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9-17
五行缺水 • 管弦乐队的彩排:《管弦乐队的彩排》：权力在黑暗中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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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黑暗：没有了场景，没有了争论，没有了画面，但是藏在暗处的声音却在说话：“音乐不带任何色彩，你们以为我是裁判？”说话的声音变成了质疑：“大号在哪里？你们再聊什么？”质疑又变成了命令：“再来一遍！”——于是音乐又重新响起。
黑暗只是关闭了摄像机，在一个管弦乐队的彩排现场，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继续有质疑，继续有命令，继续有音乐，“再来一遍”的故事里仿佛永远没有结束，没有结束的现场仿佛都指向了最后和谐的到来？当费里尼制造了摄像机的黑暗而只留出声音的时候，是不是一种有意而为之的暗示：场景和画面只是为了拍摄所需，打开或者关闭，根本不能让一场彩排走向终结——它完全脱离了拍摄的目的，变成了自为的存在。
而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目的就已经很明显了：协会的老头走了进来，他将曲谱放到了架子上，然后对着摄像机说：“我是抄写员，再过一年就退休了，音乐是我的生命。”如果这些话是在自言自语，可以看成是忽略了摄像机的存在，紧接着的一句话却提醒了这一次彩排的特殊场景：“我的唠叨是不是烦到你了？”对话产生了，很明显证明抄写员是在对话中，而他说话的对象就是摄像机。而当有人走进来的时候，这种目的性已经很明显了，他说：“听说电视台要做乐队的纪录片？”而老人接着他的话题说：“我已经说过了。”当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对这次纪录片的摄制也开始变成了话题：有人说，不要采访我，于是从摄像机钱走开了；有人问：是不是谁拿了好处？我们可以不接受采访，因为没有协议；还有人主动走近摄像机，拿着乐器自我介绍：“你采访我？我在皇宫里演出过。”
有人开始拒绝，有人自我推介，在近和远的关系里，摄像机始终作为一个在场者而存在，无疑，费里尼如此强调摄像机，并将它带到现场，似乎是为了打破第四堵墙，但其实，摄像机之存在，除了记录接下来彩排的全过程之外，也是作为一个特殊“观众”而存在——彩排其实不会有观众，它是在某种封闭的空间里进行，但是当费里尼将“观众”带进来，就变成了真正的在场者，记录之外则是见证这一场彩排如何会有不和谐，如何演变成暴力，又如何在混乱中重新寻找秩序——而当最后变成一片黑暗，摄像机已经不再记录场景，但是却依然是一种观众的存在，它记录了声音，甚至在“再来一遍”的命令中让这个过程完整演绎。
而最后的黑暗去除了画面感之外，却保持了某种隐秘：是不是演奏者会重新争吵？指挥者的权力会不会被重新架空？整个彩排会不会继续跌入到混乱中？而这些疑问看起来无解，却早已经提供了答案：混乱之后的秩序再现，争吵之后的命令表达，甚至暴力之后的音乐响起，都不是完成了最后的重建任务，它在循环中已经失去了了可能性：在黑暗之前，那把竖琴立在废墟中，像是一块墓碑，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哭泣声是对于迷失的反应——死亡已经抵达，最后的努力完全是徒然无用的，而这也成为一种社会的隐喻：后暴力社会，即使大家重新坐在一起，即使开始了重建，如果没有解决最本质的问题，那么暴力依旧会成为一种破坏力。
所以，这场有“在场者”的管弦乐队彩排，其真正目的在于揭示出暴力是如何产生的。当抄写员进入彩排现场，他介绍这个场地时，似乎就隐约传出此次彩排的特殊性：“这是古代的演讲台，后来是主教的墓地，1871年成为真正的演奏场地。”无论是古代的演讲台还是主教的墓地，仿佛都属于久远的历史，而这个久远的历史也成为一种封闭的结构，当音乐协会组织管弦乐队，当管弦乐队成员进入其中，是不是意味着这是一种闯入行为？在彩排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插曲是：一只老鼠被人发现，于是大家追逐，最后在墓碑后面抓住了它。老鼠不是闯入者，在人们的视野里，它却成为了一个破坏者，而其实将老鼠打死的时候，彩排人员从闯入者已经变成合法者，他们占据了这个空间，他们也可能改变这个封闭的历史。
音乐协会组织起这些爱音乐的人，组建管弦乐队，并进行彩排，其目的是重建音乐的秩序，而管弦乐队需要的也是众人配合的机制，但是这里的每个人其实都是分散的，他们身上更多体现的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和管弦乐队这个集体之间便不可避免产生矛盾。刚进来的时候，大家似乎还没有进入到排练的秩序中，有人看着封面是性感女人的杂志，有人在收听赛事广播，有人还在吃东西，有人游戏一般吹出了一个大气球，甚至有人还问：“《八部半》是不是一部精神分析电影？”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显然他们还没有那么进入到彩排的状态中，而这种分散性甚至自我性，其实已经根植在每个人的性格里，所以接下来他们都在介绍自己手里的乐器时，都强调了独一无二性。拿着长笛的男人说：“我的乐器与人类的声音最接近，这是一种神秘的声音。”而另一个男人手里拿着长号：“长号是独一无二的乐器，它表达的是寂寞。”拉大提琴的男人则认为，大提琴是乐队最基本的乐器，其作用无可替代，而拉小提琴的男人则说，小提琴才是乐队的心脏。
如果只是介绍自己的乐器，甚至只是把手上的乐器当成独一无二的存在，似乎也无可厚非，这就是所谓的“忠诚”：“乐器不会背叛你，一旦选择了就会永远忠诚于你。”但是这种自我褒奖慢慢进入了另一种状态：贬低甚至嘲笑其他的乐器和演奏者。大提琴嘲笑小提琴太女性化，小提琴则说大提琴是“渗透性的阴茎”；有人说“长笛是鸡巴”，有人说“小提琴是诱惑人的婊子”……于是攻击开始了。但是无论是之前的自我褒奖还是之后的相互攻击，都是一种混乱的表现，就像社会的存在一样，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以为自己找到了尊严，实际上是建立在树立敌人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在乌合之众的争吵之后，却出现了一个指挥家，他象征着维持秩序的权力：站在众人面前，站在彩排的台上，用指挥棒命令大家听从他的指挥。当出现不和谐音的时候，指挥会打断，然后让大家重新开始，其中还特别指出某些乐器，如何保持与整个乐队的协调。指挥者的作用不容小视，他甚至是整个管弦乐队的灵魂，而似乎也只有他才能让彩排进入到和谐状态。但是指挥者的特殊地位又让他拥有了超越个体的权力，他会命令竖琴重新演奏，他会生气地将曲谱扔掉地上，他会撅起屁股做出不雅的动作，而他在休息时强调的一种观点是：“音乐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需要的是习惯存在。”习惯存在就是习惯秩序，就是习惯规则，就是习惯权力，他把自己看成是国王，看成是牧师，指挥棒无疑变成了权力的象征。
也正是这种权力控制，终于使得每个演奏者开始反抗，当休息之后指挥者重新站在台上时，灯灭了，一片漆黑中燃起了蜡烛，而此时的彩排场地完全改变了模样：墙上涂鸦着各种标语，演奏架子被弄得满地都是，有人脱掉了衣服露出赤裸的身体，有人则钻到桌子底下和女人偷情，而大家对指挥者喊出的那句话是：“不要指挥！”在他们看来，指挥意味着死亡，管弦乐队意味着恐怖——不仅仅是反抗，还意味着颠覆，当指挥者被赶下台，他们搬出了一个巨大的节拍器，“节拍器万岁！”他们用节拍器取代指挥，就是取消权力，回归到“自治”的状态中，“我们自己建立节奏。”但是这种行为在一群乌合之众中又无法成为一致性行为，有人又否定了节拍器的自治意义，用凳子将其砸破，于是暴力上演了：人们搬起凳子砸向他人，有人拿起蜡烛作为武器，而有个老头竟然拿出了一把史密斯·威尔逊枪，甚至还打响了这把枪。
从反抗到颠覆，从颠覆到暴力，无非是混乱的升级，而在震动中，一面的墙开裂了，一个巨大的铁球从外面砸了进来，一个女人被砸倒——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的种种混乱都是在破坏，但是无伤大雅，而当一个人被外力砸伤的时候，这种混乱就变得可怕，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于是沉默出现了，他们无措地站着。沉默而无措，是一种权力的真空地带，是疯狂之后的理性回归；他们需要什么？当然是另一种秩序，另一种权力。于是指挥再度拿起了指挥棒，再度走向了指挥台，“每个人应注意自己的乐器，音符能拯救我们，音乐能拯救我们。”
从最初颠覆权力，到后来让权力再次上台，这是一个回环，也是一个转折，但是在面对废墟面对混乱的时候，重新上台的权力真的能完成重建？每个人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拿起了自己的乐器，音乐响起，节奏出现，似乎比之前更具有了和谐性，这是权力的建设性作用，但是，这只不过是人们对于暴力的一种躲避，只不过是对于战争的一种恐惧，只要每个人内心深处依然各自为政，只要权力系统用习惯让人们存在，这样的混乱还会再次上演，而音乐何在？节奏何在？和谐何在？黑暗中，一切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封闭的历史中，宛如坟墓，所有的声音只是死亡之前发出的某声叹息。
最后是黑暗：没有了场景，没有了争论，没有了画面，但是藏在暗处的声音却在说话：“音乐不带任何色彩，你们以为我是裁判？”说话的声音变成了质疑：“大号在哪里？你们再聊什么？”质疑又变成了命令：“再来一遍！”——于是音乐又重新响起。
黑暗只是关闭了摄像机，在一个管弦乐队的彩排现场，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继续有质疑，继续有命令，继续有音乐，“再来一遍”的故事里仿佛永远没有结束，没有结束的现场仿佛都指向了最后和谐的到来？当费里尼制造了摄像机的黑暗而只留出声音的时候，是不是一种有意而为之的暗示：场景和画面只是为了拍摄所需，打开或者关闭，根本不能让一场彩排走向终结——它完全脱离了拍摄的目的，变成了自为的存在。
而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目的就已经很明显了：协会的老头走了进来，他将曲谱放到了架子上，然后对着摄像机说：“我是抄写员，再过一年就退休了，音乐是我的生命。”如果这些话是在自言自语，可以看成是忽略了摄像机的存在，紧接着的一句话却提醒了这一次彩排的特殊场景：“我的唠叨是不是烦到你了？”对话产生了，很明显证明抄写员是在对话中，而他说话的对象就是摄像机。而当有人走进来的时候，这种目的性已经很明显了，他说：“听说电视台要做乐队的纪录片？”而老人接着他的话题说：“我已经说过了。”当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对这次纪录片的摄制也开始变成了话题：有人说，不要采访我，于是从摄像机钱走开了；有人问：是不是谁拿了好处？我们可以不接受采访，因为没有协议；还有人主动走近摄像机，拿着乐器自我介绍：“你采访我？我在皇宫里演出过。”
有人开始拒绝，有人自我推介，在近和远的关系里，摄像机始终作为一个在场者而存在，无疑，费里尼如此强调摄像机，并将它带到现场，似乎是为了打破第四堵墙，但其实，摄像机之存在，除了记录接下来彩排的全过程之外，也是作为一个特殊“观众”而存在——彩排其实不会有观众，它是在某种封闭的空间里进行，但是当费里尼将“观众”带进来，就变成了真正的在场者，记录之外则是见证这一场彩排如何会有不和谐，如何演变成暴力，又如何在混乱中重新寻找秩序——而当最后变成一片黑暗，摄像机已经不再记录场景，但是却依然是一种观众的存在，它记录了声音，甚至在“再来一遍”的命令中让这个过程完整演绎。
而最后的黑暗去除了画面感之外，却保持了某种隐秘：是不是演奏者会重新争吵？指挥者的权力会不会被重新架空？整个彩排会不会继续跌入到混乱中？而这些疑问看起来无解，却早已经提供了答案：混乱之后的秩序再现，争吵之后的命令表达，甚至暴力之后的音乐响起，都不是完成了最后的重建任务，它在循环中已经失去了了可能性：在黑暗之前，那把竖琴立在废墟中，像是一块墓碑，每个人的表情都很凝重，哭泣声是对于迷失的反应——死亡已经抵达，最后的努力完全是徒然无用的，而这也成为一种社会的隐喻：后暴力社会，即使大家重新坐在一起，即使开始了重建，如果没有解决最本质的问题，那么暴力依旧会成为一种破坏力。
所以，这场有“在场者”的管弦乐队彩排，其真正目的在于揭示出暴力是如何产生的。当抄写员进入彩排现场，他介绍这个场地时，似乎就隐约传出此次彩排的特殊性：“这是古代的演讲台，后来是主教的墓地，1871年成为真正的演奏场地。”无论是古代的演讲台还是主教的墓地，仿佛都属于久远的历史，而这个久远的历史也成为一种封闭的结构，当音乐协会组织管弦乐队，当管弦乐队成员进入其中，是不是意味着这是一种闯入行为？在彩排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插曲是：一只老鼠被人发现，于是大家追逐，最后在墓碑后面抓住了它。老鼠不是闯入者，在人们的视野里，它却成为了一个破坏者，而其实将老鼠打死的时候，彩排人员从闯入者已经变成合法者，他们占据了这个空间，他们也可能改变这个封闭的历史。
音乐协会组织起这些爱音乐的人，组建管弦乐队，并进行彩排，其目的是重建音乐的秩序，而管弦乐队需要的也是众人配合的机制，但是这里的每个人其实都是分散的，他们身上更多体现的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和管弦乐队这个集体之间便不可避免产生矛盾。刚进来的时候，大家似乎还没有进入到排练的秩序中，有人看着封面是性感女人的杂志，有人在收听赛事广播，有人还在吃东西，有人游戏一般吹出了一个大气球，甚至有人还问：“《八部半》是不是一部精神分析电影？”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显然他们还没有那么进入到彩排的状态中，而这种分散性甚至自我性，其实已经根植在每个人的性格里，所以接下来他们都在介绍自己手里的乐器时，都强调了独一无二性。拿着长笛的男人说：“我的乐器与人类的声音最接近，这是一种神秘的声音。”而另一个男人手里拿着长号：“长号是独一无二的乐器，它表达的是寂寞。”拉大提琴的男人则认为，大提琴是乐队最基本的乐器，其作用无可替代，而拉小提琴的男人则说，小提琴才是乐队的心脏。
如果只是介绍自己的乐器，甚至只是把手上的乐器当成独一无二的存在，似乎也无可厚非，这就是所谓的“忠诚”：“乐器不会背叛你，一旦选择了就会永远忠诚于你。”但是这种自我褒奖慢慢进入了另一种状态：贬低甚至嘲笑其他的乐器和演奏者。大提琴嘲笑小提琴太女性化，小提琴则说大提琴是“渗透性的阴茎”；有人说“长笛是鸡巴”，有人说“小提琴是诱惑人的婊子”……于是攻击开始了。但是无论是之前的自我褒奖还是之后的相互攻击，都是一种混乱的表现，就像社会的存在一样，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以为自己找到了尊严，实际上是建立在树立敌人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在乌合之众的争吵之后，却出现了一个指挥家，他象征着维持秩序的权力：站在众人面前，站在彩排的台上，用指挥棒命令大家听从他的指挥。当出现不和谐音的时候，指挥会打断，然后让大家重新开始，其中还特别指出某些乐器，如何保持与整个乐队的协调。指挥者的作用不容小视，他甚至是整个管弦乐队的灵魂，而似乎也只有他才能让彩排进入到和谐状态。但是指挥者的特殊地位又让他拥有了超越个体的权力，他会命令竖琴重新演奏，他会生气地将曲谱扔掉地上，他会撅起屁股做出不雅的动作，而他在休息时强调的一种观点是：“音乐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需要的是习惯存在。”习惯存在就是习惯秩序，就是习惯规则，就是习惯权力，他把自己看成是国王，看成是牧师，指挥棒无疑变成了权力的象征。
也正是这种权力控制，终于使得每个演奏者开始反抗，当休息之后指挥者重新站在台上时，灯灭了，一片漆黑中燃起了蜡烛，而此时的彩排场地完全改变了模样：墙上涂鸦着各种标语，演奏架子被弄得满地都是，有人脱掉了衣服露出赤裸的身体，有人则钻到桌子底下和女人偷情，而大家对指挥者喊出的那句话是：“不要指挥！”在他们看来，指挥意味着死亡，管弦乐队意味着恐怖——不仅仅是反抗，还意味着颠覆，当指挥者被赶下台，他们搬出了一个巨大的节拍器，“节拍器万岁！”他们用节拍器取代指挥，就是取消权力，回归到“自治”的状态中，“我们自己建立节奏。”但是这种行为在一群乌合之众中又无法成为一致性行为，有人又否定了节拍器的自治意义，用凳子将其砸破，于是暴力上演了：人们搬起凳子砸向他人，有人拿起蜡烛作为武器，而有个老头竟然拿出了一把史密斯·威尔逊枪，甚至还打响了这把枪。
从反抗到颠覆，从颠覆到暴力，无非是混乱的升级，而在震动中，一面的墙开裂了，一个巨大的铁球从外面砸了进来，一个女人被砸倒——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的种种混乱都是在破坏，但是无伤大雅，而当一个人被外力砸伤的时候，这种混乱就变得可怕，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于是沉默出现了，他们无措地站着。沉默而无措，是一种权力的真空地带，是疯狂之后的理性回归；他们需要什么？当然是另一种秩序，另一种权力。于是指挥再度拿起了指挥棒，再度走向了指挥台，“每个人应注意自己的乐器，音符能拯救我们，音乐能拯救我们。”
从最初颠覆权力，到后来让权力再次上台，这是一个回环，也是一个转折，但是在面对废墟面对混乱的时候，重新上台的权力真的能完成重建？每个人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拿起了自己的乐器，音乐响起，节奏出现，似乎比之前更具有了和谐性，这是权力的建设性作用，但是，这只不过是人们对于暴力的一种躲避，只不过是对于战争的一种恐惧，只要每个人内心深处依然各自为政，只要权力系统用习惯让人们存在，这样的混乱还会再次上演，而音乐何在？节奏何在？和谐何在？黑暗中，一切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封闭的历史中，宛如坟墓，所有的声音只是死亡之前发出的某声叹息。
管弦乐队的彩排Prova d'orchestra(1978)
又名：乐队排演(台) / 乐队排练 / Orchestra Rehearsal
上映日期：1978-11(芝加哥电影节) / 1979-02-22(意大利)片长：70分钟
主演：Balduin Baas/Clara Colosimo/Elizabeth Labi/Ronaldo Bonacchi/Ferdinando Villella/Giovanni Javarone/David Maunsell/Francesco Aluigi/Andy Miller/Franco Mazzieri/Daniele Pagani/Luigi Uzzo/Cesare Martignon/Umberto Zuanelli/Filippo Trincaia/Claudio Ciocca/Angelica Hansen/Kurt Kreuger/Paolo Fiorino
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 Federico Fellini编剧：Brunello Rondi/费德里科·费里尼 Federico Felli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