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g Lang、Lee Bing、Ah Lam、Ling Hee、Chang Chip、Cheong Foo，从这些字母中，很难还原出真实姓名。他们当年从泰坦尼克号上逃生，却意外背上“男扮女装”“抢救生艇”等污名。在余生中，他们中大多数人选择沉默，甚至有人隐姓埋名。

这不只是几个人的悲剧，其背后，是中美两国间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总有一天，这道伤痕会醒来，而我们是否还有勇气面对它？

2013年，学者程巍出版了《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漓江出版社），就此议题进行了出色的研究，因属学术著作，社会反响有限。则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简称《六人》）的公映引人注目，片中呈现出的、直面真相的勇气，令人尊重。

正如片中一位调查员所说：“很多历史总有一天要去面对，有很多事情需要反思。”不否认，《六人》中仍有许多遗憾，但它不应被忽略。

好容易冰海逃生，却遭美国驱逐

《六人》采取了一个有趣的叙事框架：像侦探那样，破解Fang Lang等名字背后的奥秘，进而追寻他们的下落。其中最大的悬疑是，为什么Fang Lang后来改名方荣山，他甚至从没对妻子、儿子提过泰坦尼克号。只在晚年的一次酒席上，对友人的孩子说：我曾在一条很大的船上，因为出了事故，差点被淹死，靠一块木板，得以生还。

其实，Fang Lang的这段经历曾被当时报刊报道，并成为大片《泰坦尼克号》中一个删去的镜头。Fang Lang很幸运，最后一条救生船准备离开时，由于五副哈罗德·罗威坚持，在事故现场又巡查了一遍。Fang Lang已奄奄一息，在冰冷的海洋中，人只能坚持20分钟。在黑暗中，眼尖的哈罗德·罗威发现了Fang Lang。

Fang Lang成为3名落水华人中，唯一幸存者。

加上乘救生艇逃生的华人，在全部8名华人乘客中，6人获救。可救生船回到纽约港后，当局却禁止他们下船，第二天，他们就被驱逐去了古巴。

1882年5月，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以法律形式、以政府的名义，“合法”排斥、迫害少数族裔的法案，专门针对当年被视为“黑奴替代品”的华工，他们帮美国建了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太平洋铁路，该路曾被英国BBC评为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七大工业奇迹之一，为美国崛起做出重要贡献。可路一建完，美国人开始担心华工会“抢走美国人的工作”，污名化、暴力、虐待、驱逐、监禁……

Fang Lang等人只是无数受害的华工之一。

还有一人的履历没找到

6人后在一条古巴运香蕉的船上打工，他们此前已与该船签了劳务合同，搭乘泰坦尼克号，是当时从欧洲到美洲的少数方式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海员不足，逃生者中Ah Lam、Ling Hee、Chang Chip又回到欧洲。战争结束后，他们又成了“多余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有近万名中国海员被雇佣，Ah Lam、Ling Hee都在其中。没想到，二战一结束，英国政府下令，将他们全部强制遣返。

一夜之间，伦敦的唐人街冷清了下来，Ling Hee被送上一条开往亚洲的船，他被扔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因为那条船不在东亚停靠，加尔各答是离中国最近的靠岸地。Ah Lam则被遣送到香港，回到离开几十年的故土，重新开始人生。

Chang Chip则“幸运”一点，他此前因肺病去世，葬在英国，原本有个碑，后被拆毁，只好与许多死在英国的华人共享一块墓碑——他的尸骨就在那里，名字却已消失。

Lee Bing则去了加拿大，在那里开了一间小咖啡馆，并在它倒闭的那年去世。与其他逃生的华人不同，Lee Bing很喜欢讲自己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

到目前为止，调查组仍未能找到Cheong Foo的履历，但毫无疑问，其中注定充满艰难。

夸英雄是为了少掏钱

在《六人》中，对华人乘客“男扮女装”“抢救生艇”“藏在救生艇座位下”等不实传闻进行了批驳。

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后，8名华人乘客都住在船头，第一时间得到信息。他们都是水手，逃生经验更丰富——当所有人因船头进水，慌张地涌向船尾时，他们反而跑向船头，沿着快速通道来到甲板，而船头的救生艇根本没坐满，妇女和儿童上艇后，仍有很多空位置。5名华工搭上救生艇，泰坦尼克号的船主亦同艇逃生。

《六人》复制了当年的救生艇，证明根本不可能藏在座位下。

《六人》对当时关于华人乘客的歪曲报道感到震惊，但未指出这些报道是如何出现的。事实是，泰坦尼克号发生事故后，前4天报道中，路透社甚至称乘客全部生还。《纽约时报》派记者乘飞机到了救援现场，才完成了长篇报道，“船长坚守”“乐队演奏”“骑士精神”“不沉的布朗夫人”等神话，都在该报道中首次出现。《纽约时报》因此一战成名。

多年后，人们才发现：从记者进现场，到报纸印刷完成，只隔两个小时，显然，这是一篇提前写好的文章，来自编辑、记者丰富的想象力。

一方面，当时西方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后，各种矛盾呈现，引发集体焦虑，特别是对“男子汉精神”消失的焦虑。“男子汉精神”本是虚拟出来的概念，是人类进入世俗社会后，宗教和传统的影响力下降的产物，只好用“男子汉精神”来寄托“白人例外”“白人特殊”“白人理应统治世界”等。受此蛊惑，在报道泰坦尼克号海难时，西方媒体一开始便确立了“把灾难当成英雄事迹写”的思路。

另一方面，船方为避免高额赔偿，也想炒作“英雄故事”。据程巍研究，因遇难者被媒体刻画成英雄，致他们的亲属后来只得到很少的赔偿。《六人》中也披露，Fang Lang申请的赔偿也只有100多美元。

老实人也有忍不下去时

美国媒体和美国老板想塑造英雄，为何要拿华人扎筏？

因为“英雄故事”需要一个反面形象，这样才能衬托出白人英雄们的高大。加上《排华法案》，华人在法律上被视为人下人（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人都低），就算被泼污，也无法反抗。

肆无忌惮，所以当时美国媒体才能把泼污技术操练得如此纯熟、形象，体现出种族歧视的惊人想象力。

据程巍研究，受美国媒体的谎言影响，上世纪30年代，中国人也信以为真，在当时中学课本中，便以泰坦尼克海难为例，指出在关键时刻，华人自私、不遵守规则，应好好学习白人的绅士精神。其实，泰坦尼克号上白人乘客当时乱作一团，为抢救生艇，甚至互殴。

通过文化上的自我殖民，一代中国人常将人性的基本缺陷视为国民性，视批判国民性视为启蒙。

在《六人》中，Fang Lang终于留在美国。《排华法案》只限制华工，不限制华商，当时华商往来中美，常有中间人花钱请他们开虚假的亲戚证明，以帮助在美华人通过长住申请。由此受益的华工被称为“纸生仔”。

Fang Lang很可能就是“纸生仔”，所以改名为方荣山。他一生穿西装，对外称自己是商人。连妻子都不知道，他真名叫Fang Lang。扎根美国后，华人移民找方荣山担保，他都会同意，很少考虑法律责任，这也是他和夫人离婚的原因之一。

据方荣山的儿子回忆，父亲一次去租房，房东当场拒绝，说：“我怎么可能把房子租给你们这些肮脏的黄狗？”方荣山当年已70岁，他一拳打在那人的脸上，让他痛得当场跪下来。

文化误会导致结尾尴尬

没有经过种族歧视的人，永远不会理解被歧视的痛苦。那是对个体尊严、人格的极度贬低。方荣山后半辈子一直隐姓埋名，对那一代华人来说，忘掉自己是谁、自己的文化、自己从哪里来，已成必修课。

《六人》钩沉出方荣山的一首诗：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

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不知为何，《六人》中受访的汉学家会觉得这首诗写得“很好”。诗中呈现出的死生契阔的达观，与美国旧金山天使岛移民拘留所题壁诗，呈鲜明对照。那里关押过几十万华工，他们在墙上留下了200多首诗，后被编成《金山歌集》《埃仑诗集》，在美有一定影响。

《六人》特别提到这两句：我国豪强日，誓斩胡人头。

原诗是：“新客到美洲，必逮入木楼。俨如大犯样，在此经一秋。美国人不准，批消拨回头。船中波浪大，回国实堪忧。国弱我华人，苦叹不自由。我国豪强日，誓斩胡人头。”稍知中国古诗写法，即知“誓斩胡人头”不过是“豹尾”，要求出奇语、拔情绪，笔力不逮者自然收不住，并不代表作者想犯罪。

可能“誓斩胡人头”刺激了汉学家和《六人》团队，所以刻意安排了方荣山的儿子与哈罗德·罗威的孙子见面，后者完全不知爷爷干过什么，只知他后来在离家不远的小河中又翻了船，当地媒体报道时，起了个有点损的标题《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再次幸存》，让哈罗德·罗威很不快。

没有哈罗德·罗威，方荣山的孩子们将不再存在。互道一番客气的尬聊后，《六人》总算忍住没说：“誓斩胡人头”这事，可别来真的。

没对正靶，所以媒体热、票房冷

勇敢面对历史，甚至是在揭开自己前辈的伤疤，《六人》体现出了足够的勇气与真诚，所以它有催人泪下的力量，它告诉观众：我们都是人，只有站在人的立场上去思考、去行事，才能少留遗憾。

然而，观众并非主要加害者，尤其中国观众不是。

对方荣山等华人来说，伤害他们的是美国当时的法律、媒体、社会、政客等，可“美国优先”依然流行，美国许多媒体仍戴着有色眼镜，美国政客依然会将所有困境总结成一句“China”……《六人》不是过去式，它是正在进行式。

思想深处的问题不解决，曾经的罪错不仅会留下长长的阴影，还会不断重复。在此背景下，让中国观众感动一下，意义有限。所以虽然媒体上连番热炒，可下午6点，我坐在空旷的电影院中，问工作人员：“是不是只有我一个观众？”得到的回答是：“还有别人。”

最终，加上我，全场仅两名观众，而他看到一半，便退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