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06-21

王传言 • 雁南飞:60年前苏联电影，讲述女人的史诗，获得金棕榈奖

60年前苏联电影，讲述女人的史诗，获得金棕榈奖
主编：王传言

在无数个被推荐的20世纪经典或者必看的电影版本中，有一部前苏联诞生于1957年的电影总是能够位列其中，它就是《雁南飞》。而在中国，1957年照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大鸣大放”和“引蛇出洞”开始了，无数的知识分子“遭殃”。而在接下来的“十年浩劫”里，人们都疯狂地进行着非理智的行为。而这部前苏联的电影，却没有丝毫政治隐喻，它是在静静地讲述一个爱情故事，一个发生在战争时期的爱情故事，而恍然之间已经60年过去了，但它传递的价值却在60年后熠熠生辉，让观众扼腕感叹不已。

开始就被吸引，洒水车是不文明的隐喻。
影评人告诉观众，长镜头和升降镜头，是这部电影的特色。而在开场戏里，鲍里斯和薇罗尼卡在广场上的恋爱场景，看着天上的大雁南飞，而他们正在深情相吻的时刻，一辆洒水车打破了激情。或许，导演并没有特殊的隐喻，只是你若细心的话，看到今天中国城市里的洒水车，大概就能够了解到60年过去了。中国还是在重复着“老大哥”曾经的那一切，尤其是公共道德水平的提升上。洒水车是公共设施，是维护公共卫生，难道不应该以人为中心吗？所以说，冲破他们的其实存在着很多暗喻的内容，洒水车只是一个最大的突破点罢了。假如，没有战争，这两位主人公可能“现世安稳”下去，也可能演绎最好的平凡爱情之路。但，这样的话，电影本身就没有看头了。

男人总是罪恶的源泉，尤其是心怀鬼胎的男人。
鲍里斯堂兄马尔克也在追求着薇罗尼卡，纵使在和平时期。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戏，也能够勾起观众的兴趣。不过，导演根本不给马尔克任何机会，因为薇罗尼卡是直接拒绝的。连自己的手都不让马尔克摸。这当然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一个经常被拒绝的男人可能会做出很多超越能力和控制力的事情，比如说性侵。当鲍里斯参军之后，马尔克顺利将薇罗尼卡性侵并占有，成为名义上的“夫妻”。而这也埋下了女主角被世俗指责的阴影。但这一切都深埋起来，没有任何痕迹可以发掘出来。

无数次的错过，也难以赢得再相聚。
相聚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如果用这这句诗句表达的话，再合适不过。男女主角连最后一次告别也没有，鲍里斯参军，薇罗尼卡没赶上，连鲍里斯留给她的信也没有看到。他们最后告别的错过，其实就隐喻了最后的死别吧！在观众的心目中，大概都希望他们能够诀别，但导演刻意就是不让他们最后一次遇见。为何？电影的艺术大概如斯吧！而离别之后，薇罗尼卡的史诗其实刚刚开始，她势必将会陷入到“等待”还是“委身”的痛苦抉择之中。如果是“等待”，那势必是遥遥无期的，如果是“委身”，这势必又是违背自己良心法则的。

让女人漫无目的等待，其实是一个精神枷锁。
存天理，灭人欲。在宋明理学的世界里，对待女人经常有的就是守寡。所以，当林心如出演的《绣花修》里，无数次“沉猪笼”的镜头，其实是在向着传统说明什么。女人，在古代社会里，是第二性，是附庸，是男人的附属品。所以，男人有了三长两短，女人没有选择余地，只有选择守寡，只能默默坚守自己的所谓忠贞不渝。这，难道不是最泯灭人性的吗？人性者，注定是与性息息相关，而禁锢女人的道德枷锁，就是一份无形桎梏。《雁南飞》也是如此。当鲍里斯参军杳无音讯的时候，各种世俗的观点就来了。尤其是她“委身”马尔克的时候。

未过门的媳妇，也能和公公婆婆住一起。
在电视剧《闯关东》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小宋佳饰演的鲜儿并没有和朱传文结婚，只是青梅竹马，但在闯关东的路上以及之后住在了朱传文的家中。《雁南飞》里也如此，薇罗尼卡的父母在战争中死亡，她却被鲍里斯的父母收了。从前苏联到中国，竟然在这一点上获得惊人的一致。谁能够说，世界人性和人文的故事里没有交集呢？这就是最为鲜明的例子。而这样的居住，也注定了女主角的悲剧角色的形成。

到底怎么才叫“背叛”呢？广义和狭义。
《雁南飞》其实是在电影之外，告诉人们何谓“背叛”？在恋爱中，并没有什么“背叛”，在婚姻中呢？签订的婚约就是背叛的护身护吗？当然不是。“背叛”有身体上和精神上两个层面，电影中的薇罗尼卡在身体上被侵犯，并委身了别人，但是精神上却从一而终都是鲍里斯的人。所以说，每个婚姻之内的人，大概都有或多或少精神领域的出轨吧，这当然无伤大雅。因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当两个人了解越多，知道的细节越多，不如意也就会越多。而身体上的欢愉毕竟只是暂时的，只有精神世界的一致，才能够指向永恒之境。

在生与死之间，我们都应该思考。
爱人死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不仅薇罗尼卡这么想。那个伤员也这么想。对的，爱人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三毛在荷西死后，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最好答案。三毛的死是殉道意义的死，更是对爱情纯洁性的保证。《雁南飞》里，伤心欲绝的薇罗尼卡，在最后的一刻，听到“伟大胜利演讲”，决定活下去，这是电影的阶级性升华，但同样也是“败笔”所在。当然，放在1957年的前苏联，这样的“败笔”已经是少到不能再少了。只是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如何愉快地生，还是痛苦地死，这始终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