事，我跟他说下次给他打。
下次是三分钟后，他显然没想到。我叫他的时候，电话那边传来粗重的喘息，我家的转角楼梯对他来说有些陡（他已经不是那个可以和我在上学路上比赛跑得年轻小学教师了），如果穿拖鞋，地板砖还有些滑-----而这些连同这房子的天窗、厨房、晾衣架和后阳台的水泥麻将桌在内的一切都是他一个人设计的。去年春节回家我看到他费心设计的新家的时候，着实欣喜了一番，虽然他也有设计失误------厨房墙壁没有留抽油烟机孔，搞得排烟管要从窗户伸出去，这样一来，窗户就必须一直开着，冬天的时候，老妈一直不愿意一个人呆在厨房。
我很喜欢他匠心独运的天窗，虽然那只是楼顶的一块不足平方的玻璃而已，但这块玻璃却是周围五六家同时动工的类似房屋里的唯一一块。晚上在饭厅里吃饭，如果停电（这在家乡不算偶然），懂事的月光就会穿过三楼顶那块早有预谋的玻璃，再通过天井倾泻下来，洒在泡菜、回锅肉和清炒鹅儿藤上，反射出清晰、诱人而又古老的光芒。这种时候，他总会拿出他的私人小酒杯（事实上，全家也就他一个人喝酒，几个月前我才学会喝白酒），还顺道诚意饱饱地问我一句：
“儿子，要不要来点？”
“不要！”通常我头也不抬，划龙舟似的挠碗里的米饭。
“真的不要？来点嘛。”他已经开始往整个桌面上唯一的杯子里倒酒了。
“不要，冷得很。”那个时候，我以为所有的酒都像橙汁一样喝起来会让肚子凉凉的。
“不要算了，我自己喝。”他竟然没有反驳我白酒喝起来是很暖和的，看起来，他这么多年来都并没有真的想让我喝酒-----虽然，刚才这样的对话已经发生了N次。嗯....我已经决定不会再让N加1次发生了，下次回去，我会告诉我我可以和他喝一点儿了，顺便很有成就感地告诉他：冷冷的白酒喝起来竟然是暖暖的。
他年轻的时候很帅，当然，他现在也很有魅力，深邃而不失锋芒的眼神、总是刮不干净的胡子和仍显伟岸的身体，如果出生在香港，他会是个大明星。他少时学力卓绝，碍于平凡的家世和混乱的时代，他未能在学业上更上层楼而止步于高中毕业。而后，他任教于我家附近的村小学，我是他最后一届学生里面的其中一个------那一年，他已经兢兢业业得做了十七年小学教师。 出于各种原因，他卸去了教职 、离开了学校，留下黑板上那远近称赞的粉笔字。他的字真的写得很好，无论粉笔、钢笔还是毛笔，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我的诡异字体完全是在为他还债。去年在家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理想地老年生活安排里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继续练他的毛笔字。我的字是没希望了，希望书写能力这种基因也可以隔代遗传吧。
他书虽然读得不算很多，但却同样有那个年代的读书人身上的那种善良、执拗、温情的理想主义。他热心时政、讨厌美国、不善于表露感情、对电视剧怀有敌意、有着从未衰竭的求知欲。无论我谈论足球、英国大选、还是东北的经济困境，他都乐于倾听并且适时地发表意见，更可贵的是他能够虚心地修正自己的看法、接受我的意见------只要我不说毛主席的坏话。
作为长子，他有些未能给家人带来更好地物质生活而心怀歉疚------这种歉疚里，大概也有一部分是对自己的，因为他没实现自己的从未表露但肯定存在的理想。而我同时作为家中的长子和幺儿，自然承担着他殷切地期望，他作为一个父亲的伟大之处就在这儿：虽然从小，他念兹在兹的就是我能有一个了不起的未来，但他从来没有把这种不渝的期待用具体的职业、地位或者其他什么可以量化的东西告诫给我。长大后，我认识了很多被温柔的压力和美好的期望一步步压迫者向前挪动的同龄人，跟他们比，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已经足够五光十色、鲜活动人。如果真的像《宝贝计划》中所言“三岁定八十”，那么，我想，在我的整个人生里，无论在哪个阶段所取得的幸福里，都总会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他那赞许的眼神和有力的大手。
我所永远忘不了的一个画面是：有一年，我在市里上学。为了节约时间，不绕道县城，我需要走到离我家大概三公里远的渡口坐船，渡过那条似乎总是在从容地诉说着什么的涪江。三公里不算短，因为很多都是小路，又不通车。所以，他总是骑那辆我坐过无数次的自行车载我到渡口。我并不能一直坐在车后座上一边继续跟他讲我们班语文课的推进进度或者猛虎组织在斯里兰卡的溃退速度，然后一边摘下偶尔碰过他手臂的油菜花，因为有的路崎岖不平，我、他、车都需要慢下来缓步而行。这时候，我才得以注意到他被汗水打湿的白衬衣。
到了河边，他总是急匆匆地跑过去问船家还有多久开船。其实，这有什么要紧呢？船家等够了足够的人自然会走，他也不会为我一个人开船的。而且，他也许不知道，尽管在家里我也吵着说要迟到啦要迟到啦，但每次站在河边等船的时候，我都希望也来坐船的人来得慢一些或者船夫多抽几根烟，好几次，我甚至抱怨为什么这条没有脾气的江里没有长出几条可以威胁到行船的礁石。
江不算宽，再慢的船也总是会过去的。我家的这岸是小小地刚好晾开我们小镇的平原，而对岸则是连绵起伏的青山，我要乘坐的汽车就穿梭在半山腰上。在连遮雨棚都没有铁船上，我背山伫立，向他挥手，让他回去吧。但是每一次，直到我跳下船，在乱石和杂草间拾级而上，站在了山腰的路边，回过头，仍可以瞧见河对岸哪个白色而醒目的小点......
突然想起电影《毁灭之路》里最后一句台词，是一个孩子（小迈克）的内心独白：When people ask me if Michael Sullivan was a good man or if there was just no good in him at all,I always give the same answer.I just tell them:"He was my father."。没有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但如果有人问，我会回答：他是一个好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