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光 • 哭声:理性的诱惑——韩国电影《哭声》发微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约伯记》
电影《哭声》是韩国导演罗泓轸的第三部长片，于2016年上映，同年入围了第69届戛纳电影节非竞赛单元，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取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同时，因为其独特的题材和叙事手法，影片也造成了很大争议。影片通过大量运用蒙太奇手法，制造出了一场波诡云谲的戏剧梦魇。罗泓轸导演一直以犯罪类型片为擅长，可是电影《哭声》却打破了一般类型片的惯常模式，不禁让人想起黑泽明享誉影坛的名作《罗生门》。同样是在一种风雨不透的叙事中，影片的主人公被逼迫在相信与怀疑之间不断地作出艰难的，甚至是近乎不可能的选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导演的野心，即便这一野心也许导演本人都不曾意识到。
影片的叙事，必须承认，是存在瑕疵的。这种瑕疵几乎可以说饱含着“恶意”。导演似乎是在刻意禁止我们了解所谓“故事的真相”。这种努力是昭然若揭的，毋需多言。只要看一看导演的映后访谈，就不难感受到，其对于观众表达出的好奇心是怎样地兴趣阙如、敷衍了事。但是，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故弄玄虚”，也就不可能让人产生观影过程中那种信念的链条突然遭遇断裂的震撼体验。那么这部电影还能否引起笔者的注意，就成了疑问了。
网络上对电影情节和人物角色的分析文章很多，笔者在这里就不赘述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阅读研究。我的兴趣不在于此。这部电影对于笔者的意义，用卡夫卡的一句话来说，就好比是砸开我心中冰封的海洋的一把斧子。它唤醒了某种一直沉睡着的冲动。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的世界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无法闭合的，即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清晰的意义系统。谁是善人？谁是恶人？；谁是拯救者？谁是加害者？无论哪一种解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依据，但又没有哪一种解释能够完美地将所有的情节缝合起来。电影作为一种运动地影像的艺术，其形式永远是大过内容的。换言之，叙事手法远比故事本身要重要得多。所以，笔者认为，影片最后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看似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结构形式，恰恰是指向电影意义内核的最要紧的一块路标。很多影评人非常执着于还原、揭秘故事本身，力图找到影片暗藏的“真相”。他们认为只有搞清楚导演到底在讲一个什么故事，我们才能彻底理解这部电影。而我认为，这种努力是没有意义的，且是徒劳的。因此，我斗胆将关于影片诸情节的争论都暂时悬置起来，直接从一种直观性的体验谈起。
《哭声》向我们展现了人类的一种悲剧性的存在状态，这在电影中具体表现为各种无辜之人的受难。一座安静祥和的村子里，突然接二连三地出现种种灾祸，而且这些灾祸仿佛没有来由一般，宛如天降的厄运。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叫“无妄之灾”。这种灾祸在原本的基础上更加倍了人所承受的痛苦。如果一个人因为作恶而遭到了报应与惩罚，这对我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甚至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善恶本就应当有报。这不仅是出于我们朴素的认识，也是道德的一种要求。人是难以承受没有理由的痛苦的，他必然要自己去寻找原因。于是，便由此展开了影片的怀疑之路。观众沿着这条路被带入了一片晦暗幽深的丛林。谁是作恶者？谁该为村子里出现的灾祸负责？这成了令主人公和观众都备受折磨的问题。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个问题逐渐被另外一个问题所彻底取代。
主人公钟久是一位普通的刑警，在工作中常常示人以胆小、无能的形象。这种软弱的性格完全地体现在他的信仰上。当村子里刚刚发生第一起凶杀案时，他虽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惊骇，但是他并没有立刻就放弃秉持了多年的对科学或者理性的信念。甚至在村民中已经开始流传起关于邪术作祟的流言时，他也表示了嗤之以鼻的态度。然而，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转折点就是其女儿的受难。如果说降临于他人身上的灾难对我们来说仅仅是一种现象的话，那么降临于己身的灾难，对于我们的意义，则是本体性的了。钟久也正是从女儿受难开始，才彻底丧失理智的。也是从此刻起，钟久的世界观彻底地坠入了一个充满怀疑、混乱不堪的深渊。到此为止，是导演试图让我们去相信的事实。话虽如此，问题在于，理智真的是那样容易被抛弃的吗？人真的具有这样强烈的激情，能够使他罔顾理性的诫命行事吗？
当我们因为无辜受难而陷入极大的痛苦中，同时又遭到各种意见的蛊惑、折磨时，我们能做什么呢？钟久的选择，仍然是求助于理性。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主人公在遭受如此惨痛的苦难之际，还能够冷静地去进行“本质直观”。有观众将钟久求助巫师为其女儿驱除邪灵这一行为视作其信仰转变的标志，这是不正确的。钟久自始至终都未能确立真正的信仰。其女儿作为无辜的受难者，身上发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固然让他感到恐惧和不知所措。这从他对邪灵作祟之说前后态度的转变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诚然，遇到这种情况，任谁都难免病急乱投医。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对于女儿的受难，这一经验事实，钟久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地反抗过。直到影片末尾，他仍然在撕心裂肺地追问：“那家伙为什么，到底因为什么，会这样做？”为女儿的受难找到一个确定的理由对他而言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他已经到了慌不择路的地步，他拼命地抓住每一个由自己的判断所允诺的生机，但是才握在手中，就立刻像沙子一样流走了。根据肉眼所见的种种现象而进行的推理判断根本就无助于拯救他的苦难，反而让他在怀疑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为什么钟久要不停地作出判断呢？这个问题也许会让人感到十分荒谬。自己的女儿已经因为不知名的原因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了，作为父亲，怎么能不想尽一切办法来救她呢？如果在日常生活中问出这种问题，确实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但是《哭声》是一部带有宗教色彩的电影，其主人公的遭遇堪比宗教中的受难者。从这一视角下进行观察，钟久的行为才能获得另一维度的意义。
人是否拥有对经验事实进行反抗的权力？又怎么样去反抗呢？钟久能够否认其女儿已经受难这个既成事实吗？我现在仍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在父亲的灵堂上，我曾经那样热切地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梦幻。父亲没有死，他身上的疾病、痛苦都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会一直和我们快乐地生活下去，直到永远。但是转念一想，这如何可能呢？是啊，这是天方夜谭啊！人死不能复生，这岂不是铁的规律吗？自己的想法是多么荒谬和可笑。简直像一个蒙昧无知的野蛮人。可是，这种冲动，这种扯断一切蛮横无理、冷酷无情之锁链的冲动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多年以后的今天，它仍在我的胸腔中沸腾。是的，我仍然不愿承认，父亲之死，将是一个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不论理性许诺我以怎样的智慧和幸福，都无法铲除这一固执的愿望。但这一愿望无论在哪里好像都得不到半点支持，能得到的只有冷眼和嘲弄。
影片中，钟久岂不是也备受奚落吗？可曾有人来安慰过他呢？毫无疑问是没有的。他并不缺少回答，或者说告诫。苦难是一个迷，它借人之口不断地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哪一个不曾伴随着人的哀嚎呢？而理性好像手握优先解答权一般，不厌其烦地为人提供各种答案。理性的逻辑是如此这般的：你受苦了，对此你必须拜服，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然后，你还得为你的苦难找到原因。你要反省、忏悔、赎罪，你得为之充分付出代价。这是你的伦理责任，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光如此，你甚至还得对此心存感激，你还得从苦难中感受到恩典。否则，你如何达到至善呢？要知道，理性对于人存在于苦难中这一点是心知肚明的，它从来没有装傻过。理性强调地是一种对苦难的认识，或者说理解。一把刀划伤了我，我便恐惧它、远离它。谁敢不承认这个呢？那就让他尝尝刀锋的滋味。理性不也正是这样来恫吓我们的吗？但理性却不允许我们恐惧，因为恐惧之人注定是不幸福的。他要求我们认识到：是你碰了那把刀，是你的错。刀是无辜的。它的锋利哪里妨碍到你了呢？你应当正确地使用它。当你认识到这一点，你必感到喜悦，并由衷感叹：理性是生活唯一的指南。认识规律，认识永恒存在的必然秩序，实在是人之至福。总之，恨或者诅咒是万万不能的，这是孩子气的、未经启蒙的表现。谁要是胆敢声称：“去你的理性，承受痛苦的是我的血肉，什么秩序、规律统统滚蛋，它们只会压迫我、奴役我，使我的存在陷入一种孤苦无依的境地。刀锋应当惧怕我的意志，它永远不能也不会划伤我。就如同上帝向我们许诺的一样，地上的一切皆是为人所造的。”那么，他必被指认为疯狂的无可救药之人。因为他不可理喻。他对于统治着世界上所有人头脑和心灵的东西居然不屑一顾、弃若敝履。天底下还找得到比他更胆大妄为之人吗？
无论是日本老人、巫师、白衣无名氏，还是牧师，乃至村民们，他们无一例外，都只是理性的化身。他们都要开口说话，都争抢着要解答苦难的谜语。相信我，你就得救。对我的言语不要怀疑，怀疑是一种罪。影片通过对善恶势力的刻意模糊、混淆和颠倒，仿佛是在对人进行试炼。人没能经受得起试炼，最终导致了魔鬼的全面胜利。可是，谁赋予了它试炼人的权力呢？要知道，苦难从来都不要求人回答，它要人睁开眼看。人在天上时可曾有过苦难呢？人在吃了知善恶之树上的果实后，才有了苦难。
影片中有几场戏通过镜头的拼接，刻意干扰观众的判断，令他们分辨不出人物的善恶。这当然是导演有意为之的。但导演这么做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体现出神与魔对人灵魂的争夺，以及人因为意志的软弱而必将倒向魔鬼这一遗憾的事实。导演是想通过这一叙事手法本身迷惑我们，使我们体悟到善恶之分并非是究竟的。通常我们认为，神代表着善，而魔鬼代表着恶，这也是理性的看法。要知道，理性一直将上帝的存在设立为实现至善的前提和保证，以此来解决善人于此世得不到幸福的矛盾。上帝变成了大法官，最终一定会判人善恶，使报应得偿，善者进天堂，恶人下地狱。但是，经上却说，上帝是全能的，祂的能力不是在善与恶之间选择善的能力，而是使世界脱离恶。上帝是超善恶的，祂在善恶的彼岸。
由此我们才得以进入影片的意义内核。罗泓轸导演并非是想让我们在观影结束后产生一种辨别善恶的焦虑。他的目的，是想向观众展示一种可怕诱惑的真实形象。这种诱惑就是理性的诱惑。正是这种诱惑，让人在遭受苦难时拼命得寻找理由、原因，使人无力进入真正的信仰的领域，反抗命运对他的伤害。
有两种上帝，一种是被理性所认识的上帝，这个上帝也要服从于理性的法则；而另一种，则是在个人的精神体验中亲见的上帝，是约伯的上帝。因此，同样也存在两种信仰，一种是被理性证明，并且依靠于理性证明的信仰；另一种则是绝望的抗争。它要求人必须调动起全部意志的力量和激情，挣脱理性对思维的束缚。所以，这种信仰是无法理解的，是荒谬的。但正如德尔图良所言，“唯其荒谬，所以相信。”而谁用理性寻找信仰的依据，则只能找到死亡。
人对于苦难的不接受和抗争显示了人的超越性，人永远不能满足这种悲剧性的存在状况。人内在的有一种要彻底摆脱苦难，摆脱备受限制的不自由状态的冲动。而理性就起源于对这种冲动的压抑。苦难扯掉了理性虚伪的面纱，释放了人心中被压抑已久的愿望。人已经清楚地知道，无论理性怎样地劝慰和许诺，在前面等待他的只有无尽的痛苦和死亡，也就是和数不胜数的被造物一样的命运。所以，他必须发起绝望的、荒谬的斗争。他不再去试图证明苦难的“正当性”，而是由服从必然性的统治转向寻求“可能”，他睁开了紧闭已久的眼睛。因为在这种时候，唯有“可能”才可以拯救他。而所有的“可能”最终都指向一种可能，那就是上帝是无所不能的。祂必能拯救人。因为人是照着祂造的，祂造人出来不是为了折磨人，使人受苦的，而是为了与人共享祂所造的一切。就如同《启示录》中所言，“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