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03-23
熊仔俠 • 死者来信:1986年的苏联影评：《来自科幻片的警醒》
译/熊仔俠©
俄文原文作者：亚历山大•费德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ФЕДОРОВ）
俄文文章原标题：«Письма мерт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ФАНТАСТИКА ПРЕДОСТЕРЕГАЕТ
中文标题：《来自科幻片的警醒》
“来自未来的警醒”——地球战争和太空战争的噩梦景象早在电影世界里司空见惯了。《死者来信》，这是一部独特类型的科幻片。甚至可以说，它是一部极具人文气息的电影。正如当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局部冲突”一样，《死者来信》通过自身的高度写实性使观众感到恐惧和震撼。
涉及太空领域的新发现，新研究以及科学进程的题材电影现在已经处于国产科幻片中的领先地位。然而导演康斯坦丁•罗普桑斯基却要为自己的大型处女长片选择了一个“地球遭遇核灾难，人类文明土崩瓦解”的题材。他为什么要选这个题材？
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就只有《死者来信》本身才可以回答了。（电影编剧：康•罗普桑斯基，维•雷巴科夫，贝•斯塔卢卡奇科）
地下室的黄褐色色调，令人不安的汽笛鸣声，被破坏殆尽的城市街道，生还者手持武器，脸带防毒面具的孤独身影……这些出自尼古拉•巴卡普切夫摄影的镜头完全不是凭空想象的。导演是根据现实的日常生活构建电影的画面。
从电影里，我不难看到“列宁格勒学院派”的美学原则和美学风格。正如阿列克谢•格尔曼（Алексей Герман），西蒙•阿郎诺维茨（Семен Аранович），维克多•阿里斯托夫（Виктор Аристов），亚历山大•罗格斯金（Александр Рогожкин）等导演一样，康斯坦丁•罗普桑斯基拒绝对电影的本质和画面做任何形式上的“柔和处理”。反而，他更想摆脱“隐藏的摄影机”，不追求自然主义上对生活细节的描写，进而凸显自己的电影风格。在《死者来信》中诸多细节都起到了异常震撼的效果。譬如说，地下儿童医院的场景或者核爆之后在火海一片的城市中传来女性“谁可以给我一个防毒面具”这样无助救喊的场景。另一方面，电影希望回避反核情绪以及对地球成为核灾难地狱的焦虑。
康斯坦丁•罗普桑斯基在电影本质上的着眼点不在于未来，而是在于对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夺取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尤其是数以百万计的儿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和映射。所以在电影中出现了一些法西斯对外侵略的纪录片片段。
电影的男主人公——老教授（由罗兰•贝科夫）的脑海中总是浮现着自己死去了的儿子。他一直想弄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杰出的科学家是怎么样将一个天才般的科学发现转化成致命的武器。而他努力去做的事情便是如何避免这些可怕战争的爆发。透过教授那副布满汗水的老式眼镜，我们看到了他的以前的同事。他们大声地公开演讲。他们声称自己注定要适应这个“新的环境”。
电影之中也充满各种富有力度的细节。譬如说，在火光红红的地下室周围到处漂浮着残旧书籍和科学文献所散落的稿纸；再譬如说，老教授一直纠结在天才公式里头，心想可以在昔日芸芸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之中想出解救人类的方法。再再譬如说，一个身穿灰色长袍，医生模样的男人带着一脸冷漠拒绝把孩子收留在地下室里，要让他们自生自灭等。
不过，电影最后还是让主角留下一线希望。罗曼•贝科夫在电影中多次凭借自己灵活多变的精湛演技让观众倍感惊讶：贝科夫在电影中的对白言简意赅。在镜头之下，贝科夫总是缓慢而冷静地自言自语。同时，贝科夫拯救一群与世隔绝，沉默不语而且饥肠辘辘的孩子是为了给予观众希望，并告诫这群幸存下来的孩子不要重蹈父辈所一手造成的核灾难之覆辙。
而电影中最难以理解的一幕莫过于教授和孩子在一棵用电线和无线电零件随手砌成的“圣诞树”下迎接新年，心里满怀悲伤之余又满怀人性的温暖。摄影机对教授和孩子的脸部进行了镜头特写。在这镜头特写里，他们一言不发，目无表情，仿佛向观众责问道：“难道你们设想的灾难情景就是将来所要出现的吗？”
不少影评谈及到这部电影在当代影史中，尤其是在目前国内电影界中的“绝对地位”。但是我不苟同所谓的“绝对地位”。我认为这样一部充满严厉修辞意味的《死者来信》不可能获得高票房的。但是我相信，很多观众会非常想看这部电影。如果这部电影能在国外看到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电影在观众面前展现了人类文明土崩瓦解后人类生存的惨状。而这些惨状都迫使我们去思考，迫使我们在这个不安的世界中选择自己的立场。
注：文章首次刊登于1986年7月20日报刊《现代俄罗斯(Сов.Россия)》第5页
俄文原文作者：亚历山大•费德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ФЕДОРОВ）
俄文文章原标题：«Письма мертв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ФАНТАСТИКА ПРЕДОСТЕРЕГАЕТ
中文标题：《来自科幻片的警醒》
“来自未来的警醒”——地球战争和太空战争的噩梦景象早在电影世界里司空见惯了。《死者来信》，这是一部独特类型的科幻片。甚至可以说，它是一部极具人文气息的电影。正如当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局部冲突”一样，《死者来信》通过自身的高度写实性使观众感到恐惧和震撼。
涉及太空领域的新发现，新研究以及科学进程的题材电影现在已经处于国产科幻片中的领先地位。然而导演康斯坦丁•罗普桑斯基却要为自己的大型处女长片选择了一个“地球遭遇核灾难，人类文明土崩瓦解”的题材。他为什么要选这个题材？
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就只有《死者来信》本身才可以回答了。（电影编剧：康•罗普桑斯基，维•雷巴科夫，贝•斯塔卢卡奇科）
地下室的黄褐色色调，令人不安的汽笛鸣声，被破坏殆尽的城市街道，生还者手持武器，脸带防毒面具的孤独身影……这些出自尼古拉•巴卡普切夫摄影的镜头完全不是凭空想象的。导演是根据现实的日常生活构建电影的画面。
从电影里，我不难看到“列宁格勒学院派”的美学原则和美学风格。正如阿列克谢•格尔曼（Алексей Герман），西蒙•阿郎诺维茨（Семен Аранович），维克多•阿里斯托夫（Виктор Аристов），亚历山大•罗格斯金（Александр Рогожкин）等导演一样，康斯坦丁•罗普桑斯基拒绝对电影的本质和画面做任何形式上的“柔和处理”。反而，他更想摆脱“隐藏的摄影机”，不追求自然主义上对生活细节的描写，进而凸显自己的电影风格。在《死者来信》中诸多细节都起到了异常震撼的效果。譬如说，地下儿童医院的场景或者核爆之后在火海一片的城市中传来女性“谁可以给我一个防毒面具”这样无助救喊的场景。另一方面，电影希望回避反核情绪以及对地球成为核灾难地狱的焦虑。
康斯坦丁•罗普桑斯基在电影本质上的着眼点不在于未来，而是在于对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夺取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尤其是数以百万计的儿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和映射。所以在电影中出现了一些法西斯对外侵略的纪录片片段。
电影的男主人公——老教授（由罗兰•贝科夫）的脑海中总是浮现着自己死去了的儿子。他一直想弄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杰出的科学家是怎么样将一个天才般的科学发现转化成致命的武器。而他努力去做的事情便是如何避免这些可怕战争的爆发。透过教授那副布满汗水的老式眼镜，我们看到了他的以前的同事。他们大声地公开演讲。他们声称自己注定要适应这个“新的环境”。
电影之中也充满各种富有力度的细节。譬如说，在火光红红的地下室周围到处漂浮着残旧书籍和科学文献所散落的稿纸；再譬如说，老教授一直纠结在天才公式里头，心想可以在昔日芸芸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之中想出解救人类的方法。再再譬如说，一个身穿灰色长袍，医生模样的男人带着一脸冷漠拒绝把孩子收留在地下室里，要让他们自生自灭等。
不过，电影最后还是让主角留下一线希望。罗曼•贝科夫在电影中多次凭借自己灵活多变的精湛演技让观众倍感惊讶：贝科夫在电影中的对白言简意赅。在镜头之下，贝科夫总是缓慢而冷静地自言自语。同时，贝科夫拯救一群与世隔绝，沉默不语而且饥肠辘辘的孩子是为了给予观众希望，并告诫这群幸存下来的孩子不要重蹈父辈所一手造成的核灾难之覆辙。
而电影中最难以理解的一幕莫过于教授和孩子在一棵用电线和无线电零件随手砌成的“圣诞树”下迎接新年，心里满怀悲伤之余又满怀人性的温暖。摄影机对教授和孩子的脸部进行了镜头特写。在这镜头特写里，他们一言不发，目无表情，仿佛向观众责问道：“难道你们设想的灾难情景就是将来所要出现的吗？”
不少影评谈及到这部电影在当代影史中，尤其是在目前国内电影界中的“绝对地位”。但是我不苟同所谓的“绝对地位”。我认为这样一部充满严厉修辞意味的《死者来信》不可能获得高票房的。但是我相信，很多观众会非常想看这部电影。如果这部电影能在国外看到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电影在观众面前展现了人类文明土崩瓦解后人类生存的惨状。而这些惨状都迫使我们去思考，迫使我们在这个不安的世界中选择自己的立场。
注：文章首次刊登于1986年7月20日报刊《现代俄罗斯(Сов.Россия)》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