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6-30

调反唱唱 • 管弦乐队的彩排:管弦乐队的彩排

《费里尼画传》说[管弦乐队的彩排]是[舞国]和[月吟]的前奏，并这样写道：“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群体生活的主题，风格依然充满巴洛克式的夸张，并延续了费里尼一贯的洞察力，情节意在影射导演心中的现代危机感。它是对社交生活和政治生活那种世界末日般的讽刺”。
这部只有69分钟的荒诞喜剧在封闭的排练室完成，剧情就是一次管弦乐队的彩排，或者是一次电视台拍摄的彩排实录，一部伪纪录片。
开篇摄影机在室内游走，它捕捉到的是管弦乐队在彩排前的日常：听足球广播、调情、斗嘴、吃饭。在这里，摄影跟随现实，让这些日常生活琐碎以白描的手法自然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当摄影机对准乐队的乐手们时，拍摄手法依旧是现实主义的。可是，因为人物在采访面前的伪装，这部“伪纪录片”就失去了所谓的现实客观性，这明显故意的。在费里尼的观念里：“摄影机与物体之间，永远要加上创作者”，这也是他与同期新现实主义大师们的最明显不同。所以从这里开始，原本规矩的镜头运动开始变得狂野起来。
表面上这群管弦乐队成员之间的争吵是为自身所演奏的乐器正名，但诸如“长笛是鸡巴”、“小提琴是诱惑人的婊子”这样的话语代表的是当时的社会价值观，毋庸置疑这个管弦乐队是时代的缩影，一个微缩的社会。
此外，这些人物的性格与他们所演奏的乐器相对应。弹奏钢琴的人滔滔不绝，大提琴演奏者为人低调，吹长笛的女孩热情活泼等等。他们中有被音乐所带来的欢乐包围着的人，也有表面过于张扬但内心寻求他人认可的人。这些人物的性格设置体现出费里尼电影中的两大要素——狂欢与孤独。其中竖琴的演奏者——一个身材走样的中年妇女是塑造得比较精彩的人物。她沉溺在幻想之中，称弹奏竖琴的机缘是一场梦。面对来自乐队其他成员的嘲讽，她不以为然，在狂躁的气氛中依旧固执地自我沉溺，仿佛具有天然的防御性。
很快，这样一种假装闲适欢乐的气氛，被指挥员的到来打破。这个指挥员偏执古怪，他站立的位置象征着文明秩序中的权威，言语中带有说教性质，态度也极其恶劣，甚至有点神经质，是费里尼电影中常会出现的疯子减弱版。精神分析认为，文明的病变是引发个人的精神病变的根源。在记者针对他的单独采访中，这个穿着循规蹈矩的人哀叹旧有时代的一去不复返。他滔滔不绝在镜头前说起从前人们对于指挥员的尊敬，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处境：“指挥员就好比牧师，必须要有信诚者，但现在所有的信众都变成无神论者。”
因为指挥员与乐队成员之间的不和谐关系，排练告一段落，指挥师躲进房间生闷气，人们在排练室的角落里喝酒。接下来是一个爆发性的高潮，不满管制的管弦乐队成员们在墙上写着“打倒指挥员的标语”，朝标语扔脏物，砸烂墙上古典人物画像。一个安葬着皇室成员的古老建筑变成了现代炮火的战场。人们斗争的焦点早已从指挥师身上转移到了平日里斗嘴的同事。斗争升级，情况愈演愈烈，人们之间相互殴打，男人对女人施暴，有人甚至拿出了枪。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这是一场以对传统秩序的反抗为名义的集体性狂欢，是对肉体力量的激发，是与理性的天然对峙。少女嘶声裂肺，方才还文质彬彬的老男人正举臂呐喊，前后两种落差说明的不是人们的虚伪，而是在强调潜藏在人们内心的爆发力。
既然是即兴发挥的狂欢，也极其容易被另一个强大的力量所规训。当墙面裂开，一个黑色的巨大球体出现时，每个人都沉默了，他们重新拿起了乐器，恢复了理性。这个球体象征着宰制力强大的现代文明，让人联想到费里尼1973年的电影[阿玛柯德]。发了疯的欧吉叔叔爬上枯树撒野，谁也不能规劝他下树。可是当疯人院(规训力量)的医护人员出现，他的疯态即刻停止。在这部电影里，非理性的狂欢最多是造反，永远不可能变成革命。这就是1978年的社会政治现实，人们可以抱怨，可以反抗，却丧失了颠覆的力量，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精神压抑。
和[大路]、[卡比利亚之夜]的结尾一样，[管弦乐队的彩排]也收尾表现了费里尼电影里一如既往的绝望和孤独。疯狂戛然而止，人们站在方才的废墟中，听从指挥师的命令开始了演奏。当短暂性的狂欢结束之后，他们必须为了保全工作而恢复常态，被生活所折磨，不得不忍受着煎熬。规训是他们的宿命。
[管弦乐队的彩排]就风格上来说，看似玩乐荒谬，但在主题上却比费里尼之前的[阿玛柯德]，甚至是之后的[月吟]更严厉和更具有批判性。他抛除了与新现实主义唯一的联系——温情脉脉和仁慈心，对意大利人民的虚伪和矛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当假想的和谐之声停下之后，指挥师忘记了方才狂欢时所感受到的死亡与恐惧气息，他和之前一样严厉地批评所有人，像是轮回再次开启。片中所提出的问题永远没有被解决的可能，是对所有意义的否定之否定。
本文首发于《看电影》周刊，转载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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