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为期七日的政治游戏的结果，是兰卡斯特所饰四星上将斯科特饮恨败北，在马区总统所象征的宪法的绝对威严下，他炽热的救国理想只得作罢，眼睁睁地看着总统在发布会上将其秘密组织解散。钻进座车，司机问倒，将军去哪？上将片刻沉吟，——走吧，回家。

64年诞生的三部影史级冷战电影，显而易见都是好莱坞对于“导弹危机”所做出的条件反射。库氏大作，是对冷战心态的弗洛伊德式分析；吕导名片，是对技术论支撑的“确保互相毁灭”原则荒诞性的揭露。此“核子焦虑”双壁，结尾不约而同的导向毁灭的结局，并且，二者谴责冷战政治性的批评视野，都是基于冷战双边的对抗结构的，换句话说，此二者仍旧是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的延伸。都在将苏联作为“外部性”的威胁之下将自身矛盾包裹起来，并不着眼在冷战体系下的内部架构，而是利用冷战如阴影一般笼罩性的外壳，避开对于美国政治的思考，直接选择性的强调原子化个人的意志和精神问题。《代码114》被冷战异化军官的纳粹倾向与性冲动，《核子战》则是将原罪开脱给了技术主义和ai智能。

相比于二者，大场面先生弗兰克海默此片，也的确逃不开核子问题，但在处理上，他并不再将美国置于一个先设的冷战框架中，去研判超级大国角力中美国的处境。而仅仅将冷战和苏联威胁视为一个触发点，由此进入对于美国内部问题——其制度和国家原则——并在一种涵盖冷战矛盾的总体视野下，去窥探美国民主意识形态和宪政政制的种种。而在此片中，弗兰克海默似乎抛出了一个没有作答（也或许其做了暧昧性的解答）的问题，也是美国人必须直面的问题：在“人权”、“自由”等价值哲学陈腐老套的答案背后，美国的民主和程序正义究竟要维护什么利益？保卫何种政治？

片中架空故事从“美苏达成毁核协定”开始，马区饰演的总统即将签署和苏联的协议，协议生效美苏双方将销毁各自和材料和核打击能力，世界将回到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之前，那个没有达摩克里斯之剑的时候。冷战——一种共同体间对峙状态，在世界历史上并非新鲜之事。但区别其不同的便是核武器的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几乎如履薄冰的殚精竭虑。这样一种恐怖的武器附着在意识形态天平的两端，构成了冷战的历史模型。核弹的消失，与启蒙运动一样，审判不再成为可能，这便是人类的又一次解放。也是基于这一种认识，总统达成了这个理想性的决定，这似乎是为了全人类而成就的。军方代表斯科特将军们，则并不认为毁核会让美国乃至人类收益，他们认为如果想当然地信任苏联人，自废武功无异于在两极政治的极端环境中束手待毙。于是总统和军方的分歧由此产生，而这或是影片问题关键所在——美国的民主，声称保卫普世的启蒙价值，但实际上做出决断的根本出发点，一定是美国极其公民优先的。这是一个尴尬的情形：并没有绝对的普世性，而是美国人的命比其他人的命更是命。其实这无可厚非，民族国家共同体优先维护自身及其国民利益，本来就是原则所在。但在片中，突出这样一重矛盾：当拥有合法性的总统不维护其国家利益原则之时，受拥戴的兰卡斯特将军政卞执行是否有正当性。片中用道格拉斯的角色外化了这样的争论。他一边不认同总统的天真，但又绝对忠诚于美国的宪政制度而站到了将军密谋的反面。按照美国宪政，这没什么可说，乱法违宪不可有。若要真正解决这样的困局，必须明确宪政的内涵，而对于这一种批判最为深刻者，便是卡尔·施密特。

显然，斯科特将军是一个施密特意义上的英雄人物。他的作为也正好对应施密特所鼓吹的“政治决断论”。而马区饰莱蒙总统、尤其是道格拉斯饰演的吉格斯上校，则绝对是施密特所反对的卡尔森式法律实证主义的小丑。总统，没能做出正确的决定，甚至可以说，他不堪为一个政治家，他与施密特的“政治”失之交臂，因为他根本没能“划分敌友”，而在与苏联的博弈中陷入人道陷阱丧失判断。吉格斯就更加得咎，他低幼到完全被法律实证主义压死，在本该代表国家利益做出决断时，他竟站到了对立面。

施密特主张“正当性优于合法性”。主权者要是被宪法框死而丧失决断，是极其无能的。宪政秩序是机械性的，政治例外只有靠超凡魅力的专政来对付，打破任何政治形式的秩序规约，这才是政治的实质。显而易见，在弗兰克海默给出的那样一个冷战紧绷微妙的体态中，斯科特才是头脑清醒的那个，他明白美国处于一种如何得张力之中，冷战则是一种随时转变为热战的动势，而此时核弹的保有便是维护自身利益的砝码，是强有力的战争准备。这如同魏玛时期追随霍布斯的施密特，认定保持一个强力的决策国家才是唯一正当。保卫自身利益，这也正是美国宪政的出发点和自然正当，如此，斯科特将宪法抛诸脑后的政治决断便是具有正当性的存在，它与宪法，说到底是维护基本利益的两个不同路向，当其中之一（宪政）面临干扰和休克，不再有决断力时，斯科特的越节救主便是完全的政治成熟。

拍出了《满洲候选人》，在那一时期对苏联最为警觉恐惧，具有极高政治判断力的弗兰克海默，虽然不能直接赞许片中斯科特的临危决断，但也在似有似无地暗示一种导演情怀的指向——让一直以正面银幕形象示人的兰卡斯特扮演施密特式英雄，（《纽伦堡》中他演了悲剧意味但犯下平庸之恶的帝国法官）让银幕形象正邪难辨多元摇摆的道格拉斯饰演骑墙者上校（想想道格拉斯《洞中王牌》《玉女奇男》中道德感模糊的形象）让中年发福、银幕形象向诙谐转向的马区扮演批判力暗中所指的总统（《风的传人》中马区有几乎一样的愚蠢的理想主义者形象）在这样一种演员对于角色的外在参照中，导演的倾向性不动声色地选定了站位。弗兰克海默高超的隐喻表述，也就在影像发生的周边给出了决断。