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9-16
草莓秋千 • 马背上的法庭:乡土和法律的摇曳之路
在我国南方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法庭一改端庄肃穆纯白敦实的形象，化身为挂在马背上的国徽，和三个徒步行走的法律人，摇摇曳曳艰难地向前行走着。最后一次走由鸡头到鸡尾的疲累历程的摩梭族干部杨阿姨；第一次走“消化不良”的磨合之旅的学生娃法官阿洛；还将（抛开意外不论）一直在这条路上“像一泡屎拉了出来”地继续磨合下去的老法官老冯，用各自的方式，让法庭、法律、法律意识与当地的人民、风俗、约定交织。
这是电影《马背上的法庭》所展现的乡土法制真貌，一共五起案子，和一起迫于民族文化压力而无法加以解决的偷马案，这些也是种种矛盾的浓缩体现。
妯娌间因为分家争夺一个无法被平分的水罐而闹上法庭，杨阿姨调解无效，老冯以甩水罐再自掏腰包补钱的方式平息了纷争；因为自家罐罐山被别家的猪拱了，阿洛直接以“这是封建迷信”拒绝审理，而老冯设下一计让人将心比心，判以赔猪（并暗示法事自行解决）来结束了案子。这两起发生在鸡头寨。
在杨阿姨的老家鸡肚寨，老冯一行人的马和马上的国徽被一起偷走了，虽然找回了国徽和马，但阿妈却以“我们不能这样没有良心”拒绝说出偷马贼。在这期间，老冯靠用150元买下欠钱者家的小猪解决了债主讨债而欠债者无力归还的案子。
来到鸡尾寨，在杨阿姨劝解无效、老冯说理无效、阿洛批评无效的情况下，仅因男方主动提出不离婚，几乎毫无法律审判，不当侵占前夫父亲房屋且将其赶出的案子有点“荒谬”地得到了解决。而在阿洛的婚礼上，姚葛因为凭“村民公约”杀死了破坏自己庄稼的羊而与羊主人发生冲突，而羊主人们则因阿洛带姚葛姑娘出走而拒绝将官司继续下去。
这些矛盾看似很小，是鸡毛蒜皮、领里纠纷，但如何解决这种问题、能否根治——或者至少减少——这种问题的发生，反映出的，却是我国的法律、法律的实现方式、法庭的形象与乡村现貌、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精神家园间的矛盾纠葛。
之所以最初会认为案子“小”，我觉得大概是由我们对“法律的范围”“法的内容”——即，法的定位——的观念造成的。我们或许认为，法律管辖的、所需要调解的矛盾，或者说足以闹上法庭的矛盾，都应该是对人、群体、国家的权利（生命、财产等等）造成较大侵犯、损坏的事件，审判也需要大量事实证据、法条依据。但电影中的许多案件却显得如同领里纠纷，似乎不足以经由法律审判的严肃流程，而的确，法官在解决这几起案子时实际呈现出的角色，也更像是一个“社区调解员”（关于电影中案子的解决方式我希望在后文继续讨论）。
看似将法律、法庭大材小用，但这在中国乡村，尤其是电影中呈现的少数民族地区，却并非如此。第一是因为大多数乡村经济条件落后，一个水罐、一个小猪已代表了其生活的很大财产和权利；二是因为由于习俗和迷信，触犯禁忌会造成人与人间的巨大矛盾，他们也会倾向于从习俗和迷信中寻找解决办法，正如“老祖宗托梦”、“老祖宗说这猪他们家不能牵”一样，但这常常无法使当事双方均信服，所以必须有一个有威严且被认可的外力介入进来，进行裁决和调和。
而法律是干脆、果断的，其因多年不断研究和修订也是较为科学和理性的，也“不支持封建迷信”，但又不得不接触并调解和封建迷信有关的矛盾。阿洛是现代法律、强制执法的一个化身，他的“不支持封建迷信”、“不予判决”所表现的一板一眼、按照法律硬性处理问题的手段，在电影中被证实是适得其反的。因为某些观念是根深蒂固在特定群体心中，一时难以根除，不能粗暴地尝试铲断或否定，只能与其斡旋。否则，可能不但两相残杀造成严峻后果，更严重的是使人民感到“法”与自己的价值观和家族利益的相违背、毫不伸张自己期望的“正义”，从而在本就不具有法律意识的情况下，排斥法律排斥法治，那么即使再有矛盾产生时，也不会有人诉求法律来得到解决了。
由此，也引出了电影中所展现的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法庭、法律，在中国的偏远乡土，究竟在民众心中有怎样的一种形象？而这种形象，从侧面反映了偏远乡土中法制观念的缺失和偏颇。
其实我一直在想，老冯摔罐子买小猪等等行为，虽然一方面的确是也让双方的利益得到满足，但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得到人民的欢迎和信服，又有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老冯多年来行走乡土间所建立的威严和信任呢？而姚葛姑娘跟着阿洛逃跑，导致乡邻直接拒绝相信法律，包括阿洛所言：“我看你是在给自己买形象”，则从另外的方面传达出：在广大农村地区，人们的思想中并无法将法律、法治、法庭，和具体的法官、具体的人和事理性分开。法官处理法案的作为固然代表了法院的形象，而他们其他的一举一动，也势必影响着人们对法的认可度。而对法的认可度，则决定了法律判决和法官的调解所能起作用的能力。
即使有自己多年的威信作支撑，但老冯仍然把国徽看得非常重要，甚至挂歪了一点要马上调整，也不许阿洛将天线盖子遮在国徽上。国徽对老冯而言，是一个仪式化的象征，国家和法律，才是支撑着他的每次判决的真正坚实的力量。而阿洛虽然非常恪守、坚信法律，但，无论是对国徽的不严谨，还是凭“我们是合法夫妇”毅然出走，都表现出却对象征性的事物看得很淡，而是更坚持实质性的东西。阿洛知道国徽的重要性和所代表的内涵，但却并不觉得这个物体本身是一件多么大不了的事。就像老冯经常说“你还是个彝族”，阿洛所代表的是现代的，也是与过去脱节的精神追求，实际上是不完整的。这样的不完整，势必在于大量过去思想残留的地区打交道时产生冲突。
但对于民众来说，与其说偷马案反映了民众对法的不尊重和蔑视，不如说是反映了其对国徽和法律的“不知情”“不为意”。围着国徽起舞的情节，导演自己也说“我也斗争了很长时间”[ 吴冠平，《95%的真实——刘杰访谈》，《电影艺术》，313期，P57]，但我却认为可以从前文得到解释：村民问这东西“金的，银的？”是想借此理解那个老冯拼命也要去捡回来的东西的价值，老冯说：“这就相当于你们的佛祖”。这同样可以解释国徽找回后大家欢天喜地，嚷着“国徽请到了”。“请”是很典型的对于佛祖、神明的用语，可见民众对国徽的理解仍然是依托固有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民俗来建立的，而非依赖对法的了解和遵循。如果对法的敬畏和对佛祖的敬畏同源，让法带上“神明”的形象，虽然看似可以让人民信法服法，长远上却是不可行的，而且毫无益于法制的真正普及。
离婚案中女“演员”[ 电影中除了老冯和阿洛由李保田老师和吕聿来两位专业演员饰演外，其他角色均有云南当地村民出演。]的表现非常具有张力，却也真实得可怕。让人看着既为其冥顽不化倍感无奈和愤怒，又为其生活的艰难和乡村整体理性的低下感到无比辛酸和叹息。案件审理伊始，她蹲在地上，不抬头，在强势的法庭面前自己很卑微也很恐惧；随后在地上抓来抓去或蜷缩一团，也是不抬头不理会，即便三人轮番上阵也无一点眼神交流，始终自己嚎啕。这反映的恰恰是法治在乡村推行的最大困难之一：沟通的、被理解的困难。
而这种困难，是和固有的意识形态、民风民俗相关联的，是单凭法律的介入本身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从意识形态上来改变陈旧腐朽的想法，法将永远像马背上摇摇曳曳的国徽一样步履维艰。所以我们不得不依靠教育的力量，或者电视、新闻、媒体（但鸡肚寨的人们甚至没有见过电视和车）的力量，来一点点灌输。如果老一辈已经根深蒂固，那么就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在年轻人的教育上付出。这势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社会达到可让阿洛“直接行使法律”的条件之前，还有这么多老一辈的人之间的矛盾需要法律去“委曲求全”地调解、斡旋。
如何切实地解决这些矛盾，如何在复杂的乡村、民族文化中推行和实施法律，这大概也是电影的核心之一吧。
老冯的审判，就近乎这种斡旋。与其说是审判，不如说是建立在调解基础上的对双方的安抚。水罐和小猪两个案子，其实法庭并没有进行任何裁决；离婚案中法庭对最终结果也并无什么实质贡献（男方突然提出不离婚了，这个解决结果其实让人觉得很不心甘，也有些荒谬）；而姚葛一案在电影中甚至不了了之。甚至也只有很少几个案子，是在国徽下审判的。
在这样特殊的土地上，如何推行法、实施法，一行三人，都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
老冯的斡旋，都是有法官自身的介入的，无论是自身财产，还是自身的人情关系等等。因为甚至乡土的脾性，所以他的解决方案几乎都是，直接在当事人的实质利益上调和问题，非常具有针对性，小处着手，也的确是当下最有效最合理的解决方案。王华老师认为，老冯和阿洛反映出一对经典的“父子”关系对立[ 王华，《影像中的“父子”叙事与隐喻——对电影<马背上的法庭>的解读》，《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1年1月，第23卷第1期]，老冯的确显示出由深刻理解民风出发的经验和沉稳，甚至在摔碎罐子是的那种威严。第一遍看电影时我折服于他精妙的做法，之后反复观看时却开始感到它的“息事宁人”：这或许一时能够抚平纷争，但能一直这样自掏腰包买下更多的小猪吗？能摔碎多少个罐子呢？暂时的利益均衡却不能避免下一次不均衡时矛盾的产生。从长远的角度上，这种斡旋是否无法实质性地改善乡土法制和乡邻关系的现貌？人们会继续为了罐罐山打得头破血流，会继续放不开鸡毛蒜皮的互相亏欠。
阿洛的做法过分粗糙，照搬现代法律，忽略当地的特殊民情，恰恰跌倒在了沟通理解的坎上，他的底气或许来源于自身先进理念产生的优越性。他全盘否定了过去，自己也为过去感到不解，这种做法太过提前了，广大偏远地区是没有实施这种硬性的法治的条件的。但我却认为这种“子”的年轻、冲撞，是在逐渐改善乡土法治的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他使老冯的调解更加具有法律的棱角，更有力量地在冲击民众固有的价值体系。
而杨阿姨则完全褪去了老冯的威严，几乎完全是一种调解，如同对妯娌俩所说的“发扬一点高风格”，她倾向于从人品、道德的观念上，而非法律的观念上，去引导民众。但只是言语上的劝解也显得柔软了些，漫长的发展中或许对降低矛盾的产生有很大帮助，但对法的施行而言，同样是远远不够的。但“老冯”和“阿洛”所代表的作为，如果离了“杨阿姨”柔和的调解，法的行走将会更加困难。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即使看着难受且揪心。我一直认为法律的使命在理想状态下，应当是去惩治损害他人或国家等的利益的人，并以此减少不公平、不人道的行为的发生，但是仅仅凭借法律（或说仅仅凭借一字一句按照法条来实施法律）是无法实现这种理想使命的。我们必须要看到社会的复杂性，和法律的复杂性。在宏观的理想职能之外，还有很多细枝末节、却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多矛盾，同样是法律需要去面对、克服的。
《马背上的法庭》刻画了一幅无比真实也非常艰难的画面，但并非没有希望。或许希这正在于从头到肚到尾，三个人的一同前行。乡土的法治，需要我们去深入地了解乡土，用多种的方式和态度，去面对它的顽固性和复杂性。
参考文献：
1.吴冠平：《95%的真实：刘杰访谈》
2.苏力：《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
3.苏力：《崇山峻岭中的中国法治——从电影<马背上的法庭>透视》
4.苏力：《社会转型和中国法治》
5.雷建军、杨慧：《故事片外衣下的纪实力量——<马背上的法庭>的导演手法分析》
6.禹丽莎：《浅析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乡土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以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为背景材料》
7.王华：《影像中的“父子”叙事与隐喻——对电影<马背上的法庭>的解读》
原作于 2016年9月14日
这是电影《马背上的法庭》所展现的乡土法制真貌，一共五起案子，和一起迫于民族文化压力而无法加以解决的偷马案，这些也是种种矛盾的浓缩体现。
妯娌间因为分家争夺一个无法被平分的水罐而闹上法庭，杨阿姨调解无效，老冯以甩水罐再自掏腰包补钱的方式平息了纷争；因为自家罐罐山被别家的猪拱了，阿洛直接以“这是封建迷信”拒绝审理，而老冯设下一计让人将心比心，判以赔猪（并暗示法事自行解决）来结束了案子。这两起发生在鸡头寨。
在杨阿姨的老家鸡肚寨，老冯一行人的马和马上的国徽被一起偷走了，虽然找回了国徽和马，但阿妈却以“我们不能这样没有良心”拒绝说出偷马贼。在这期间，老冯靠用150元买下欠钱者家的小猪解决了债主讨债而欠债者无力归还的案子。
来到鸡尾寨，在杨阿姨劝解无效、老冯说理无效、阿洛批评无效的情况下，仅因男方主动提出不离婚，几乎毫无法律审判，不当侵占前夫父亲房屋且将其赶出的案子有点“荒谬”地得到了解决。而在阿洛的婚礼上，姚葛因为凭“村民公约”杀死了破坏自己庄稼的羊而与羊主人发生冲突，而羊主人们则因阿洛带姚葛姑娘出走而拒绝将官司继续下去。
这些矛盾看似很小，是鸡毛蒜皮、领里纠纷，但如何解决这种问题、能否根治——或者至少减少——这种问题的发生，反映出的，却是我国的法律、法律的实现方式、法庭的形象与乡村现貌、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精神家园间的矛盾纠葛。
之所以最初会认为案子“小”，我觉得大概是由我们对“法律的范围”“法的内容”——即，法的定位——的观念造成的。我们或许认为，法律管辖的、所需要调解的矛盾，或者说足以闹上法庭的矛盾，都应该是对人、群体、国家的权利（生命、财产等等）造成较大侵犯、损坏的事件，审判也需要大量事实证据、法条依据。但电影中的许多案件却显得如同领里纠纷，似乎不足以经由法律审判的严肃流程，而的确，法官在解决这几起案子时实际呈现出的角色，也更像是一个“社区调解员”（关于电影中案子的解决方式我希望在后文继续讨论）。
看似将法律、法庭大材小用，但这在中国乡村，尤其是电影中呈现的少数民族地区，却并非如此。第一是因为大多数乡村经济条件落后，一个水罐、一个小猪已代表了其生活的很大财产和权利；二是因为由于习俗和迷信，触犯禁忌会造成人与人间的巨大矛盾，他们也会倾向于从习俗和迷信中寻找解决办法，正如“老祖宗托梦”、“老祖宗说这猪他们家不能牵”一样，但这常常无法使当事双方均信服，所以必须有一个有威严且被认可的外力介入进来，进行裁决和调和。
而法律是干脆、果断的，其因多年不断研究和修订也是较为科学和理性的，也“不支持封建迷信”，但又不得不接触并调解和封建迷信有关的矛盾。阿洛是现代法律、强制执法的一个化身，他的“不支持封建迷信”、“不予判决”所表现的一板一眼、按照法律硬性处理问题的手段，在电影中被证实是适得其反的。因为某些观念是根深蒂固在特定群体心中，一时难以根除，不能粗暴地尝试铲断或否定，只能与其斡旋。否则，可能不但两相残杀造成严峻后果，更严重的是使人民感到“法”与自己的价值观和家族利益的相违背、毫不伸张自己期望的“正义”，从而在本就不具有法律意识的情况下，排斥法律排斥法治，那么即使再有矛盾产生时，也不会有人诉求法律来得到解决了。
由此，也引出了电影中所展现的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法庭、法律，在中国的偏远乡土，究竟在民众心中有怎样的一种形象？而这种形象，从侧面反映了偏远乡土中法制观念的缺失和偏颇。
其实我一直在想，老冯摔罐子买小猪等等行为，虽然一方面的确是也让双方的利益得到满足，但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得到人民的欢迎和信服，又有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老冯多年来行走乡土间所建立的威严和信任呢？而姚葛姑娘跟着阿洛逃跑，导致乡邻直接拒绝相信法律，包括阿洛所言：“我看你是在给自己买形象”，则从另外的方面传达出：在广大农村地区，人们的思想中并无法将法律、法治、法庭，和具体的法官、具体的人和事理性分开。法官处理法案的作为固然代表了法院的形象，而他们其他的一举一动，也势必影响着人们对法的认可度。而对法的认可度，则决定了法律判决和法官的调解所能起作用的能力。
即使有自己多年的威信作支撑，但老冯仍然把国徽看得非常重要，甚至挂歪了一点要马上调整，也不许阿洛将天线盖子遮在国徽上。国徽对老冯而言，是一个仪式化的象征，国家和法律，才是支撑着他的每次判决的真正坚实的力量。而阿洛虽然非常恪守、坚信法律，但，无论是对国徽的不严谨，还是凭“我们是合法夫妇”毅然出走，都表现出却对象征性的事物看得很淡，而是更坚持实质性的东西。阿洛知道国徽的重要性和所代表的内涵，但却并不觉得这个物体本身是一件多么大不了的事。就像老冯经常说“你还是个彝族”，阿洛所代表的是现代的，也是与过去脱节的精神追求，实际上是不完整的。这样的不完整，势必在于大量过去思想残留的地区打交道时产生冲突。
但对于民众来说，与其说偷马案反映了民众对法的不尊重和蔑视，不如说是反映了其对国徽和法律的“不知情”“不为意”。围着国徽起舞的情节，导演自己也说“我也斗争了很长时间”[ 吴冠平，《95%的真实——刘杰访谈》，《电影艺术》，313期，P57]，但我却认为可以从前文得到解释：村民问这东西“金的，银的？”是想借此理解那个老冯拼命也要去捡回来的东西的价值，老冯说：“这就相当于你们的佛祖”。这同样可以解释国徽找回后大家欢天喜地，嚷着“国徽请到了”。“请”是很典型的对于佛祖、神明的用语，可见民众对国徽的理解仍然是依托固有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民俗来建立的，而非依赖对法的了解和遵循。如果对法的敬畏和对佛祖的敬畏同源，让法带上“神明”的形象，虽然看似可以让人民信法服法，长远上却是不可行的，而且毫无益于法制的真正普及。
离婚案中女“演员”[ 电影中除了老冯和阿洛由李保田老师和吕聿来两位专业演员饰演外，其他角色均有云南当地村民出演。]的表现非常具有张力，却也真实得可怕。让人看着既为其冥顽不化倍感无奈和愤怒，又为其生活的艰难和乡村整体理性的低下感到无比辛酸和叹息。案件审理伊始，她蹲在地上，不抬头，在强势的法庭面前自己很卑微也很恐惧；随后在地上抓来抓去或蜷缩一团，也是不抬头不理会，即便三人轮番上阵也无一点眼神交流，始终自己嚎啕。这反映的恰恰是法治在乡村推行的最大困难之一：沟通的、被理解的困难。
而这种困难，是和固有的意识形态、民风民俗相关联的，是单凭法律的介入本身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从意识形态上来改变陈旧腐朽的想法，法将永远像马背上摇摇曳曳的国徽一样步履维艰。所以我们不得不依靠教育的力量，或者电视、新闻、媒体（但鸡肚寨的人们甚至没有见过电视和车）的力量，来一点点灌输。如果老一辈已经根深蒂固，那么就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在年轻人的教育上付出。这势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社会达到可让阿洛“直接行使法律”的条件之前，还有这么多老一辈的人之间的矛盾需要法律去“委曲求全”地调解、斡旋。
如何切实地解决这些矛盾，如何在复杂的乡村、民族文化中推行和实施法律，这大概也是电影的核心之一吧。
老冯的审判，就近乎这种斡旋。与其说是审判，不如说是建立在调解基础上的对双方的安抚。水罐和小猪两个案子，其实法庭并没有进行任何裁决；离婚案中法庭对最终结果也并无什么实质贡献（男方突然提出不离婚了，这个解决结果其实让人觉得很不心甘，也有些荒谬）；而姚葛一案在电影中甚至不了了之。甚至也只有很少几个案子，是在国徽下审判的。
在这样特殊的土地上，如何推行法、实施法，一行三人，都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
老冯的斡旋，都是有法官自身的介入的，无论是自身财产，还是自身的人情关系等等。因为甚至乡土的脾性，所以他的解决方案几乎都是，直接在当事人的实质利益上调和问题，非常具有针对性，小处着手，也的确是当下最有效最合理的解决方案。王华老师认为，老冯和阿洛反映出一对经典的“父子”关系对立[ 王华，《影像中的“父子”叙事与隐喻——对电影<马背上的法庭>的解读》，《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1年1月，第23卷第1期]，老冯的确显示出由深刻理解民风出发的经验和沉稳，甚至在摔碎罐子是的那种威严。第一遍看电影时我折服于他精妙的做法，之后反复观看时却开始感到它的“息事宁人”：这或许一时能够抚平纷争，但能一直这样自掏腰包买下更多的小猪吗？能摔碎多少个罐子呢？暂时的利益均衡却不能避免下一次不均衡时矛盾的产生。从长远的角度上，这种斡旋是否无法实质性地改善乡土法制和乡邻关系的现貌？人们会继续为了罐罐山打得头破血流，会继续放不开鸡毛蒜皮的互相亏欠。
阿洛的做法过分粗糙，照搬现代法律，忽略当地的特殊民情，恰恰跌倒在了沟通理解的坎上，他的底气或许来源于自身先进理念产生的优越性。他全盘否定了过去，自己也为过去感到不解，这种做法太过提前了，广大偏远地区是没有实施这种硬性的法治的条件的。但我却认为这种“子”的年轻、冲撞，是在逐渐改善乡土法治的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他使老冯的调解更加具有法律的棱角，更有力量地在冲击民众固有的价值体系。
而杨阿姨则完全褪去了老冯的威严，几乎完全是一种调解，如同对妯娌俩所说的“发扬一点高风格”，她倾向于从人品、道德的观念上，而非法律的观念上，去引导民众。但只是言语上的劝解也显得柔软了些，漫长的发展中或许对降低矛盾的产生有很大帮助，但对法的施行而言，同样是远远不够的。但“老冯”和“阿洛”所代表的作为，如果离了“杨阿姨”柔和的调解，法的行走将会更加困难。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即使看着难受且揪心。我一直认为法律的使命在理想状态下，应当是去惩治损害他人或国家等的利益的人，并以此减少不公平、不人道的行为的发生，但是仅仅凭借法律（或说仅仅凭借一字一句按照法条来实施法律）是无法实现这种理想使命的。我们必须要看到社会的复杂性，和法律的复杂性。在宏观的理想职能之外，还有很多细枝末节、却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多矛盾，同样是法律需要去面对、克服的。
《马背上的法庭》刻画了一幅无比真实也非常艰难的画面，但并非没有希望。或许希这正在于从头到肚到尾，三个人的一同前行。乡土的法治，需要我们去深入地了解乡土，用多种的方式和态度，去面对它的顽固性和复杂性。
参考文献：
1.吴冠平：《95%的真实：刘杰访谈》
2.苏力：《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
3.苏力：《崇山峻岭中的中国法治——从电影<马背上的法庭>透视》
4.苏力：《社会转型和中国法治》
5.雷建军、杨慧：《故事片外衣下的纪实力量——<马背上的法庭>的导演手法分析》
6.禹丽莎：《浅析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乡土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以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为背景材料》
7.王华：《影像中的“父子”叙事与隐喻——对电影<马背上的法庭>的解读》
原作于 2016年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